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全市统一的校服背后，是无数年轻人的归属感。
南都周刊记者 | 胡雯雯 实习生 | 谢婵
编辑 | 胡雯雯
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A）曾为深圳策划过一个特别的展览。
那是2013年10月份，作为2013深港双城双年展的参展机构，V&A来到深圳，开启了一个叫作“快速回应征集”的收藏项目，通过电子邮件、微博、豆瓣，让在深圳居住的人来建议有什么样的物体，其背后的故事能代表这个迅速变化的城市，随后把它们带到“价值工厂”。
当年还在读高三的张真已经想不起来那则征集具体写了什么，她只记得自己推荐了深圳校服，这是她心里能代表深圳的事物。
（2018年6月22日，深圳罗湖，三个穿校服的学生共打一把伞。图源：CFP）
深圳从2002年开始成为第一个统一校服的城市。张真在中学时代时，和朋友们经常穿着校裤出门逛街，从没有人觉得奇怪。
在那一场展览上，和深圳校服一起入选的还有一部山寨iPhone、几卷伪造标签、什么菜都吃得到的深圳菜单、一张华强北电子产品商城的地图、一个没有钢圈的工厂女工内衣、一本由深圳作家南兆旭所著的《深圳自然笔记》等。
当时的策展人科里娜（Corinna Garoner）认为，这些物品能代表深圳的现状：介于工业与后工业、生产与文化、商业与公共生活之间，它们塑造了深圳今日面貌的隐性力量。
（2015年，深圳校服在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A）展出）2015年，深圳校服在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A）展出，展览介绍里写着：
展览图片被上传互联网后，很快引起了国内网友的关注，又激发了一轮关于校服的回忆和讨论。深圳校服甚至成了小红书等社交网络上的网红爆款，还有人穿着它拍结婚照和全家福。
张真那时已经读大三，她仍然会穿深圳校裤。去上海之前，她特意把校裤塞进了行李箱。在去澡堂的路上，她有时会看见穿着同样校裤的学生，彼此知道来自同一个地方。“校服是深圳孩子在外面认亲的标志”，张真说。
（居住在国内外的网友在社交平台晒出的校服照）
从1995年开始在深圳从事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美国学者马立安，在过往某次采访中曾讲道：“很多深圳人都没有意识到校服对深圳年轻人的重要性......深圳学校的校服其实创造的是一种归属感，尤其是深圳这种全市统一的校服，更是强化了这种感觉，校服是一个统一符号，从小就接受这种归属感的深圳年轻一代，就会对校服有一种归属感和认知，这个群体也就会有一种作为深圳人的优越感。”
《南方都市报》曾在2004年就深圳人的归属感问题，做过一系列报道。时任深圳市长的于幼军曾在其中一场对谈上，呼吁大家都来讲“我是深圳人”。在当时的一些深圳居民看来，“移民城市存在归属感问题是必然的，争不争论，都会存在。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等到第二代人长成。”如今，第二代人已经长大了。
张真就是在深圳出生长大的。小时候她对深圳的印象只有福田区和罗湖区，到现在，大家则开始谈论光明、平山、龙华等区。对深圳有归属感对她来讲是一件极其自然的事情，但她仍会在成长过程中感知到一些属于移民城市的特征。
在深圳这么多年，她几乎没有讲过“我是深圳人”，她一般会解释说，自己只是在深圳长大。而在外地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会更难回答，“在深圳，没有人会说自己是深圳人，在外面你说你是湖北人，但你从来不在湖北长大。"
广州的同学会拥有许多本地的城市回忆，比如荔湾和西关。但她很少在深圳找到这样的本土记忆。去上海上学的时候，她看见上海的老房子要感叹，“原来老房子真的可以这样老，深圳到处都是新的，再老的建筑也不过四十年。”
（2020年9月27日，广东深圳，市民广场、华强路主街道沿线红旗飘飘。图源：视觉中国）
深圳作为移民城市的特征过于明显。钟校二十一世纪初来深圳时，感受到的是一股属于深圳人的失落。
他去看过一场球赛，是深圳平安队在深圳体育馆迎战天津泰达队。对于他来说，哪边进球都可以，尽管一开始他选了一个立场，站在深圳平安队一边。
这是常态，但是他很快发现一些“为难的时候”。比如，来自天津的深圳人看这场比赛，就可能不知道自己该为哪一方加油。
2002年，一篇名为《深圳，你被谁抛弃》的文章曾描述过那时候的年轻人来到深圳的状态:租在一个小单间里，没有亲人朋友，和同事关系也不紧密，孤零零的。深圳还并不是一个能让人安心定居的城市，它始终带着距离感，人们带着冒险性质来深圳闯荡，做好了“随时可以离开”的准备。
但移民城市的性质带给人的，也不全是失落与迷惘。来到深圳14年之后回头去看，教育工作者乔波看到的反而更多是属于移民城市的包容与接纳。
摆脱了传统的关系社会，人在其中生活的负担就没有那么大。社会运转更公开透明，深圳市最早选择统一校服也有很大一部分“规范校服市场”的考虑。
正是因为年轻与活力，这座城市传递给他的信息是“只要你努力，就能实现梦想”。
乔波觉得，年轻的城市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人际关系要处理，反而能遇见许多真诚提点他的前辈。那位当初面试他的老校长，至今仍和他保持着联系。每当升班主任了，升中层干部了，他都会收到“前辈”的提点。
他也把这种薪火相传的感受带给更年轻的老师。在年轻人面对纠结的时候，他会去“推一把”，尽量不让他们走弯路。
乔波去年刚调来上步中学，学校在深南大道上，距离著名的华强北只有两站地。
（2020年3月，深圳华强北街头。图源：视觉中国）
这一带外来务工人员居多，生源的质量会影响教学难度，也会影响学校升学率。学校的年轻老师有时会因此沮丧，这并不是需要遮掩的事情。
他会从那些外来务工的家长身上看到一些人人都会面对的境地。每年来深圳的人千千万万，有无数种面貌:技术高的或低的，学历高的或低的，大家都认同深圳，共享着城市的发展带来的便利。
外来务工的家长和这座城市里其他家长也没有区别，都是中国家长们的缩影，“他来到深圳就想踏踏实实的努力，到了孩子入学的年龄，哪怕我在城中村里住一个小小的房间，哪怕我这一辈作为父母苦一点累一点，但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受到公平的教育。”
去年开学时，他在台上作了一番动情的演讲:
乔波刚来深圳时，生活并没有那么自如。深圳的生活成本比内地城市高出许多，那一年其他城市搭乘公交车只要五毛钱，深圳已经开始施行按段收费，近一点两块，远了甚至要八块。乔波每天和同事窝在宿舍里，不敢出去乱逛。
14年过去了，乔波确实如他2006年从东北师范大学毕业来到南方时期望的那样，“生活越来越好”。
深圳也从他刚来时的地铁1号线 4号线，发展到如今的8条地铁线。乔波脱离了学校的校车和宿舍，自己买了房和车，和爱人从大学同学走进婚姻，生了一对龙凤胎，真正在深圳安顿下来。
（2017年，深圳地铁推出女士优先车厢。图源：视觉中国）
14年来，从普通教师做到班主任，又从教学组长做到副校长，他觉得自己一路都受惠于深圳的包容，才会如此真诚地想要把一些珍贵的东西反馈给这座城市。
2016年，乔波和同事去了深圳对口教育帮扶的河源市。在那里，他们新建了一所中学。
河源市在效率、授课方式和教育思维上都与深圳有很大区别。河源学校下午的课程一般从2点40分开始，比深圳整整少了一节课。他们调了课表，要求老师们跟学生一起考试，一起公布成绩。河源老师起初不适应，开玩笑说“我们拿着河源的工资，干着深圳速度的活儿。”
一些肉眼可见的变化却在那里发生。他们联系企业捐了第一批深圳校服给当地学生，期望学生们记得与深圳的缘分。他摒弃了学校原来“只抓成绩”的评价标准之后，学生开始有了自己的社团，能够走出去比赛，面向更广阔的天地。
学校也拥有了当地第一个“屏蔽生”(高考全省前50名要屏蔽成绩的学生，是为了防止所谓“高考状元”被过度炒作而出台的措施)。到现在，每年高考完，河源的校长还会邀请乔波回去参加庆功宴。
同事每年让乔波做“中间人”，资助一位家境贫困的北大学生完成本科学业，不留下名字，只带去鼓励的话。
他知晓所有这些事情的长远意义，坚信在这样付出的经历并不是奉献，而是回馈。
那是他作为被深圳接纳过的人，对这座城市的回馈，也是他如今作为深圳人，和城市共享特区成立四十周年的成果和荣誉之后，对整个社会的回馈。
(应受访者要求，张真、钟校为化名）
你对自己的校服有特殊感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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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本文刊载于《南都周刊》2020年9月深圳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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