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乾隆时代起，以英国为代表的“现代性”开始在全球扩张，这是传统中国从未遇过的时代课题。清王朝开始面临“夷夏之辨”与“满汉之别”、文化双重跨越与身份双重认同的困境：对外强调“夷夏之辨”，以“华夏”代表自居，强化、固化“华夏”认同象征体系；在“华夏”内部，又坚持不懈地强调“满汉之别”，强化、固化作为统治者合法性之一的“满洲”认同象征体系。乾隆甚至将“马步箭弓刀石”等工具作为一种神圣的符号化和纯正的意识形态化身，作为民族身份认同的标志，同时必然要将“异物”作为异端的符号化、意识形态不纯正、丧失民族身份认同的标志。乾隆如何面对、理解、处理这个时代课题，为近代中国定下了基调。在这种双重认同困境背景下，晚清统治者对中国近代社会面临现代性转型的反应非常迟滞，甚至连对本政权至关重要的先进武器和现代机器的引进、军事组织制度的变革等态度都非常消极，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这也是清王朝最后覆亡的重要原因。乾隆时代（1736—1796），现代（Modern）世界早已诞生，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开始并迅速发展。若从中国传统标准来看，乾隆时代文治武功，确是传统意义上的“盛世”。但是，以英国为代表的“现代性”开始全球性扩张，这恰是乾隆时代必须面对的一个传统中国从未遇到的时代课题。乾隆皇帝如何面对、理解这个时代课题，对近代（Modern）中国的影响既深且远。因此，乾隆时代如何面对、理解这个前所未有的时代课题，是分析、理解、评判这个时代的重要因素。
一、中国传统“天下观”
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核心是“华夏中心论”，即天下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其他都是边缘，而且由“边缘”渐成“野蛮”。
但在现实中“华夏”不能不与“狄夷”接触，孔、孟都提出要严夷夏之防。先秦到两汉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奠基时代，也正是在与其他国家交往中，对华夏以外的世界或者作了“妖魔化”处理，或认为是“禽兽”“人面兽心”，种族低劣；或认为其文明、文化上的低劣，以此妖魔化的“他者”为镜像，塑造、形成了自己的种族或文化优越、优秀、高尚、高等的形象。以此为基础建构的华夷二元对立世界观，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这种居高临下，俯视其他文明、文化的华夏中心论在处理、对待与他国的关系中，制度化为以中国为宗主、他国为藩属的“宗藩体制”，或曰“朝贡体制”，以此规范“华夷秩序”。这种“华夷秩序”中，中国的“皇帝”是承受天命的“天子”，“天子”是最高的道德“天道”在人间的化身、代表，代“天”来执政“天下”。所以，“天下”其他国家只能是中国的“藩邦”“藩属”“属国”。
从文献记载来看，较为确实的朝贡体制从周代的五服制发展而来。汉唐时期，朝贡体制已得到确立并进一步发展，自汉武帝起，能否“四夷宾服，万国来朝”成为统治者是否英明、王朝是否兴盛的重要标志，甚至是其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之一。所以，新王朝建立通常都要“诏谕”属国向新王朝称臣纳贡。到明清时，有关各种规制已相当精密，其主要内容是“藩属国”要按时、携带特定贡物、按照指定线路（贡道）到中国京城、住在指定馆邸、按照指定礼仪，将贡品向中国皇帝呈送。作为宗主国，中国皇帝要对朝贡国“还赐”；如果这些属国有新统治者即位要由中国皇帝册封，即颁发敕文（诏敕）承认其地位。
“华夏中心”的“天下”观必然要在国家体制中得到反映、体现。其他国家都是中国的“藩属”，所以中国对外只有“理藩”而无“外交”，管理、接待藩属朝贡的机构在清代由“理藩院”和“礼部”分掌。
二、“中国粉碎论”与“英夷膝盖不能弯曲论”
当时中国的外贸主要是向英国出口茶叶、瓷器、丝绸、大黄等物品，而中国进口主要是钟表、八音盒、自动机械玩偶等各类西洋奇珍。这些西洋奇珍，主要是为皇家供应，所需非常有限。相对于出口额，中国从英国的进口额实在微少。长年累月，中英之间形成了巨大的贸易不平衡，中国是巨大的顺差，英国是巨大的逆差。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开始数十年，极欲扩大商品市场，英国国王派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为特使，率领有700余人的庞大船队从英国来到中国，企图打开中国市场，改变中英贸易的不平衡状况。这位大英帝国的特使以为大清乾隆皇帝祝寿为名，实想为经济正在飞速发展的英国开辟一个巨大的商品市场。他有两个具体目标：一是希望清政府开放市场，扩大与英国的贸易，对中国并无领土野心；二是在中国首都设立常驻外交机构，建立经常性的外交关系。
时处盛世的大清王朝，上上下下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人认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与意义，反而满心欢喜地以为这是“吾皇”天威远被，使远在天边的英国与其他藩属一样，因仰慕中华文明、诚乞教化而远涉重洋来为大清皇帝纳贡祝寿，主动成为中国属国。中国地方官在翻译英方有关信函时，理所当然地以自己的话语系统将其格式、用词译成下对上的禀贴，来华英使臣被译成“素沐皇仁，今闻天朝大皇帝八旬万寿，未能遗使进京叩祝，我国王心中惶恐不安。今我国王公选妥干贡使马戛尔尼前来，带有贵重贡物，进呈天朝大皇帝，以表其慕顺之心”。“十全老人”乾隆皇帝阅后大喜，批示：“其情词极为恭顺恳挚，自应准其所请，以遂其航海向化之诚。”马氏一路受到中方热情款待，但其船队却被插上“英吉利贡使”的长幡，在他们的礼品清单上，“礼物”被改为“贡物”。马氏自称的“钦差”被清朝官员改为“敬差”或“贡差”，负责接待他们的大臣在给皇帝的奏折中都是称他们远在重洋，经数万里之程，历十一月之久，来向天朝输诚纳贡……乾隆皇帝收到了经由大臣徵瑞转奏的马戛尔尼使团“贡单”，见单内仍有“遣钦差来朝”之语，认为与天朝体制不符，遂特别传谕：“阅单内有遣钦差来朝等语。该国遣使入贡，安得谓之钦差？此不过该通事仿效天朝称呼，自尊其使臣之词。原不必与之计较。但恐照料委员人等识见卑鄙，不知轻重，亦称该使臣为钦差，此大不可。著徵瑞豫为饬知，无论该国正、副使臣，总称为贡使，以符体制。”天朝上国的“认知系统”决定了“天朝”从皇上到臣民只能从狄夷“向化”、主动要成为中国“藩属”的角度理解此事。
然而，双方最后却终因晋见皇上的礼节而发生激烈的“礼仪之争”。中国认为，既然是“贡使”来“进贡”，晋见皇帝时当然要像其他属国的贡使一样，按“天朝”体制、代表本国君主向“万国之主”的中国皇帝双膝下跪，行“三跪九叩”之礼。对此，马氏坚不同意。从7月下旬到9月中旬近两个月的时间中，双方一直为是否“下跪”争论不休，互不相让，甚至权倾一时的和珅也专门为此会见马氏，亦无结果。
最终，乾隆皇帝知道此“夷”并非要来成为“属国”，至为不快，命其离开中国。同时，乾隆帝仍以“上”对“下”颁发“敕谕”：“奉天承运，皇帝敕谕图片咭唎国王知悉：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庭，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深为嘉许。”对英方派驻使节的要求，乾隆断然拒绝：“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向来西洋各国，有愿来天朝当差之人，原准其来京，但既来之后，即尊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内，永远不准复回本国。此系天朝定制，想尔国王亦所知悉。”“天朝所管地方，至为广远，凡外藩使臣到京，译馆供给，行至出入，俱有一定体制，从无听其自便之例。”对英国提出的通商要求，他也断然拒绝：“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马氏一行最终一无所获，于10月初被迫离京返国。
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时隔23年后，英国又派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为特使来华，根本目的仍是想打开中国市场，建立外交关系。此时英国工业革命基本完成，经济实力与军事力量远超23年前，但中方对此仍是毫不知情，仍认为这是英国“迭修职贡”，诚心向化。然而双方又因是否跪拜而争论不休。由于阿美士德仍拒不跪拜，嘉庆皇帝大怒，颁谕称：“中国为天下共主，岂有如此侮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当日又下旨要求英使离京回国。像乾隆皇帝一样，嘉庆皇帝也给英国国王颁发“敕谕”一封：“尔国远在重洋，输诚慕化”，“特命大臣于尔使臣将次抵京之时，告以乾隆五十八年尔使臣行礼悉跪叩如仪，此次岂容改异？”“尔国王恭顺之心朕实鉴之，特将贡物内地理图、画像、山水人物收纳，嘉尔诚心，即同全收，并赐尔国王白玉如意一柄、翡翠玉朝珠一盘、大荷包二对、小荷包八个，以示怀柔。”“天朝不宝远物，凡尔国奇巧之器，亦不视为珍异。”“嗣后毋庸遣使远来，徙烦跋涉。但能倾心效顺，不必岁时来朝，始称向化也。俾尔永遵，故兹敕谕。”
此时距英国发动打开中国大门的鸦片战争只有二十四年，嘉庆皇帝给英国国王的敕谕中仍满是“天朝”“万国共主”“输诚慕化”“恭顺之心”“倾心效顺”“来朝”“向化”等华夏中心论观念，对一个“新世界”的来临一无所知、一无所感。
1793年和1816年英国使臣两次使华，都没有达到通商和派驻使节的目的，但是，他们却有非常重要的收获。
马戛尔尼使团于1793年8月初到达北京，后来十分狡猾地找种种理由不走海路而从内陆于12月初到达广州，然后在澳门停留一段时间，于1794年3月中旬离开中国。在超过半年的时间内，他们从北到南，对中国进行了一番实地考查。他们从通过传教士的远距离观察到实现了对中国的近距离观察、研究。以前传教士对中国的介绍毕竟笼统，而且侧重人文方面，此次马戛尔尼使团人数众多，有政治家、科学家、机械师、医生等专业人员，他们从这些领域、学科对中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全面调查研究。阿美士德使团于1816年7月中到达中国，由于有马戛尔尼使团先例，阿美士德使团也是沿大运河南下，然后于1817年1月末从澳门返国。也有半年时间，从北到南，也对中国进行了一番实地考察。阿美士德使团比马戛尔尼使团少了20人，成员中有科学家、博物学家、水文地质学家、医生、测绘技术人员，还有素描绘图精湛的画家，而且有几名“中国通”。此时距马戛尔尼使团到华已过去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是英国在工业革命道路上突飞猛进的二十多年，所以阿美士德使团的设备更先进，人员的科学知识水平更高，对所经中国海陆沿线的测量更加精准。
英国的这两次出使，极大地改变了欧洲此前主要是通过马可·波罗的中国游记、传教士书信著作和启蒙派学者论述了解中国，从而得出的“中国结论”。此前欧洲占主导地位的“中国观”中，中国是一个繁荣、富强、先进、民众道德普遍高尚，文明高度发展的国度。但经过这两次实地调查，他们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宗教、风俗民情、地形地貌、物产、气候、军队、武器等方方面面作了一番考察和评估。他们的观察、记录细致入微，连纤夫拉纤喊号子的调子、民歌《茉莉花》的曲调，都用五线谱记录了下来，其他方面的记录，可想而知。
经过比较，马戛尔尼认为中国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科学技术和军事等全面大大落后于欧洲，他的结论是：“至少在过去的150年，没有发展和进步，甚至在后退，而我们科技日益前进时，他们和今天的欧洲民族相比较，实际变成了半野蛮人。”他甚至认为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有可能看到清王朝的崩溃：“我在考察中发现庞大的上层建筑根基空虚”，“微小的摩擦可以诱发火花，将造反的火焰燃遍全中国。事实上帝国已发展到不堪重负，失去平衡，不管它多么强大有力，单靠一支手已不易掌控局势。尽管当今皇帝以他的精力和智慧可以长时期维持国家机器平稳运行，但如果在我本人去世之前它已崩溃瓦解，那么我将不感到意外。”他考察了中国的军事力量，发现部队缺乏训练，以冷兵器为主，不知道炼钢技术，火绳枪还是像从前葡萄牙传入的那样，没有专门生产火药的工厂，都是个人制造，士兵的一项任务就是自备火药，因此火药质量很差。中国海军与海防，他认为只需几艘三桅战舰就能将其摧毁，并使从海南岛到直隶湾的航线中断。中国面临更严重的后果是“朝鲜人将马上就会获得独立”，“把中国和台湾维系在一起的联系如此脆弱”，只需外力介入，它立即就会切断。“从孟加拉只需稍稍鼓动，在西藏就会引起动乱”，这是易如反掌的事情。使团成员还考察了香港附近海面，认为非常适合殖民。“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旧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船将不会立刻沉没，它将象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它将永远不能修复。”
他的结论，令人不寒而栗。半个世纪后，香港被割让给英国；一百年后，中日《马关条约》第一款就是朝鲜“独立”，此条约还将台湾割让给日本。
阿美士德使团也对中国的方方面面作了详细考评，认为以往过于重视传教士的中国论述，完全不应该，因为传教士对中国评价太高，言过其实。他也认为中国不仅完全落后，而且潜伏着巨大危机：“各省现在可能仍然潜伏着对政府的不满，如果这种不满被外来攻击引发成行动，或者受到外国支持的鼓励，改朝换代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汉人的民族感情还没有完全消失，可能会出现一个或真或假的明朝的代表人，如果得到外国援助的强力支持，他会找到足够的拥护者，把没有资格拥有这个庞大帝国的统治者驱逐出去。不过，如果没有这种干涉，现在还看不到内部革命的任何迹象。”“由于百姓没有代表，他们除了叛乱没有别的纠正办法。”“我相信，中国的军队尽管足以应付国内的治安，但是从他们列队行进的样子和士气状况来看，即使是对付亚洲不正规的军队也是不堪一击，肯定无法对抗欧洲的军队。”
更重要的是，阿美士德使团船队从香港起锚先后进入南海、台湾海峡、东海、黄海、渤海和白河口，在此期间，他们依靠精密的气象测量仪器不间断地记录了这些海区的气象数据，每天3次，每次间隔8小时，并将这些数据汇总为一张海上气象数据记录表，清楚地标示了测量点的经纬度、测量时间、气压、温度、湿度及盛行风向。海洋水文要素与船舶航行安全密切相关，在海洋水文要素中，一个需要测量的基本指标就是海水温度。海水温度的变化可以引起海浪的变化，造成台风、海雾天气，影响船只的航行。船队在航行期间，他们对不同深度的海水温度进行了多次测试。这些水文数据为后来英军舰队在中国海域的航行提供了依据。阿美士德使团在大沽口上岸后，陆续获得了对他们来说最为难得的内河水文、气象及航道情报。他们通过京杭大运河、长江、赣江、鄱阳湖等内陆河湖，一路南下至广州，经澳门回国。利用这个机会，使团搜集了内陆河流的水文数据，每进入一条河流，使团成员都对河流的宽度、深度、长度、流速及暗礁分布情况进行记录。从1816年9月8日到11月24日进行了长达78天的连续观测并将所有数据绘成了一张内陆气象记录表，清晰地记录了长江等主要河流的气象情况。在阿美士德使团来华之前，英国人对长江航道并不熟悉。该使团途经长江时借机测量了镇江、瓜洲、金山一线的长江水道，为以后鸦片战争中英国通过长江进攻镇江和南京完成了航道情报的准备工作。内河航道、水文、气象情报的获取，使得英国人对长江等重要水道的情况了如指掌，因此英军才能在鸦片战争中大胆地从沿海深入内河进攻南京等重镇，并取得决定性胜利。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所有这些测量活动都是公开的，陪同他们的中国官员因为缺乏最基本的有关知识，完全不明白他们在做什么。
该使团在旅行途中，只要发现一处驻军营地，无论大小，都对驻军点的人数、地点和装备等基本信息进行记录，掌握了沿途各地清军布防情况。1842年，为了取得决定性胜利，英军决定溯长江口而上占领南京。战前英军并未对长江水道进行侦察，而是在行进中以测量船为先导，边测量边前进。由此不难判断，英军是以阿美士德使团当年搜集的镇江、瓜洲、金山一线的航道情报作为基础数据的。最终英军兵临南京城下，迫使清政府答应了英方提出的谈判条件。在谈判桌上，英国提出了割让香港。因为英国人发现香港具有极好的建设港口条件，而且靠近澳门和广东海岸，在贸易、交通、军事上都极为理想。但彼时香港还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岛，当时清廷连香港在何处都不知，而英国之所以提出要清廷割让这个看起来毫无价值的小岛，就在于阿美士德使团1816年使华时对香港进行了细致考察，认为可以把香港作为贸易中转地。他们的船队在香港湾停泊了3天，对香港岛及周边海域情况进行了细致考察，测量了香港岛的地形。还有成员携带水银温度计上岛，在香港岛最高峰太平山上攀爬了1000英尺，测量和记录了香港湾的气温、气压、温度、湿度和盛行风向等气象情况。考察过后，阿美士德使团对香港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使团中的海军军官都认为对任何吨位的船只来说，香港都是极好的避风地。该船队的一些船只曾靠近朝鲜海岸，对附近的岛屿和海岸线也作了精确测绘。还有些船只到达琉球，并成功登陆，停留了六个星期之久。“从朝鲜和琉球群岛的历史中，我们了解到，日本和中国经常争夺对于这些朝贡国的宗主权，在较早时期双方各有胜负，但是近年来，优势在中国方面。”他们已经敏感地触摸到了六十余年后中日关系的焦点、痛点。
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在这两次出使中国后，都出版、发表了大量中国见闻，改变了欧洲、至少是英国此前的中国观。他们分别在乾隆、嘉庆年间来到中国，正值中国的“乾嘉盛世”。然而，他们却看到了盛世之下清王朝严重的危机，甚至很可能粉碎。两次使华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他们为英国侵华的鸦片战争提供了强烈的动因和精准的情报。
反过来，这两个使团的中国之行给中国究竟带来了何种观念变化，两相比较，更有意义。
代表国王第一次使华，且肩负通商、建交使命，马氏当然格外重视，由于是以祝寿之名，所以选择何种礼品，马氏可谓煞费苦心，征求多方、主要是对中国有所了解的传教士的意见。这些传教士提出中国重视历法，因此需要天文仪器，各种有关天文的设备都备受青睐，因此马戛尔尼带来的19项590余件礼品中有许多天文仪器，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座演示天象运行的大型仪器（Planetarium），中方译为“布蜡尼大利翁”。此物最大、构造最为复杂、最为精美，包括太阳系运转模型，指出天体蚀、合、冲等现象确切时间的计时装置，反映了当时英国科学的最新成就。另外还有最新的大型望远镜，察看天气的阴晴仪，空气真空泵、力学巧益架、聚光大火镜、大型战舰模型，先进的毛瑟枪、连珠枪、铜炮、榴弹炮等，这些都是当时欧洲科学发展水平的代表性成果。他希望以这些先进的科学技术礼品取悦中国皇帝，显示自己并非蛮夷，炫耀英国的强大。
但他没有想到，中国上下对这些礼物远远没有他想象的那样珍视。他们曾为清军作了简单的武器演习，发射了两门野战炮，并表示要进一步作机动部队演练，但清军军官和官员强调中国也有，并不新鲜，都不感兴趣。然而他们发现，清军其实从未见过遂发枪。
对于这些“贡品”，乾隆皇帝看到礼品清单及介绍文字之后，在给负责接待英使的直隶总督梁肯堂的谕旨中说：“阅译出单内所载物件，俱不免张大其词。此盖由夷性见小，自为独得之秘，以夸炫其制造之精奇。现已令选做钟处好手匠役前来，俟该国匠役安装时，随时学习，即可谙悉。著徵瑞于无意之中向彼闲谈，以大皇帝因尔等航海来朝，涉万里之遥，阅一年之久，情殷祝嘏，是以加恩体恤。至尔国所贡之物，天朝原亦有之。如此明白谕知，庶该使臣等不敢居奇自炫，是亦驾驭远人之道。”
9月14日乾隆皇帝初次接见使团后作《红毛英吉利国王差使臣玛嘎尔尼等奉表贡至，诗以志事》一首，表达自己的感想：
博都雅昔修职贡，英咭唎今效荩诚。
竖亥横章输近步，祖功宗德逮遥瀛。
视如常却心嘉笃，不贵异听物诩精。
怀远薄来而厚往，衷深保泰以持盈。
他性致极高，每句都作了笺注，对马戛尔尼使团的礼品进行评价：“此次使臣称该国通晓天文者，多年推想所成测量天文地理形象之器，其至大者名布蜡尼大利翁一座，效法天地运转，测量日月星辰度数，在西洋为上等器物，要亦不过张大其词而已。现今内府所制仪器，精巧高大者尽有此类。朕以该国遣使远涉重洋，慕化祝釐，是皆祖功宗德重熙累洽所致，惟当益深谨凛。至其所称奇异之物，只觉视等平常耳。”“远夷效贡恭顺，自属可嘉。至于不贵异物，旅獒之训。具在远夷自夸精巧，所见者小，亦无足怪。惟是厚往薄来，天朝柔远之道，自当如是耳。”同时还自豪地说：“自禹划九州以后，惟元代幅员为最广，然尚不及我朝疆域之大。”世界中心、天朝上国心态，无以复加。
其实，乾隆对世界、包括对英国都缺乏基本的了解。当然，对于一个自己完全不了解、不知道，而且从未向天朝进贡过的“外夷”现在突然主动进贡，乾隆皇帝自然格外高兴，但欣喜之余又不能不心生疑惑。就在马戛尔尼使团还在中国时，他怀疑廓尔喀（尼泊尔）在西藏挑动叛乱，而廓尔喀背后可能又有“披楞”支持。中国对主要是指已被英国殖民的南亚加尔各答地区的“披楞”知之甚晚。他认为“披楞”有可能就是英吉利，于是派人南下香山，向安插到廓尔喀入贡人员的一个头目打听，英吉利是否就是披楞：“英吉利是否即系披楞?该处风俗若何?地方广狭若何?距廓尔喀道路逮近若干?中间是否隔有别国?该处至广东澳门道里若干？详悉询问。”同时，他多次谕令沿海各督抚于英“贡船”入口时要“不动声色密加防范”，同时要求英船入港时清军严整列队，向从未到过天朝的“外夷”展示天朝威严。当经过一番跪与不跪的礼仪争执后，又知道英国船只的巨大并看到战舰模型，乾隆当然更加警觉，强调此夷嚣张，因此发过二十余道筹办海防的谕旨。不过，这些仍然属传统的边患、筹边的内容，他丝毫未意识到一个新世界、新时代的到来。这些筹办海防的谕旨，终只是具文。
马戛尔尼的礼品，被分别放置在圆明园、紫禁城等地。一些大型仪器安装时，乾隆多次下谕，要求派宫中钟表好手、太监匠役跟随使团匠役学习安装方法：“现有该国匠役在圆内装饰，若不趁此时，将如何装卸之法，豫为留心学习，得其窍要，将来该匠役回国后，不特不能移动，倘其中枢纽稍有损坏，又用何人修理？岂不竟成弃物？所有安装不能拆卸之说，朕意必无其事，自系该贡使欲见奇巧，并表伊国王诚敬之心，故为矜大其词，而征瑞不免为所炫惑。现在征瑞早与金简、伊龄阿会晤，著交伊三人，即带同在京通晓天文地理之西洋人及修理钟表好手，首领太监匠役等，于该国匠役安装时尽心体会，必尽得其装卸收拾方法，庶该处匠役回国后，可以拆卸挪移，随时修理，方为妥善。将此谕令知之。”安装“本是易事，所有安装不能拆卸之说，竟系征瑞为贡使之言所嚇，遂不免心存恇怯。前经降旨，未据覆奏。著征瑞即遵前旨询明，据实奏闻”。又据和珅奏，有钦天监正、葡萄牙人安国宁等十余位西洋人“恳准赴园，于该国匠役安装贡品时一同观看学习等语，此亦甚好。多一人即多一人之心思，安国宁等既情愿前往，自应听其随同观看学习，尤可尽得其装卸收拾方法。庶将来该国匠役回国后，可以拆动挪移，随时修理，更为妥善。将此谕令知之”。这种学习安装，只是为了今后的安装维修，一如明代一些皇帝喜欢钟表，要西方传教士安装维护，要太监等学习掌握，并非认识到其中的现代科学知识，更非要学习、研究其中的科学原理。展示贡品的宏大、复杂，更能显示英国国王对天朝的“诚敬之心”，所以宫中必须有人学会安装维护方法。
展示贡品不仅是向各“藩属”展示天朝威望，更是向臣属展示当下自己文治武功的盛世辉煌。此时英国呢绒业已经发达，贡品中有毛哔叽等纺织品。乾隆皇帝赏给一些总督和巡抚够做一件衣裳的哔叽，接到皇上赏赐之后，这些大臣必须写谢恩折表达自己对圣上的万分感激。在谢恩折中，几乎每位受赐者都要说明被赏赐的物品系英吉利国所进贡品。如江西巡抚陈淮、湖广总督毕沅谢恩折中都提到：这是皇威远震、下国前来讫讨声教，英夷远隔重洋也要前来攀援圣人以登天府。但山西巡抚蒋兆奎的谢恩折却未提此点，乾隆阅后颇为愤怒，专门发谕严批蒋，并命令写谢恩折者必须写明此点：“内阁奉谕旨：英吉利国遣使赴京祝禧纳赆，朕因系远夷所进方物，特命分赏，俾内外大臣共知声教覃敷之盛。督抚等接奉后，谢恩折内自应将所赏物件系英吉利国呈进之处叙明。昨朱珪奏到折内即将此意叙入，乃本日蒋兆奎谢恩之折，止称奉到哔叽褂料一件，而于英吉利国所进，并未一字提及，竟似无故而特加赏赍，所奏殊不明晰。朱珪学问稍优，是以措词尚能合体，而蒋兆奎由州县出身，文理荒疏，遂一任庸劣幕友填砌浮词，以致失当。现在督抚等谢恩之折，自已在途，其中或有如蒋兆奎之未叙明者，亦不及更正。此事尚无关紧要，若于办理地方事务，有应行入告者，亦漫不经心，任听劣幕率意铺叙，岂不为其所误？嗣后于题奏事件，务宜加倍留心，以期所言得当。然朕总不以言语细故定督抚之贤否，非甚关政治之要也。将此通谕知之。”受表扬的朱珪曾在皇上身边工作，为侍讲学士、直上书房，为后来的嘉庆皇帝的老师，此时为安徽巡抚，当然深知皇帝的心理，谢恩折的必写之点是什么。挨严批的蒋兆奎从基层知县一步步上来，确难知晓皇帝的心理，因此使“龙颜大怒”。居然下谕要求臣下必须写明所受赐物为藩属英国的贡品，此谕确将乾隆的心态反映得淋漓尽致。
由于科技产品未起到预料中的作用，马戛尔尼使团回国后建议今后再派使者到中国，不必送科技礼品，送些小的金银铜制品、儿童玩具及一些小饰品，中国人可能更喜欢。当然，他仍十分轻蔑地说：“就他们目前状态来说，他们完全不能欣赏科技优异、伟大的成果。”语虽尖刻，却是事实。因此，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来华时，就未带科技产品作为礼品。
嘉庆十九年（1814），马戛尔尼使华二十年后，清政府在查办一涉及英商案件时，依然认为“该夷船所贩货物，全藉内地销售，如呢羽、钟表等物，中华尽可不需，而茶叶、土丝、在彼国断不可少，倘一经停止贸易，则其生计立穷”。所以两年后阿美士德使团使华时，朝廷重点关注的仍是跪拜礼仪问题。
对于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使团来华，清政府完全没有认识到它的重大意义，对世界、对英国的了解仍然十分有限。直到1841年3月末，鸦片战争已打响半年，定海、虎门已被攻陷，水师提督关天培力战殉国，道光皇帝仍下旨要求两广总督查明“披楞”究竟是不是属于英国：“究竟披楞是否即英夷所属，与广东相去远近若何，并著祁图片查访具奏。”与近半个世纪前，他的祖父乾隆皇帝对“披楞”的提问几乎完全一样。半个世纪过去，清王朝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了解几无进展。
而且，1793与1816年英国这两次使华对中国的“英国观”发生了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形成或强化了英国人膝盖弯曲不便的印象、观念。
有关马戛尔尼见乾隆皇帝时究竟是否下跪的研究已多，仍有争论，迄无定论。本文无意探讨马氏是否下跪，而在于研究马戛尔尼与阿美士德拒不下跪（至少马氏抗争很久）的信息给中国带来何种观念影响。见“天子”拒不下跪，确令当时的中国人难以接受、难以理解，于是就有了英夷膝盖弯曲不便甚至不能弯曲之说，作为一种解释，或是作为一种精神自慰。此说究竟出自何人，与所有谣传一样，现已难考。但从几十年后林则徐、裕谦的备战奏折中，可以证明这种观念几成“常识”。
为何英国人的膝盖弯曲不便？一种观念认为英国人绑腿太紧，弯曲、跪拜不便；另一种观念认为是生理性的腰硬腿直，弯曲、跪拜不便。乾隆皇帝认为是绑腿太紧的原因，马戛尔尼使团刚到天津时，直隶总督梁肯堂给乾隆皇帝的两个奏折中对此说法不一。第一道奏折说向马氏等敬宣乾隆皇帝恩旨时他们只是脱帽鞠躬，而几天后第二道奏折则说向他们敬宣乾隆皇帝新的恩旨时英国使臣跪拜听旨。对此极为重视、敏感的乾隆皇帝立即感到其中矛盾，发谕问道：第一次上奏时称“敬宣恩旨时该使臣免冠竦立，此次折内何以又称免冠叩首。向闻西洋人用布札腿，跪拜不便，是其国俗，不知叩首之礼，或只系免冠鞠躬点首。而该督等折内声叙未能明晰，遂指为叩首，亦未可定。著传谕征瑞，如该使臣于延宴时，实在叩首则已。如仍止免冠点首，则当婉词告知，以各处藩封，到天朝进贡觐光者，不特陪臣俱行三跪九叩首之礼，即国王亲自来朝，亦同此礼。今尔国王遣尔等前来祝嘏，自应遵天朝度。虽尔国俗个俱用布札缚，不能拜跪，但尔叩见时，暂时松解，行礼后再行札缚，亦属甚便。若尔等拘泥国俗，不行此礼，转失尔国王遣尔航海远来祝釐纳赆之诚，且贻各藩部使臣讥笑，恐在朝引礼大臣，亦不容也。如此委曲开导，该使臣到行在后，自必敬谨遵奉天朝礼节，方为妥善。特此由六百里传谕征瑞，并谕梁肯堂知之。仍即迅复奏”。
林则徐也相信英国人因绑腿太紧而导致伸屈不便。1839年4月，身为钦差大臣的林则徐曾拟就给英国国王的照会要求英国政府采取措施停止贩卖鸦片，照会仍以天朝上国自居，认为允许外贸是“天朝”对英国的恩惠，“我大皇帝抚绥中外，一视同仁。利则与天下公之，害则为天下去之。”照会中还屡称英王对天朝“恭顺”。照会还提出“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这个当时中国人的普遍看法，如果中国停止出口，则“夷人何以为生”，所以夷人应感谢天朝的恩德。照会最后说：“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然不忍不教而诛。”
1839年9月初，“虎门销烟”已近三月。三个月来，由于英方不甘就此停止贩卖鸦片，中英矛盾日益尖锐，武装冲突一触即发。林则徐身处“第一线”，对此感受更深，自然不敢掉以轻心。不过，他与两广总督邓廷桢联衔给道光帝上折，对有可能发生的“边衅”，颇为乐观地认为中国肯定能够取胜，其主要原因是：“夷兵除枪炮外，击刺俱非所娴，而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近一年后，1840年8月初，此时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已经两月，浙江定海已被英军攻陷。一直在广东紧张备战的林则徐忧心如焚，再次上折，为收复定海出谋划策。他提出可以利用乡井平民打败英军，收复定海。但他的主要理由仍是英军仅持船坚炮利，而“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
看来，在相当长时间内，林则徐对英国人“腰腿僵硬”“屈伸皆所不便”因而“一仆不能复起”这一点深信不疑。在同代人、尤其是在同时代官员中，林则徐确是对“外面的世界”最为了解之人，倘不能不受“英国人膝盖弯曲不便”的影响，适足说明当时举国上下对英国、对世界的认识水平。不过，林则徐认为“英夷”腿不能弯曲并非天生如此，而是因其“浑身裹缠”“腿足裹缠”所致。紧接而来的问题是，敌人既然是“浑身裹缠”“腿足裹缠”所致，那打仗时解开裹缠就可以弯曲自如了，连近七十年前乾隆皇帝要求马戛尔尼跪拜时都开导说：“但尔叩见时，暂时松解，行礼后再行札缚”，亦属甚便。这最简单的一点，此时与敌人作战的林则徐却没有想到。这恰恰说明，英夷膝盖伸曲不便的印象更加强化。
而同为前线指挥官的两江总督裕谦，则认为“英夷”是天生腰硬腿直，弯曲不便。
1840年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方起初对英国了解甚少，仍视英军为不具威胁的蛮夷，但英国舰队立即显示了远超中国的军力，封锁广州、厦门等处海口，更使中方震惊的是，7月攻占浙江定海。然后英舰以惊人的速度北上，于8月中旬抵达天津大沽口外，直接威胁京城。英军投递英国外相致中国宰相书，求通贸易。直隶总督琦善具体负责在天津与英军的交涉，主张罢战言和，道光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只是把谈判地点改为广州。经过长达一个多月的交涉，英军获悉清政府同意就英国外相所提要求到天津以外的广东去谈判后，便于9月15日启舰南下。
英舰南下途中，其中5艘于9月16日闯进山东登州海域，在鼍矶岛外洋和长山岛以北游弋。它们在登州海面共停泊了8天，搜购粮食和补给，战争气氛逼临山东。为了避战，山东巡抚托浑布满足了英军的要求。获得军需补给后，9月23日，英舰离开登州南下，登州府城免于战火。
此时清政府高层分为“主战”“主和”两派，钦差大臣林则徐、两广总督邓廷桢、两江总督裕谦是主战派代表，直隶总督琦善是主和派代表。山东巡抚托浑布，执行的是琦善的主张。托浑布在给朝廷的奏折中为自己给英军提供补给辩护，有英军得到补给后向中国朝廷欢呼罗拜、表示感激尊敬之句。在防守定海与英军猛战的裕谦，对琦善、托浑布的妥协极为愤怒，给朝廷上奏，“力参琦善畏葸偏私”，以英国人膝盖弯曲不便为理由，指责琦善在敌军面前张皇失措，托浑布欺骗朝廷：英船到天津，琦善称英国武力强大，“希图耸听以掩其武备废弛之咎。继又牛酒犒师，遣弁讲款，因而山东、浙江相继效尤，馈送络绎，致使攻陷城池之逆贼，竟所至如宾。而山东抚臣托浑布，又饰称该夷欢呼罗拜。查英夷腰劲腿直，见该国王尚无拜礼。嘉庆年间入京，即因夷使不能拜跪驱逐回国，是其明证，岂有于攻陷城池大肆猖獗之后，忽向山东犒师弁兵罗拜之理。以大辱国体之事，为欺蒙天听之词，不顾中外之窃笑，皆由天津之办理不善所致。”有必要强调“嘉庆年间入京，即因夷使不能拜跪驱逐回国，是其明证”此句。这是1816年阿美士德使华强化了英国人膝盖弯曲不便的观念的具体证据。
裕谦身处抗敌最前线，积极主战，认真备战。敌情是备战最重要、最基本的信息，裕谦的备战方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建立在英夷膝盖弯曲不便基础之上，因此认为中国必胜。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论述了中国必胜的诸多原因、理由，其中之一是：“夷人腰硬腿直，一击即倒。我兵矛矢击刺，矫捷如飞，用我所长，攻彼所短，此可无虑者二也。”道光皇帝的批示是“所论不为无理”。此折写于1841年元月初，这时英国占领定海已经半年，足见“夷人腰硬腿直”的观念之深之远。道光皇帝还多次下旨谕示沿海官员：“设或夷船再至，竟有桀骜情形，断不准在海洋与之接仗。盖该夷所持者船炮，若舍舟登陆，则其技立穷。不妨偃旗息鼓，诱之登陆。督率兵勇，聚而歼旃。”所谓所持者船炮，如果舍舟登陆则其技立穷，潜台词即是“夷人腰硬腿直，一击即倒”。
裕谦身为两江总督却身先士卒，率兵浴血奋战，最终兵败自尽，以身殉国，至为悲壮。裕谦之败，非不勇也，乃中国与英国所处时代不同之败。遗憾的是，广州口岸作为信息窗口超过百年，马戛尔尼使华已近七十年，裕谦、林则徐、邓廷桢乃至道光皇帝，中国的最高层，仍然都持夷人膝盖弯曲不便的观点。
概而言之，英夷膝盖弯曲不便的刻板印象，成为中国的“共识”。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仍以此作为重要的备战基础。
三、信息蔽塞
“英夷膝盖弯曲不便”观念，反映了“天朝上国”观造成的严重的信息蔽塞。
在中国对外贸易口岸中，广州长期居于重要地位。唐宋年间就是开放口岸，明朝实行海禁，开放口岸只有几个且几经调整，广州一直是其中之一。清王朝建立之初，为稳定政权，从顺治帝开始严厉实行海禁，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政权已经巩固，宣布废除海禁，开放四处对外贸易口岸，广州仍然“首当其冲”。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决定撤销其他三处口岸，限定广州为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由粤海关加强管理。千百年来，广州就是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1757年后成为“唯一”，地位更加重要，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制度、文化、习惯，甚至生活方式，被称为“广州体系”。
广州口岸，为清政府提供了大量有关世界、尤其是欧美的信息，然而，乾隆连马戛尔尼送上门的信息都不重视，更不重视广州口岸的信息。嘉道两朝，“理所当然”地也不重视这些极其重要、珍贵的信息。甚至战争迫在眉睫，仍无视这些信息。
清政府允许欧美商人在广州城外设立的商馆（也称“夷馆”）居住，但规定他们只能临时居住，而且有严格的活动范围限制。他们必须遵守下列规定:(1)兵舰不得进口。(2)馆中不得留妇女、不得留枪炮。(3)各商馆不得使用八人以上之华人，并不得雇用仆妇。(4)外人买卖须经行商之手，不许随意出入。(5)通商期过，外商不得留住广州，货物购齐，即须装运，不得逗留，并且严禁中国人教他们学习中文。
这些外国商人和以此为传教基地的传教士，带来了大量外部信息。1827年，英商在广州创办了英文报纸《广州纪录报》（The Canton Register），稍后又有一些定期不定期的出版物出现，其中较为重要的有1835年创立的《广州新闻纸》（The Canton Press）。这些出版物登载的大量信息以商业为主，也有其他方面的信息。从了解世界的角度来看，至为难得的是这些刊物还经常刊登世界其他地区的一些资讯，如《孟卖政府公报》（Bombay Gov.Gazette）、《加尔各答政府公报》（Calcutta Govt.Gazette）、《直布罗陀纪事报》（Gibraltar Chronicle）、《新加坡纪事报》（Singapore Chronicle）、《加尔各答快报》（Calcutta Courier）、《马德拉斯快报》（Madras Courier）、《孟加拉信使报》（Bengal Hurkaru）、《瓜哇报》（Javasche Courants）、《印度公报》（India Gazette）、《利物浦综合广告报》（Liverpool General Advertise）、《里斯本纪事报》（Lisbon Chronicle）等等。1832年5月，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在黄埔港的美国商馆内创办了英文刊物《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旧译《澳门月报》，作者主要是传教士，是第一份向西方介绍中国的英文刊物，也是第一份“汉学”刊物。文章内容包括中国政治、历史、社会、经济、地理、法律、博物、贸易、语言等方方面面的介绍和分析，也有对中国政策的详细讨论。久而久之，这些西方商人对中国有了相当的了解。
这些出版物几乎全是英文，个别文章、报道偶用中文，全部公开发行，有些收费，多数是免费提供，自由领取，成为外商的必读物，虽然也有一些中国“十三行”商人订阅，但在“天朝上国”观影响下，“读书人”和清政府官员属于精英阶层，对此狄夷之作，当然不屑一顾，如此重要的商业、政治信息被完全忽视。到19世纪30年代的时候，广州的外国商人对清朝的贸易政策越来越不满，越来越愤怒，并且他们清楚地知道西方的船坚炮利远胜于中国，于是这些在中国公开发行的出版物公开讨论是否、如何对中国开战时，只要购买或者拿取这些资料，任何人都可以得到这些信息。但是，中国粤海关官员对这些信息依旧不屑一顾，对有可能发生的战争一无所知，毫无觉察。这是世界发生急遽、深刻变化的关键时期，是西方列强用暴力打开中国大门的鸦片战争的前夜，如此重要时刻的重要信息和情报白白送上门来，清政府却视若无睹、拒之门外。
如果说这些出版物只是提供了纸上的信息，那么当巨大的商船、先进的武器和革命性的蒸汽轮船纷纷出现在广州的大门口的时候，中国官员对此仍是熟视无睹。
当时海盗猖獗，所以远洋的商船都带有武器，甚至是非常先进、攻击性很强的武器。这些武器全部公开，粤海关官员登船验货时看到这些武器，也做了登记。但只是最简单的登记，如刀剑多少、枪支多少、火药多少、炮多少门，而枪支性能、大炮性能、炮筒口径和炮弹尺寸等统统没有记录。大多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上的炮越来越大，枪支性能越来越强，这些船上几乎都有10—20磅大型炮若干门，4—8磅小型炮若干门。这些大型炮能够夷平珠三角所有中国炮台的防御外墙，步枪射程越来越远、射速越来越快、瞄准目标越来越精准，但日复一日，所有这些事关朝廷命运的重大军事信息，中国海关官员全都见如未见，没有详细记载。
不仅西方的武器迅速进步，船只、航海设备也在迅速进步。精密航行表的发明使船长对航线的确定更加精确，航行更加准时、更有可预见性。一旦海上开战，这是巨大的军事优势。特别是18世纪后半期发明的伸缩式望远镜，成为包括到中国的远洋船只的标配，在战争中将大大提高侦察和瞄准能力。更重要的是，1830年，距离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只有十年，英国麦金托士洋行（Mackintosh & Co.）的蒸汽轮船“福士号”（Forbes）出现在广州，这是蒸汽动力船第一次来到中国。1835年，距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只有五年，英国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以其行东名字命名的“渣甸号”（Jardine）蒸汽船来到中国水面，曾在澳门、广州间航行。这是蒸汽船第二次来到中国，“渣甸号”到达虎门的时候，中国官员和士兵对这种不用风吹、不用人划桨的船分外好奇，先后约有百名官兵登船查看，对蒸汽动力机械格外感兴趣。此时战争已经一触即发，但中国官兵一无所知。
虽然早期的蒸汽轮船、特别是远程航线的轮船由于机动性能低下，同时由于轮船的工艺技术还有一个耗煤量的问题有待解决，使远程航行的轮船只能“机帆并用”，轮船装设的船帆几乎和帆船一样多，但蒸汽轮船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意味着中国将面临巨大的威胁。珠江水道复杂，大型帆船吃水深，如果没有中国“引水”导航，将无法进入内河，形成天然屏障，然而蒸汽轮船吃水浅，无需中国引水，就可进入内河，发动进攻。蒸汽轮船以机器为动力，不必等待风向和潮汐，随时可以进入战斗位置。当时蒸汽轮船与帆船混编，蒸汽轮船的另一个优点是可以牵引仍以风帆为动力的军舰，迅速将其牵引置放到战略射击位置，也不必等待风向。因此，一个舰队只要有一艘蒸汽军舰，整个舰队的战斗力将大大提高。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先后出动几十艘战舰，其中蒸汽舰船就有十几艘。其战斗力之强大，远非清军所能相比。从珠江口岸到长江口岸，不必说清军水师在英国军舰面前不堪一击，就是岸上炮台也多被英军轰毁，无法阻止英舰进入内河。如1842年6月16日英军进攻吴淞，蒸汽军舰“复仇女性号”（Nemesis）冒着清军岸炮猛烈轰击拖拽着一艘轻型护卫舰沿着吴淞西岸航行，坚持将其拖拽到最佳战斗位置后，炮击西岸清军炮台，“复仇女神号”也解脱缆绳，投入战斗。吴淞口是战略要地，所以吴淞要塞中国军队水上与岸上都火力强大，防守严密，提督陈化成浴血奋战，最后以身殉国，但吴淞要塞只几小时便告失守，英国军舰占领上海后又沿江北上，直到南京城下，迫使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英国的蒸汽兵舰“功莫大焉”。其实，在战争前敌方已将蒸汽船展现给了自己，然而中国官员却只当是“奇技淫巧”的好玩之物，完全意识不到它的重大意义。
与中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的“长崎体系”。日本此时仍在实行有两百余年历史的严厉的“锁国”政策，只有长崎一港因历史原因允许中国和荷兰商船进入贸易，当然也有严格管制。1825年，幕府还颁布了《异国船只驱逐令》，规定在任何情况下，只要异国船只靠近海岸线，就要设法驱逐，可以使用武力，与其进行任何沟通、提供补给都是违法的。日本只允许中国、荷兰商人前来贸易，其闭关锁国程度比中国允许多国商人前来贸易还要严格，但日本幕府远胜于清王朝的一点，是长期极其重视外部信息，注重海外情报搜集。一个重要的规定是进入长崎港的中国、荷兰商人必须向长崎地方最高官员报告海外消息。消息不论真假，道听途说皆可。这种报告被称为“风说书”，取“风闻”之意。“风说书”必须直报幕府将军，长崎地方官员不得私自阅看。日本朝野，正是通过“风说书”了解到中英鸦片战争的情况。
中国的鸦片战争是震撼日本的大事，日本听说比它强大得多、先进得多，一直是它景仰、学习对象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居然被小小岛国英国打败、被迫打开大门的消息，不能不震惊异常。日本朝野有识之士想方设法，通过种种渠道获取中英鸦片战争的情报。
对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在广州城外商馆创办的中文杂志，日本也是视若珍宝。《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传教士在1833年创办的中国境内最早的中文报纸，创办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向中国人传教。但传教士发现当时中国人有强烈的“华夷之辨”的观念，认为非华夏文明都是野蛮不文的，因此不可能接受基督教。如果要让中国人接受基督教，首先要破除其他文化、文明都是“蛮夷”的观念，接受西方文化是与中国文化并存的另一种文明、文化，这是中国人接受基督教的前提。所以，这份报纸主要内容是介绍西方科学知识和历史文化知识。这份中文报纸1838年因经费问题停刊，五年来一直未引起中国人重视。但零星传入日本后，却引起了日本的重视，并尽量找全此刊。中文《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本是中国了解西方的窗口。可惜，这份在中国境内创办的中文报纸，并未起到中国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作用，却成为日本了解世界的“窗口”。
长崎作为日本了解世界的窗口，对幕末的“开国”及其后的“维新”起了重要作用。广州作为唯一的通商口岸，本应是难得的信息窗口。有关世界政治、经济等各种信息的出版物唾手可得，各种最先进武器不断展现，但中国官员在“天朝上国观”“华夏中心论”的认知模式支配下形成了巨大的认知盲区，对这些送上门的信息完全无视。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窗口，被白白浪费。
四、“满汉之别”
清王朝定鼎中原后，自以“华夏正统”自居，强调“夷夏之辨”。但同时，对内又强调“满汉之别”。满族虽为统治者，然而其人口数量远少于被统治的汉族，而且文化也落后于汉族，面临的一个严峻的挑战是满人渐渐汉化。
在清王朝统治者的观念中，保留满族习俗与文化，不仅是保持本民族生命力的前提，更是“统治者”的象征。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维护“国语骑射”。“国语”即满语,在清代又叫“清语”；“骑射”即骑在奔驰的马上射箭中的。
清太宗皇太极早在入关前就意识到这一点，训斥那些要他改汉服汉制的权要：“劝朕改满洲衣冠,效汉人服饰制度,联不从,辄以为朕不纳谏。”“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与尚左手之人何以异耶？朕发此言,实为子孙万世之计也,在朕身岂有变更之理？恐日后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故常切此虑耳。”入关后，顺、康、雍无不如此，乾隆同样注重、强调满汉之别。
乾隆十三年（1748）三月，皇后富察氏（谥封孝贤皇后）病逝，乾隆伤心欲绝，皇后丧礼隆重周全，极尽哀仪。清军入关之初，曾颁布“薙发令”，强迫汉族男子从头顶处蓄发成辫而剃光四周的头发，以示顺从清的统治。但依满洲旧俗，这种“薙发”在国丧和父母丧期却是被严格禁止的。然而这“国恤百日内不得剃发”之制只是一种“习俗”，律例无文，久而久之，这种习俗渐渐淡化。乾隆帝认为，孝贤皇后丧礼百日之内，应依此制而行。但没有料到百日未满，他发现一些满汉大员竟然薙发，于是勃然大怒，处理一批满汉官员，甚至低层官兵。处理的原则是满臣重于汉臣，大员重于微臣。在多道谕旨中公开强调满汉之别、满优于汉。
“满洲旧习朴诚肫然有尊君亲上之意。凡遇差使。均能奋勉。今渐染汉人习气。惟图安逸。竟失我满洲旧规。昨因祭祀齐集人少。朕特降旨训诫。”“我满洲过于汉人者，惟在风俗淳厚，失此又何以称为满洲？教导旗人，系都统专责。流风至此，皆伊等平日不能留心训诫所致。嗣后若再不改悔，不惟将犯法之人，从重治罪。并将该管大臣官员等严处。将此通谕八旗。咸使效法前人。遵循旧制。”“可传谕各督抚提镇学政钦差各官等、此旨未到之前。或现在已经查出之案。自当参处。不当废法姑纵。其余未发觉者。概不另行饬查。旗人本属当知。若有丧心之徒。不在此宽免之例。嗣后将国恤百日内。不得剃头。违者立即处斩之处。载入会典律例。令人共知遵守。朕惟率由祖制。欲法在必行。并无从宽从严之见。存乎其间。”“皇后大事，间有报旗人薙发者。我满洲素习，原贵敬君亲上，风俗肫厚，不染汉人习气。乃似此国之大事，伊等竟敢薙发，不惟废弃旧章，竟愍不畏法。近因满洲风气下流，屡经降旨开导，今伊等于百日内薙发。不以为事。谅伊等值父母之丧。于百日内亦必有薙发者。满洲之风，何流失至此。”“朕临御以来，以满洲旧习为重，恐致流失，叠经训导。即于伊等生计，亦必悉心筹画。伊等亦当知感，各敦满洲风气，以尽区区之诚。乃于此等大事，反出此干犯之人，朕心实为叹息。”“八旗满洲，生齿日繁。不肖之人，在所不免。但此风所关甚大，此次薙发之人，若普行恩宥，伊等小人，不知朕恩，日后肆行，更不可问。朕因详核伊等所犯情罪，将应行正法者，惩一警百。”“嗣后八旗都统等、务令旗人，勿失旧规，使各明白大义，不可如此因循怠忽。”对此礼俗，“汉人犹尚诿曰不知，满洲世臣，而亦不知此乎？”
康熙喜欢出巡，乾隆也出巡颇频。1758年末，左副都御史、上书房师傅汉人孙灏反对乾隆次年巡幸，乾隆下谕反驳，先是借祖父康熙来贬损汉人一番：“今日适阅圣祖仁宗皇帝实录，有‘天下虽太平，武备断不可废。如满洲身历行间，随围行猎，素习勤苦，故能服劳，若汉人则不能矣。虽由风土不同，亦由平日好自安逸所致’之谕。恭读之余，凛然悚惕，岂敢一日忘之？”然后指责孙的用心：“意将使旗人尽忘淳朴服勤之旧俗，而惟染汉人陋习，人人颓废自安”，然后使旗人也“文既不文，武既不武，必如此而后快于孙灏之心，则其心为何心乎？”
清统治者强调的满汉之别，是发生在异质文化之间的跨文化认同问题。族群身份认同与跨文化交际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在跨文化语境中,当面对异质文化的“他者”时才需要认同。认同需要差异化，需要以独特的“特征”显示与“他者”的不同。认同实质又是一套通过构建与“我”对立的“他者”象征体系，以此界定“我”的识别象征体系，建构起对“我”的认同。有关研究表明，拥有支配权力和主导权的社会集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对自己和他者进行表征，所以文化身份问题、文化认同问题往往是“权力”问题。有清一代，尤为明显。满清统治者正是通过一整套支配性表征，将满洲表述为“朴诚肫然”“风俗淳厚”“淳朴服勤”“勤苦服劳”“奋勉”等优越特性，而将“汉人习气”表述为“惟图安逸”“颓废自安”等种种低下的“陋习”。
然而，事实上满人又在不断汉化，这使乾隆对满人的身份认同格外焦虑。主体身份认同产生了严重危机，这种认同危机使乾隆将“认同”的标志、特征、表征进一步强化、僵化、固化、刻板化。乾隆认为在汉民族的“汪洋大海”中如何长期保持满族的认同，对保持满汉之别、维护满优于汉的观念，至关重要。语言与习俗，是满族认同的重要方面，因此乾隆念兹在兹，对违反习俗者，处以重刑。这种习俗，甚至延伸到器物、武器使用方面。
鸟铳在明朝传入后，渐渐显示其威力，因此乾隆朝曾有地方官建议八旗、绿营要操习火枪，而文华殿大学士、乾隆时著名的五督臣之一的两江总督高晋，更是上奏要将武科考试改为考试鸟枪，这一本来是为了培养军事人才，提高军队素质的方式，都被乾隆否定、拒绝。“又谕曰：高晋奏请将武围二场舞刀。改用鸟枪。以中靶之多寡。分别字号考试一摺。所奏不可行。国家武乡会试之设。原以文武制科。相沿旧例。不但舞刀一项。全无实际。其开弓掇石。又何独不然。即伊等之骑射。亦难尽期有用。且向来用兵时。何尝仗此项武举、临阵克敌耶。至鸟枪一项。原系制胜要器。而民间断不宜演习多藏。即如山东逆匪王伦聚众之事。幸群贼不谙放枪。易于剿灭。此显而易见者。前因民壮内有鸟枪手。恐日久或致滋事。曾谕令各督抚、不动声色，将鸟枪改为弓箭。所降谕旨甚明。高晋岂遂忘之耶。若如高晋所奏。武科改用鸟枪。考验准头。则应试之武生。势必常时习学打靶。凡应禁之火药铅丸。俱难禁民间私相售卖。且一县中、添无数能放鸟枪之人。久而传习渐多。于事实为有碍。高晋虽意在核实。而未计及其流弊将无所底止。所谓知其一。未知其二。高晋久任封疆。尚属历练晓事。何此奏不达事理若是耶。所奏断不可行。不必复交部议。将此谕令知之。”
拒绝火枪，确有防止落入民间，影响王朝统治的考虑，同时还有“满汉之辨”。1750年12月初，在西巡途经河南时，乾隆皇帝阅视了开封驻防八旗，看到索伦部旗人演练居然用鸟枪，他大表忧虑与愤怒：“谕：我满洲本业，原以马步骑射为主，凡围猎不需鸟枪，惟用弓箭。即索伦等围猎，从前并不用鸟枪。今闻伊等不以弓箭为事，惟图利便，多习鸟枪。夫围猎用弓箭，乃从前旧规，理宜勤习。况索伦等皆猎兽之人，自应精于弓箭，故向来于精锐兵丁内，尤称手快。伊等如但求易于得兽，久则弓箭旧业，必致废弛。将此寄知将军傅尔丹，令其严行传谕索伦等。此后行围，务循旧规，用弓箭猎兽。将现有鸟枪，每枪给银一两，概行收回。想伊等鸟枪，亦有来处，并非自造，今既行禁止，必须查明实数收贮。著傅尔丹上紧留心察收，收回后，严禁偷买自造，查出即行治罪。仍晓谕索伦等，今收回鸟枪者，特因尔等围猎，不用弓箭，习学鸟枪者过多。皇上欲尔等不弃旧规，仍复本业，尔等应体皇上怜悯训导至意。凡遇围猎，毋用鸟枪，仍前专用弓箭，务复旧习，不但超列优等，而善马步射者，可被恩升用侍卫等官。将此明白晓谕之。”
这种多方面的“满汉之辨”，在乾隆的《金世宗》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金世宗他政兹不论，独嘉其不忘故风、禁习汉俗，拳拳以法祖宗、戒子孙为棘。盖自古帝王，未有不以敬念先业而兴，亦未有不以忘本即慆滛而亡者。是以《书》称无逸，《诗》咏邠风，周之所以过其历也。夫金世宗述祖业之艰难，示继绳之不易，叮咛反覆，一再叹惋，使数百年下有志永命之君为之感泣。及继世之孙，不数年而遂易汉服，又不数十年而遂以屋社。吁，可不畏哉，可不怀哉！”清曾长期以“后金”自称，他认为金世宗“不忘故风、禁习汉俗，拳拳以法祖宗”值得大力称颂，而金朝最后的灭亡在于汉化，在于忘记了本民族的特点、特色。
乾隆皇帝将“马步箭弓刀石”等物质作为一种神圣的符号化、纯正的意识形态化身，作为民族身份认同的标志的同时，必然要将“异物”作为异端的符号化、意识形态不纯正、丧失民族身份认同的标志。
其实，异质文化之间发生的跨文化认同超越了自身的文化边界，跨文化语境中如何面对他者的过程也是如何构建自我的过程。“认同”应该是在历史发展基础上建构、演化的，是一种历史的动态过程、一种生发过程，是不断与他者互动的过程，最终是不断更新、建构的过程。如果不能通过与他者的互镜调整甚至重构自我，如果刻意防止、阻挡自身认同的不断重构，只能将自身文化、认同与时代、历史割裂、隔绝，导致自身认同表征体系定型化、“博物馆化”，最终使自己的文化、制度丧失活力与生命。
五、双重认同的困境
从乾隆时代马戛尔尼“送礼”起，清王朝就面对文化双重跨越与身份双重认同的困境：对外强调“夷夏之辨”，以“华夏”代表自居，强化、固化“华夏”认同象征体系；在“华夏”内部，又坚持不懈地强调“满汉之别”，强化、固化作为统治者合法性之一的“满洲”认同象征体系。这种类型的双重认同，成为近代中国现代性转型的重大障碍。
如前所述，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的两次出使中国为英国侵华的鸦片战争提供了强烈的动因和精准的情报。鸦片战争后，面对英国的船坚炮利，洋枪洋炮的使用、现代化大机器能否引进中国，在晚清引起了一波又一波的争论，师夷遇到巨大阻力，这也是“乾隆时代”给后世的遗产。
鸦片战争使中国人第一次领教了西方“船坚炮利”的厉害，但是否承认敌人的武器远胜于我，怎样才能克敌制胜，引起了巨大的争论。
前面曾讨论过连林则徐开始都认为英国人“腰腿僵硬”“屈伸皆所不便”，且不可一日无中国茶叶、大黄。林是当时最为“开通”的官员，他都如此，其他人的认识更不必提。
但是，林则徐在鸦片战争还在进行中，就感到这个“狄夷”不一般，痛感包括自己在内的国人对敌人、对世界几无了解，开始了解世界。面对“狄夷”的先进武器，是坚持已被战争证明无效的“法术”，坚持传统的大刀长矛、弓矢刀剑，还是承认敌人武器先进并进而向其学习？林则徐选择了后者，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
魏源在受林则徐之托编著的《海国图志叙》中开篇就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而作。”什么是夷之长技，他认为是：“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强调善师夷就能制夷,不善师夷者则被夷所制。他系统介绍了西方船、炮、枪、水雷等武器的制造图样、技艺，介绍了望远镜做法的资料、用炮测量及测量工具，认为诸如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火轮机、自来火、自转碓、千金秤之类凡有益于民用者，中国都应当学习引进。
他意识到自己的观点很难被人理解，所以说明要去人心之“寐患”：“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则人心之寐患祛其一”，人心之“寐患去而天日昌”。马克斯·韦伯认为启蒙就是理性化过程，其核心就是“祛魅”（disenchantment），即“世界的祛魅”（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他分析发生在西方国家从宗教神权社会向世俗社会的现代性转型中对世界的一体化宗教性解释的解体。在祛魅过程中，人们不断把宗教世界观及宗教伦理生活中一切带有巫术、神秘性质的知识或宗教伦理实践要素视为迷信与罪恶而加以祛除，人日益从巫术、神秘的“魅”中解放出来，以自己的理性理解世界、获得控制世界的主体性地位。“师夷长技”的提出，魏源所说祛“人心之寐患”，就是现代中国启蒙的开端。或许，魏源自己都没有想到，拉开各种思想大潮激荡不已的一个新时代序幕的，却只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这简单几个字。进一步说，如果化繁为简，近代有关“中西体用”的各种使人目眩的观点派别都可说是围绕着“师夷长技”这四个字展开的。
两国交战，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果敌人武器强于己方，自己一定要千方百计学习、仿制，这本是常识，但在近代中国，这却是万不可行的罪过。林则徐提出“悉夷”就承受了巨大压力，及至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他受到的抨击更为猛烈，“以夷变夏”“溃夷夏之防”“为倡乱之阶”，种种严厉的指责接踵而来。当时即有人说“举世讳言之，一魏默深独能著书详求其说，已犯诸公之忌”。梁廷枏在评述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夷氛闻记》中对林则徐抗英称赞有加时，却对“师夷长技以制夷”不表认可、甚至激烈批评：“天朝全盛之日，即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孰甚”，“反求胜夷之道于夷也，古今无是理也”。梁是当时广州对外国了解较多之士，且著书数种介绍外国情况，对师夷之说尚如此批评反对，遑论他人？不久，《海国图志》即被官方所禁。
遗憾的是，林则徐、魏源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提出要用敌人最先进武器武装清军，从而打败敌人的主张，不仅不被采纳，反而被严责为“溃夷夏之防”，因此清军一直使用传统武器。直到1854年，曾国藩建立湘军，才开始用先进的洋枪洋炮武装军队。
1853年11月，曾国藩组建湘军水师。他向来注重实效，深知武器先进的重要性，于是派人到广东买洋枪洋炮。曾国藩性又谨慎，等到1854年初从广东购买600门洋炮装备湘军水师到位后，才出发作战。用现代武器武装起来的水师战斗力大大增强，取得了湘潭、岳州大胜，曾国藩事后说，这两次大胜实赖洋炮之力。湘军水师从本质上仍是旧式水师，简单说是旧船新炮。但曾国藩毕竟有水师要“师夷智”的想法，并在水师配备了新式武器后，在实战中对战法不断调整、试验，所以湘军水师所积累的经验，对近代海军的产生、发展有十分明显的影响。
配备了洋枪洋炮的湘军马上显示出威力，在几乎要被太平军推翻的情况下，朝廷看到了洋枪洋炮的厉害，认识到它对于维持政权的重要性，于是允许军队购买、装备来自西洋的先进武器。此时，距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过去14年。洋枪洋炮姗姗来迟，进入国家军队装备，突破点在于湘军组建时并非国家正式军队，而是体制外的边缘，购枪购炮的巨额军饷主要靠自筹。新事物从体制外的边缘突破，然后向中心挺进、发展，成为中国近代转型的重要模式。
落后国家与先进国家接触、冲突时，差距最明显最早反映在武器装备上，因此落后者可能还认识不到武器背后的种种因素，但出于自保本能都会尽一切可能装备、使用先进的武器。如土耳其的前身是政教合一的奥斯曼帝国，曾经有过极其辉煌的过去。但在17世纪末，它却遇到来自欧洲的强劲挑战，尤其是1697年的森塔战役惨败于哈布斯堡王朝，受到强烈震动，开始正视已经超过了自己的西方。这种灾难性失败，使奥斯曼的有识之士开始反思，提出要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中英鸦片战争引起日本极大的震惊，对鸦片战争的了解使日本认识到西洋列强主要是从海上进攻，依靠船坚炮利，无往不胜。萨摩藩第十一代藩主岛津齐彬于1851年继位，他想方设法通过种种途径获得西方最先进武器，采用西式练兵方法，并以鹿儿岛地区为中心开始了日本第一个近代西式工厂群的建设，生产新式武器和民用物品。岛津齐彬是领导萨摩藩执行富国强兵政策、最终在幕末崛起的领袖人物，并培养出了诸如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一批后来发动明治维新的英才。有些日本的有识之士主张改革陆军制度，更呼吁要打破三百多年来禁造大船的命令。宽永十二年（1635），三代将军德川家光执政，颁布了《武家诸法度》，规定禁教、禁止与海外通航，幕府相应地禁止建造五百石以上的大船。现在主张解禁的理论依据，主要还是中国明朝戚继光、俞大猷、茅元仪防“倭冠”“倭奴”的论述。有人以戚继光水战兵法为依据，再三上书幕府，要求解除禁造大船令。中国明代抗倭的海战理论与美国“佩里舰队”1853年“叩关”，使幕府终于在1853年秋宣布解除建造大船的禁令，并通过荷兰人购进西洋式大型蒸汽船。中国的鸦片战争，使日本在“开国”前就开始了使用、制造洋枪洋炮的“洋务运动”，而经历了鸦片战争的中国，则迟至1854年才使用洋枪洋炮，直到1862年才勉强开始制造洋枪洋炮的洋务运动。
从1854年湘军大规模使用洋枪洋炮起，清军装备逐渐由冷兵器转为热兵器，但是，作为国家武装标准、纲领的武举制度，仍以“马步箭弓刀石”等冷兵器为全部内容。这种制度，显然不适宜国家武装力量的实际发展，因此清廷内部改革武举制度、乃至废除武举制度的呼声渐渐兴起。1869年，江苏巡抚丁日昌上书请求改革武举，认为应将熟悉枪炮制造、操作作为武举内容。此后包括李鸿章在内的一些大臣不断上奏，要求改革武举内容，但都被朝廷以不合礼法否决。1878年，沈葆桢上奏《请停止武闱片》，大胆向清廷提出整个武举制度都不合时宜，应该废除武举制度。此议遭到顽固派围攻，慈禧还特意申饬责备沈葆桢：“沈葆桢奏请饬停武科以节经费等语……国家设立武科，垂为定制，请将武闱停止，率改旧章，实属不知大体。著传旨申饬，所请著毋庸议。”与百余年前乾隆斥责高晋如出一辙。
直到1901年经过庚子惨祸之后，清廷开始“新政”，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名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提出废除武举。清王朝在内外压迫之下不得不于8月29日宣布：“武科一途，本因前明旧制，相沿已久，流弊滋多，而所习硬弓、刀、石及马、步、射皆与兵事无涉，施之今日亦无所用，自应设法变通，力求实际。嗣后武生童考试及武科乡会试，著即一律永远停止。”此时才不将“弓、刀、石、马、步、射”视为民族身份认同的标志，但距离清亡，只有十年时间了。
乾隆时代，英国曾把最重要的信息送到朝廷，却未引起乾隆皇帝应有的重视，广州口岸长期提供的大量珍贵信息全都白费，马戛尔尼与阿美士德先后使华反而加强了夷人膝盖弯曲不便的观念。这说明，在“华夏中心”知识论作为核心知识、最高阶知识、不可稍有怀疑的知识这种背景下，外部知识虽然“送上门来”，却无法真正输入。在这种机理下，此时的中国的知识生产机制已经无法产生关于世界、他国的新知识。相反，经过两次实地考查，英国关于中国的知识却“焕然一新”，得出了中国落后、野蛮，甚至很快就可能崩溃的结论。
乾隆时代本为中国稍敞大门、与“现代世界”接触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但由于种种原因，双重认同困境无疑是其中重要者之一，这一历史机遇却被丧失，最后，英国悍然发动鸦片战争，用暴力同中国“对话”，迫使中国在血与火中被强行纳入现代世界体系。
作者简介：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来源：《学术界》2022年第6期。
注：转自“学术界杂志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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