光明日报通讯员 张桂芬 光明日报记者 严红枫 陆健

南朝梁任昉《述异记》,有一个“烂柯人”的典故:“信安郡石室山,晋时王质伐木至,见童子数人棋而歌,质因听之……俄顷,童子谓曰:‘何不去?’质起视,斧柯尽烂。既归,无复时人。”

信安郡石室山,就是浙江省衢州市的烂柯山。“烂柯人”王质遇仙的故事,常常被世人形容沧桑巨变。

烂柯山下,在衢州市柯城区花园街道,有个近千年的村落——上洋村。该村延续了一个千年习俗:亲朋共餐共食,筷来箸往,亲密无间。

3月22日,在全国千千万万个乡村中,上洋村第一个让公筷公勺走进了《村规民约》。

1、《村规民约》破例增补什么

1992年,为化解分田到户的矛盾,上洋村结合实际,制定了本村首个《村规民约》,28年来,全体村民共同参与村级治理,形成村务公开、透明的治理模式。

作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上洋村在村级换届之后,按照惯例每三年才修改完善《村规民约》一次。今年3月中旬,村两委破例提出要在《村规民约》中商讨是否增补使用公筷公勺。消息传开,全村关注。街道和村委会广为宣传: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实行共餐制的国家之一,而共餐是疾病传播的重要根源。

衢州烂柯山传说(浙江衢州烂柯人)(1)

衢州古城新市 许军摄/光明图片

2018年9月,衢州市一位在家里坚持近20年用公筷公勺的90岁老人给衢州市委、市政府写信,倡议使用公筷公勺,此信引起市委书记徐文光的高度重视。其时,衢州正在制订市民公约《衢州有礼20条》,其中第九条“桌餐不翻菜,提倡用公筷”,恰与老人的建议一致。衢州因势利导,在全市推行使用公筷公勺“进机关食堂、进包厢餐桌、进校园课堂、进社区家庭、进法规公约”等活动。

两年来,衢州市餐饮服务单位已经全面执行公筷公勺。但是,在千年习俗面前,尤其是在农村,公筷公勺的习惯并没有培养起来。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3月21日上午,花园街道干部、村两委、村民代表和生产队长20人,齐聚上洋村村委会议室,就准备启动《村规民约》增补使用公筷公勺进行讨论。村党支部书记黄岳华抛出议题,立即引起了热烈的争论。

开始,有人仍不以为然:共餐共食、箸来筷往,图的是热闹,也向来是朋友间表达亲密的方式。使用公筷公勺不是显得既矫情又生分了吗?是否小题大做了?

“一家人住一个屋檐下,生病了要传染,靠公筷也防不住啊!况且吃个饭就几分钟,筷子换来换去太麻烦了。”也有人说,跟公婆一起住,老人爱用自己的筷子给小辈夹菜。虽然也曾经提议用公筷,没想到遭到老人强烈反对,差点引发家庭矛盾。

有人顾虑,倘若写进了《村规民约》,就要确保真正实施。但真的要实施,谈何容易?如果形同虚设,就会影响《村规民约》的权威性、严肃性。

2、公筷为何难落地

上洋村的现状和争论充满共性。

新冠肺炎疫情再一次引发了全社会对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的大讨论。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首都文明办主任滕盛萍说:“我们有必要开展一次餐桌上的革命,舌尖上的文明,那就是公筷公勺行动。”

衢州烂柯山传说(浙江衢州烂柯人)(2)

3月22日,上洋村召开全体党员和村民代表大会。柯城区委宣传部供图

其实,比起分餐制,使用公筷公勺并不会少了餐桌情谊,大家还是一桌吃饭,一起分享美食,只不过多了一道盛饭的工序而已。那么,推行公筷公勺为什么难落地?究竟难在哪里?

专家分析,首先是难过人情关。围桌共食、相互夹菜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饮食习惯,它能一下子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一直以来,没有人认为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的行为,反而认为使用公筷显得生分,让人感觉感情冷淡。即使外面餐馆提供公筷,不少人也觉得两双筷子换来换去很麻烦。

其次,公众健康意识不足。从卫生学的角度来看,共餐食物会传播疾病,但很多人没分餐意识,分餐或使用公筷反而显得“另类”。

最后,“好了伤疤忘了疼”。非典时期,不少地方都曾经出台过关于推进分餐制的指导政策,大家积极响应。但随着疫情过去,由于条例缺乏强制性和实施细则,很多规定和倡议最后不了了之。

上洋村村委会上,有人无奈地说,自己做生意,常年在外应酬。有些与工作相关的饭局往往坐满一桌陌生人,少则五六人,多则十来人,根本不知道对方健康状况。有人夹菜时爱在盘子里挑挑拣拣,有人喝汤不用碗,从盆里一勺一勺地舀着喝,甚至还有人把咬过的黄瓜往蘸酱里蘸。提醒别人用公筷公勺挺失礼的,像嫌弃别人脏一样,只好假装不饿,少吃或不吃。

而此次疫情的发生,再次成为推广分餐制、提升“舌尖上的文明”的一次契机。

3、好习惯是养成的

衢州是一座有18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素有“东南阙里、南孔圣地”美誉。今年1月24日,衢州在浙江省率先发布《关于“防疫保安全、有礼过大年”的倡议书》,呼吁群众重视养成良好习惯;2月,衢州又发出《关于使用“公筷公勺”的倡议书》《餐饮业复工“10个100%”要求》《“公筷公勺进家庭”十一条》等刚性配套举措。

3月1日,衢州市柯城区创新开展“21天文明行为习惯养成计划”主题系列活动,短短数天时间,超过60万人次关注,有3万多名群众参与其中,宣传覆盖家庭56071个,面向企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签订集体责任书18591份,发放公筷49736双,公勺47324个,开展检查334次,辖区2177家餐馆响应活动使用公筷公勺。

衢州烂柯山传说(浙江衢州烂柯人)(3)

村民展示公筷公勺 柯城区委宣传部供图

“既然已经认识到危害这么大,我们就要有勇气、有责任、有信心去改变它。”先后担任上洋村村主任、党支部书记33年的黄岳华说,“要改变习惯的确不容易。但我们村作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就应该在推动这项工作中带好头!我们村里的共产党员更要带好这个头!”

村委会上,认知终于达成一致。

3月22日,上洋村召开全体党员和村民代表大会,对2018年修订的《村规民约》,就关于是否增补公筷公勺等文明行为的决议举行投票,获得参会51名党员、村民代表全票支持。会后,村两委、联户党员还为村民每家每户送上了公筷公勺。

3月26日中午,在村民孙食堂家里,记者看到他和82岁的老母亲正在分餐吃饭。他告诉记者,老伴去杭州带孙子了,家里只有自己和老母亲两人。

“分餐吃饭,一开始老母亲觉得有点别扭,但这两天好多了。”老孙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只是还经常忘记,不习惯。”

“好习惯是养成的!”村妇女主任罗春莲鼓励他说,为了帮助小孩子消化,老人都是嚼碎食物喂孩子,过去这些都习以为常,以为这就是亲情、热情。但现在大家讲卫生了,逐渐也就看不到这种喂养方式了,所以只要坚持,习惯就能改变。

中午11:30,记者走进村民龚诚家,看到大约20平方米的客厅餐桌上已有3个菜,四周摆了6只碗、12双筷子,中间还放了勺子、筷子各一副。

“我们一人两双筷子。”龚诚告诉记者,那银灰色的公筷公勺是村委会送来的。

“会嫌麻烦吗?”记者问。

“都是为我们好,为大家好,怎么能嫌麻烦?”龚诚笑着说,“应该会慢慢习惯的。”

正说着,龚诚14岁的儿子邵雄辉又端上来一盘菜。记者问他:“喜欢用公筷公勺吃饭吗?”

“我喜欢的。”邵雄辉腼腆地说,“这样,我就不会吃大人的口水菜了。”

4月5日中午,记者又来到吴林忠家中,他正准备招呼98岁的老父亲吃饭,桌子上每人摆了两副筷子。

“老人家,您家里吃饭用公筷吗?”记者问。

“用的、用的,公筷还是黄书记发的呢。”老人指着黄岳华笑呵呵地说。老人的身体硬朗健康,思路清晰。

吴林忠兄弟几个,把父亲接到家里轮流照顾。“俗话说,积习难改。我们曾经还担心分筷分勺,老人会不习惯,不高兴,说我们用公筷是瞎讲究。想不到父亲会这么开明。”吴林忠说,“父亲年纪这么大了,还在争取改变习惯,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遵守《村规民约》。”

“疫情当前,人们的健康意识被唤醒。在此契机下提倡使用公筷,加大宣传力度,就会事半功倍。”花园街道党委书记严声建说。

4、《村规民约》村村有约

“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一个过程。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已经付出了巨大代价。否则,让公筷公勺走进《村规民约》,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柯城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邱雪萍说,“中国的新风貌不仅展现在众多的摩天大厦和现代化的交通网络上,而且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卫生的环境以及健康文明的生活习惯上。尤其在广大的农村,更是如此。”

这正是上洋村让公筷公勺走进《村规民约》的意义所在。

“天下大事必做于细。”文明是一篇大文章,不从一件一件小事做起,大事只不过是“空中楼阁”,无从落地。

“不妨就从下一顿饭做起。”疾控专家刘卫平说,“就餐时要大胆地提出使用公筷,而不应该碍于面子而维持原状。使用公筷就是保护你我,体现真正的尊重与关爱,也是时代进步的标志。”

有专家认为,上洋村将推行公筷公勺既放在村民自治大背景下,又找到利用村规民约助推的科学方法,进而引导村民共同遵守新规、倡导新风,这正是一种符合乡情、可操作的好方法,也体现了乡村治理的智慧,其经验做法值得借鉴。

“上洋村与时俱进,让公筷公勺走进了《村规民约》,在全区行政村传统乡村社会治理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表率作用。”衢州市副市长、柯城区委书记徐利水说,“柯城区以前是倡导,现在会义务性规定,力度更大、范围更广。最终,让文明行为从政府倡导变为公众生活中的自觉行为。”

记者了解到,柯城区以上洋村为示范点,通过全城覆盖、全员培训、全域推广、全面激励、全程督查,执法惩戒等一系列硬核举措,推进移风易俗建设文明乡风,促使人人摒除以往陈规陋习,自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衢江区请区长当主角,拍摄使用公筷短视频,做健康用餐的示范者;龙游县进行“筷乐”家庭评选,以点带面全域推广;江山市制作“黑白配”识别公筷,每套餐具配套黑的是私筷、白的是公筷;常山县专门定制带有“有礼”城市品牌的公筷公勺,奖励给标杆餐饮企业以及每月“有礼红榜”上榜的家庭;开化县将公筷公勺使用与尊老爱幼、邻里互帮、个人征信评价等结合……

“《村规民约》是衢州市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建设的‘利器’,一直以来,衢州市着力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最基层下移,全市1482个行政村‘村村有约’,当前正着手修改完善,做到与时俱进。”徐文光表示,疫情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提升社会文明、培育健康文明新风尚的契机;是一场大考,更是一场检验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试金石。衢州市将进一步完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衢州素材”。

《光明日报》( 2020年04月07日0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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