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新闻客户端 特约撰稿人 陈永新

山里的小伙子(山里的兄弟)(1)

诸暨茶厂仓库及车间一角

这是一篇滞后了整整三十九年才交的稿子。

一九八三年下半年,我二十一岁,以诸暨茶厂职工学校语文教员身份,到诸暨檀溪公社(现在并入赵家镇)山口村的诸暨茶厂山口车间,教了三个月的书,与那里的学生兼工友们结下了友情。

我曾说:回去后打算写一篇《山里人》,记录一下山里弟兄对我的情谊。

回城后渐渐把这作文忘了,但其实回过头来想想也是好事。一来当时生活阅历单薄,写起文章来除了堆砌词汇,便是无病呻吟,不见得能确切抒发所见所感,如果当年写了,今天翻出肯定不堪卒读;二来当时写了也无处可发,如果向诸暨城里唯一的官办杂志《浣纱》投稿,给我一份铅印的《退稿通知》,上面除“陈永新同志”五个字是钢笔写的,其它都是千篇一律的“希望你再接再厉,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更多喜闻乐见作品”之类,几乎是没有悬念的事。

倒不如现在来还了三十九年前的欠账,写了随时能发,多少总有几个人看。

之所以称作“山里的兄弟”,因为当年交通通讯闭塞,山口到县城一天只有一班公共汽车,进趟城算是大事;四周又群山环抱,按诸暨人通俗的划分,山口村已是典型的山里。

称教书已是高抬我自己。我不是正式的老师,学校也不是正儿八经的学校,唯一的教室是一个机修车间,草草打扫一下,放上一块黑板,下面放上几条长櫈。

彼时改革开放不久,茶厂从各处招来的知青等,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县里奉上级精神要求全县职工必须达到初中文化程度,否则学徒工不予转正。

于是,机缘巧合,阴差阳错。我这个在制茶车间干了四年苦力、同时在机器旁看了四年唐诗宋词书剑射雕的人,因一次工作表现差,被迫写检讨书,用文言文信口胡诌,结果歪打正着,被当时茶厂的老书记——我人生中第一位大恩公朱灿华老人家青睐,派我去绍兴职工大学读了半年语文师资班,回来做了学生大多比老师年纪大的语文教员。

当时山口茶厂刚被诸暨茶厂兼并成为下属一个车间,于是,就有了三个月与山里兄弟的不解之缘。

山里的小伙子(山里的兄弟)(2)

当年教室今犹在

上课的日子是非常枯燥的。

毕竟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天天讲语法修辞,什么主谓结构、动宾结构,排比拟人……用的又不是成人教材,对十多岁的初中生还能讲讲,对已有些社会阅历的人去讲,讲的兴味索然,听的昏昏欲睡。后来我一看教室里气氛沉闷,就扔开书本,讲起了书剑射雕。讲到天池怪侠袁士霄,年轻时因性格倔强,使心上人终成心中永远明眸皓齿的梦中情人后,性情大变,独创一套百花错拳,震古烁今、天下无敌。我手舞足蹈,架不住大家起哄,便按自己的理解一招一式演示给大家看。讲得兴起,下课时间到了,学员们堵住门不让我下课。我求饶说肚子饿了,吃完饭再讲。他们不依不饶,说再讲一段便允许下课,而且故事情节须有关联。我只得回到讲台上,讲袁大侠前女友后梦中情人,天山双鹰关明梅陈正德夫妇六和塔上大展神威,最后碰上红花会二当家无尘道长,独臂使一手追魂夺命剑,才知强中更有强中手。

直讲得我口干舌燥,他们才放我出教室。及今思之,真是兴趣盎然,温情四溢。

山里的物质生活比精神生活更枯燥。

除了中午晚上是食堂里用大号铝制饭盒蒸饭外,早餐也是吃米饭,这对于城里吃惯了各式早点的我来说,真是要命,我就向车间主任去提要求,主任吩咐食堂单独为我下面条,并让食堂去山口村农户处买来一些鸡蛋,煎成蛋皮、就些葱花,做成鸡蛋面。

尽管与城里东风饭店的片儿川差了许多,但在这大山沟里能吃上面条,也算马马虎虎。

一帮学生兼工友看着我的小灶待遇,羡慕得垂涎三尺,一开始还不敢凑上前来,渐渐熟悉了,我就让食堂稍微多做一点,谁碰上了就给谁分一点。

一般一碗面条标准也就二三两,我最多说六两,供另外两人分着吃。后来人熟狗皮,大家都来蹭面条吃,食堂越下越多,从八两到一斤,反正都算到我头上。有一次云才走到窗口,大声吼道:“陈老师今天要吃两斤面。”那食堂的成木师傅一看云才那凶神恶煞相,只好一边嘀嘀嘀咕咕,一边又不情愿地烧了一大盆出来。好笑的是:给我一个人烧小灶时,我还能吃独食,两斤面条端上来,留给我的反而只剩下点面汤,几位先抢的弟兄大概也觉得难为情了,就各自匀一点出来给我。

离山口五里路便是赵家镇上,公路边上,开着一家郭记饭店,只有三张小方桌,发了工资奖金时,大家就去打个牙祭。

郭记是家夫妻店,那女儿十七八岁年纪,如清水出芙蓉,十分清秀。穿一身碎花青布衣端上菜来时,如杨柳般飘逸而过,惹得一众毛头小伙心生荡漾,盯住她看。

由于诸暨话郭记与国际同音,回城时新宝问我嘴馋时怎么办,我说赵家有郭记饭店,新宝嘴一撇,一脸不屑说:吹牛!赵家有什么国际饭店?杭州都没有。

山口教书时还未成家,周末便回江藻去看父母及小伙伴。骑自行车从山口到江藻,要路过光新家的杜黄桥村。

有一次周六中午路过,光新便留我吃饭,并去池塘里钓了一条大鲫鱼。那时的鱼都是野生,筋骨特别好,待他剖膛开肚将鲫鱼蒸了三五分钟,我心急想尝鲜,掀开锅盖,那鲫鱼还没断气,猛一甩尾巴,酱油猪油溅了我一脸,光新笑得在灶膛里前仰后合。

多年以后,我们还不约而同,想起那条坚强的鲫鱼。

山里的小伙子(山里的兄弟)(3)

抢面条吃的食堂

三个月的时间倏忽过去,回城的日子临近,忽然对山口茶厂和这帮朝夕相处的人有了些留恋。

大家张罗着要为我饯行,永康把各人的采购任务分派下去,你杀鸡、他钓鱼,井井有条,派宣勇去赵家镇上打两热水壶黄酒,两壶酒十一斤重,宣勇左手扶自行车把,右手拎两壶酒,上坡路骑不动了便下车推行,累得气喘吁吁。

大家又照例猜拳行令,大呼小叫,酒酣耳热之中,光新调侃说:你明天又做城里人去了,可别忘了山里兄弟们。我连说不会。

那天喝完送行酒,头重脚轻地骑自行车回江藻,不知是留恋山口还是酒后乏力,反正车骑得特别慢。平时一个小时,那天整整骑了两个小时。

过了一个多月,山口的弟兄们考试全部通过。

再过一个多月,我去山口看他们,公共汽车开过赵家汽车站后,忽然看见在田间弯腰浇水的纪宁,我半个身子探出窗去,挥手大喊:纪宁、纪宁!

纪宁看清是我,一下子扔掉水勺,朝我飞奔过来。终究还是汽车快了一点,纪宁跑在汽车后大喊:陈老师!夜饭郭记!夜饭郭记!

晚上由纪宁请客,照例又是大呼小叫、喝酒猜拳。店家的小姑娘几个月过去,又大方多了。

山里的小伙子(山里的兄弟)(4)

为我饯行的小平房

结束山口三个月的教书日子,回到县城后,与山里兄弟们的来往便少了。

八十年代初,交通、通讯都还很落后,我偶尔也回去看几次。除了永康、光新等几个仍有走动外,另外的基本也没有了往来。心中却不时在想起山口的日子,想起山里的弟兄。再过几年,茶厂倒闭,大家都作鸟兽散,更是难得碰到了。

八六年底,我刚结婚,住在南门石塔头出租屋里。有天大雪的清晨,忽然出租屋外响起幸福牌摩托车突兀的声音,又听得有人在大声喊我名字。我赶紧披起棉袄走出去,原来是毛新军来了。他全身披满了雪花,头上雪水溶化,已是一脸水渍,从摩托车后座解开绳子,取下来一只编织袋往我手中一递,气喘吁吁地说:“过年了,山上刚去挖了些冬笋,你烧东烧西好吃吃!”说完,调转车头又轰鸣而去,我当时心头一热,觉得暖烘烘的。

永康后来进城当了土产公司经理,又换了别的工作,平时也很少联系。有一年住进排屋,叫了山口的老兄弟喝新屋酒,打电话给我,口气不容商量:“明天来我家里吃饭,山口的老兄弟都来了,大家都在记得你,任何应酬你都给我推掉!”

那一天,大家搂肩搭背,边喝酒边在永康家唱当时时髦的卡拉OK。自然,猜拳行令又是少不了的。

光新仍然住在杜黄桥。有一年我从北京回来,开着法拉利去看他,那巨大的轰鸣声半个村子里都听到了。刚好他女儿倩倩在读警校,小姑娘飒爽英姿,光新对女儿说:“难得的,让陈叔叔开着法拉利带你去兜一圈。”

过了几年,光新女儿出嫁,热热闹闹的办喜酒,却没有请我。我事后知道,打电话去臭骂他,他支支吾吾推说:“我想你在北京一定很忙,就不来打扰你了。”

其实我心里也清楚:老朋友这些年走动少,多少有些生疏,再说我成了名声远远大于实际身家的老板,他们有了莫名的距离感。

想到这里,心中掠过一丝惆怅。

近来总是怀旧,趁记忆还清晰,写点小文章,记录一段往事,也记录一下当年那纯粹的、纤尘不染的友情。

山里的小伙子(山里的兄弟)(5)

跨越36年的两只茶杯

(作者陈永新,《寻找飘荡的忠魂》作者,浙江日报、大公报大公网、诸暨融媒体中心特约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