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冈洋右（1880年年3月4日—1946年6月27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日本有代表性的外交官,人送外号五万言先生。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是他的口头禅，日本退出国际联盟，日德意三国同盟的缔结，日苏中立条约的缔结等都有他的身影，战败后，作为甲级战犯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的公审中病死。
松冈洋右
松冈洋右1880年出生于日本山口县，这里被称为产生日本右翼政治家的地方。少年时代，因家道中落，随其兄渡美谋生。
松冈洋右11岁时因家庭破产而飘洋过海，被他的叔父扔在美国海岸上，要他自谋生路，命不该绝的松冈洋右被俄勒冈州波特兰一家美国人收养，在尔后成长的年代里，他发奋自强，刻苦读书。他做过工，当过听差，为了赚到学费，甚至临时做过仆人。这种曲折艰苦的成长经历，倒是锻炼了松冈洋右超乎常人的坚韧毅力与求生技能，他后来成为极力推动日本侵略的“国民英雄”，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后来他在二战前的作为，也让讨厌他的美国人给他起了一个“俄勒冈僮仆”的蔑称。
1904年，他参加了外交官资格考试，并以优异的成绩取得合格证书。因成绩优异而被外务省录用。虽然他在美国生活了10年之久，并接受了西方教育，但他尊崇天皇，并抱有使天皇的统治遍行于世界的“八弘一宇”的理想。从这时起，松冈洋右活跃在日本外交领域，其活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04年起到1921年，他在中国任职，被称为“大陆派”外交官。1904年松冈洋右作为领事官候补被派到上海。他被任命为日本驻上海领事助理。他结识了三井物产上海分社社长山本条太郎。这一时期是日本对上海经济渗透的重要时期，山本条太郎则是推动日本经济向上海渗透的主要人物。松冈对山本的见识和能力十分佩服，山本对松冈也刮目相看，认为他将是扩张日本在华权益的一员“虎将”。
其时正逢日本、沙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发动争夺中国和朝鲜的强盗战争——日俄战争。1906年，松冈转任日俄战争之后新设立的关东都督府第一任外事课长，为了确保日军的胜利，松冈洋右以外交官身份为掩护，大搞军事间谍活动，积极为日本政府搜集有关沙俄军队的情报。1905年，在日俄大海战开战前夕，松冈等人侦获到从金兰湾北上参战的一支俄国舰队的准确动向，随即电告日本政府，从而使日本海军在这次海战中大获全胜。松冈的表现得到了日本政府的赏识，第二年便被擢升为关东都督府第一任外事科长。
这时，日本已经通过条约从俄国手中获得了旅顺、大连，设立了关东都督府，松冈洋右担任关东都督府的外事课长，专门与中国打交道。在此期间，他又结识了满铁创始人——日本重要的政治家后藤新平。日俄战争后，日本通过《朴茨茅兹条约》、《中日满洲协约》夺取了俄国从中国强占的“南满”各种特权。与此相配合。后藤新平仿照英国东印度公司建立了“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松冈利用他在中国的机会，通过对三井物产和满铁的观察，加上山本和后藤的开导，逐渐形成了“大陆主义”思想。他认为日本将来的发展离不开对大陆的“开发”、“经营”，而要实现对大陆的“开发”、“经营”，就必须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分离出来。满洲和内蒙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外交、国防上，对日本都是生死攸关的地方。松冈虽然对中国的古老文化十分迷恋，但他却从不隐瞒对中国政治的轻蔑。辛亥革命时，他亲眼看到了清王朝的灭亡和共和政治的诞生，也看到中国许多政治问题原封未动，因而怀疑中国是否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当日本统治阶级内部就是否出兵西伯利亚、干涉苏俄革命问题进行辩论时，在外务省供职的松冈洋右就坚决主张出兵。为了批驳反对者，达到尽快出兵的目的，他甚至越俎代庖，替本野一郎、后藤新平两任外务大臣起草了一份《意见书》。经过他的摇唇鼓舌，出兵论者终于占据了上风，导致同年8月正式出兵西伯利亚，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外交界主张对英美协调外交一派占据了主流地位，松冈洋右就在1921年退出外务省。
从1921年到1934年，是松冈洋右活动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他被当作日本的“外交英雄”。退出外务省的松冈洋右得到当时为日本陆军大将，也是其同乡的田中义一的推荐，一个月后就进入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日本对东北进行控制与经营的国家代理机关。
满铁公司
当时的“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对松冈洋右极为欣赏与信任，1927年，松冈洋右成为“满铁”的副总裁。在这期间，“满铁”制定了野心勃勃的铁路建设计划，准备通过铁路控制中国东北，推进日本已经确立的大陆政策。
田中内阁下台后，松冈洋右辞去在“满铁”的职务，回国致力于政治活动，成为“政友会”议员。他继续推进在中国东北的活动，大力呼吁“满蒙生命线”，而猛烈批评主张与欧美各国进行“协调外交”的币原外相，主张强硬外交，鼓吹用武力解决满蒙问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用武力占领中国东北，并扶植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由于中国政府的申诉，国际联盟在日内瓦召开临时会议。松冈洋右明知日本的侵略行径会遭到国际舆论的批评，但还是同意担任日本代表团的首席代表。他在会议上强词夺理地与各国代表辩论，竭力为日本的立场辩护，声称日本是在“维护日俄战争中牺牲10万英灵换来的在中国满洲的利益”，仍然在鼓吹他的“满蒙生命线”的理论。
从1921年到1934年，是松冈洋右活动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他被当作日本的“外交英雄”。退出外务省的松冈洋右得到当时为日本陆军大将，也是其同乡的田中义一的推荐，一个月后就进入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日本对东北进行控制与经营的国家代理机关。
当时的“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对松冈洋右极为欣赏与信任，1924年8月，中国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对此应当采取何种政策，日本统治阶级内部出现意见分歧。当时任“满铁” 理事的松冈洋右，不仅全力支持关东军的立场，坚决主张实施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还积极进言日本政府，对中国应采取两面派的手法，“表面上要始终标榜不干涉中国内政”，但在实际操作中“应当排除小型的干涉行动，确立进行大规模干涉的方针”。
以巴黎和会为契机，要求归还被日本从德国手里夺去的青岛为开端的五四运动，转瞬间发展到全国。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锋芒指向一切帝国主义，要求收回被夺去的一切权益，当然也包括满铁。为了使日本在这场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决策不出现失误，进而保住甚至扩张日本在我国东北的权益，松冈洋右认为围绕中东铁路而日益吃紧的北满形势，必须加强情报工作，因此他首先在“满铁”设置了庞大的情报调查机构。后来，于1923年4月，又将“满铁”本社的调查机构进一步扩大，同时将哈尔滨公所升格为事务所，并增设了哈尔滨调查课（“哈调”）。“哈调”刚刚建立不久，1923年7月至8月，中国方面以武力收回了中东铁路附属地。为解决铁路归属问题，苏联政府派加拉罕前往中国进行交涉，经过谈判，结果确定以中苏合资的方式管理中东铁路，争议由此暂告一段落。 在中国收回中东铁路的过程中，“哈调”掌握了详细的情报，并及时通报给松冈。松冈参照这些情报，仔细分析了北满形势及北京政局。在松冈所掌握的情报中，也包括北满陆军特务机关的报告，如：哈尔滨特务机关松井石根编写的《赤塔--乌苏里铁路现状》，驻满洲里特务机关桥本欣五郎编写的《采金业在远东》等。 “满铁”本社的调查课成了哈尔滨、奉天、吉林、郑家屯、洮南和齐齐哈尔等地公所情报的汇集地，成为名副其实的情报中心。松冈编织的庞大的情报网遍及世界各地，不仅有驻满洲、北京、上海等地的情报机构，而且还有驻纽约、柏林的事务所。而这些事务所又下设多个分支机构，如上海事务所调查室便下设有南京、汉口、广州、香港事务所。 松冈洋右大言不惭地说：“满铁”虽在日本政府的监督之下，但它作为“具有灵魂的有机体”已活脱脱像个政府。“满铁”东京分社负责了解政府内部情况，关于政党动向等的秘密情报，也要定期向本社通报。“满铁”调查课之所以越做越大，主要是活动经费充足，它一方面有“满铁”的巨额收入作保障，另一方面有关东军的大力支持。为了报答关东军的财政支持，“满铁”调查课后来干脆承担起了关东军资源调查班的全部工作。
说到“满铁”本身的收入来源，主要是指通过运输满洲特产大豆以及每年在抚顺煤矿对近10万名采煤华工进行非人道的、残酷压榨的劳工制度而赚取的不义之财。在“满铁”成立之初的1907年，其利润仅为200万日元，其后则逐年增长，到1921年时，利润已增加到1000万日元，1929年的利润则创记录地高达4500万日元。“满铁”用从中国榨取的巨大经济利益，不断强化并扩大“满铁”在满洲的地位，同时也使松冈洋右把持下的情报调查机构更加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地在中国展开情报活动。
1925年12月，在郭松龄武装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事件中，松冈洋右再次暴露出其干涉中国内政和侵占中国领土的狼子野心。他致信日本外务大臣说：“在满蒙维持秩序和一般的干涉内政，应明确加以区别。我认为必须把满蒙与中国的其他领土区别开来，尽我帝国之力维持满蒙的秩序。”松冈洋右把赤裸裸的干涉内政美化成“维持秩序”，并故意把东北和内蒙古地区与中国的其他地区分割开来，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的图谋披上合法的外衣而出谋划策。1927年，松冈洋右成为“满铁”的副总裁。在这期间，“满铁”制定了野心勃勃的铁路建设计划，准备通过铁路控制中国东北，推进日本已经确立的大陆政策。1929年12月14日，在广岛市召开的太平洋调查会议上，松冈在演说说：“为了替中国赶走赖在东北不走的俄军，日本向满洲投入了20亿日元的战费。这笔费用在10年之内，本利就可达60亿日元。中国偿还这笔钱了吗？……日本在满洲还损失了10万宝贵的生命，这是用金钱换不来的。
田中内阁下台后，松冈洋右辞去在“满铁”的职务，回国致力于政治活动，1930年2月成为“立宪政友会”议员。两个月后，他参加了在京都召开的第三次太平洋问题调查会议，在会上，松冈大放厥词，发表了臭名昭著的《驳中国的满洲论》的演说，他老调重弹，说什么“满蒙是日本国防上不可缺少的”，“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字里行间赤裸裸地体现了他“侵略满洲有理”的无耻观点。他说：“正如以前所指出的那样，李鸿章是想借助俄国力量打倒日本。现在我不是就此事本身论其是非，只是指出事实。历史往往是会重现的。中华民国诸公，能向日本做出保证，将来绝不会再出现第二个李鸿章吗?……其次，以我的历史观来看，世界历史，大多是由国民或人种的所谓盲目冲动的错综复杂关系及其反应所形成，而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明智力量的作用却不多。从这一历史观来看，斯拉夫民族的重建或复兴如任其发展，将会出现比沙皇统治时期更完善、强大的俄国，那时将会以比过去更为强大的力量向远东蜂拥而来。毫无疑问，它将再度面向海洋而席卷满洲。我相信，这种事实必然会出现，而对斯拉夫人的卷土重来，对其凶猛的袭击，请问中国诸公能向日本保证，中国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守住北部，使日本的存在与国家的安全绝不陷入危机或受到威胁吗?……总之，对于日本过去在日俄战争中所付出的鲜血和财力的牺牲，中华民国诸公将准备给予何种具体而满意的补偿呢?再者，我现在所申明的两点，即立即与我国国防发生重大关系的两个问题，诸公是否准备给予保障呢?我恳切地劝告各位，对于这些重大问题，只要不能给予满意的回答，我相信要解决所谓满蒙问题的一切尝试，就是不会有多大进展的”。进而猛烈批评主张与欧美各国进行“协调外交”的币原喜重郎外相，主张强硬外交，鼓吹用武力解决满蒙问题。
松冈洋右还在各种场合甚至著书立说来鼓吹自己的侵略扩张思想。他宣扬“满蒙是日本国防上不可缺少的”的无耻论调，而“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这一句话更是他的“杰作”。
1930年，松冈洋右当选为日本参议院议员。不久就出版了自己的“倾心”之作——《兴亚之大业》一书，公开兜售自己的侵略理论。“兴亚之大业”，指“振兴”亚洲是日本最大的奋斗目标，这种“振兴”之本质，在书中有明确的定义——松冈洋右在书中声称：“何谓兴亚之大业?一句话，就是使神武天皇的八肱一宇的诏敕得以实现……即通过对大陆的大规模经营，实现神武天皇这种崇高、宏伟的创业精神。进而由亚洲走向全世界，传播此种仁爱之皇道。”面对这样的大业，大和民族的使命就是“挽救”人类，日本就是“东亚新秩序的领导者”、“‘大东亚共荣圈’实际上的盟主”，如果其他国家介入属于日本势力范围的“大东亚共荣圈”的事务，日本将断然予以阻止。
1931年，在另一本宣传侵略扩张思想的书——《动乱之满蒙》中，松冈洋右更是提出：“满蒙不仅在我国的国防上，就是经济上，也可以说是我国的生命线……我们要牢固地确保和死守这条生命线。”“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这一“名断”即出自此处。而实际上，关东军也是打着“保护日本生命线”的旗号，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
1931年，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并迅速出兵占领了东三省。当时的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的政策，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期望国际联盟能够主持公道。11月21日，国际联盟大会通过了组织调查团的决议。翌年1月，国际联盟调查团正式成立，由英国人李顿伯爵任团长。调查团经过半年多的调查活动，于10月公布了《国际联盟调查报告书》。报告书虽然肯定“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但又承认“日本在满洲的利益”，结果竟提出一个对中国东北实行“国际共管”的方案。1932年10月11日，国际联盟在日内瓦召开国际联盟大会，讨论李顿调查团的报告。日本斋藤实内阁决定派松冈洋右作为首席全权代表率团前往。而在此前的9月15日，日本政府已正式承认了伪满洲国，这等于告诉松冈绝不妥协。松冈便带着这一“尚方宝剑”，前往日内瓦参加会议。
九一八事变
在国际联盟大会开会期间，日本国内就“满洲国”问题召开了举国一致、各派联合的联络员大会，并致电松冈，激励他“排除一切妥协，坚决贯彻初衷”。随后又于1933年2月7日在日比谷公会堂召开了“对国际联盟的紧急国民大会”，并由东京中央广播电台转播了实况。此次大会通过了“帝国应立即退出国际联盟”的决议，并递交给斋藤实首相和内田康哉外务大臣。日本政府接到决议后遂于2月21日决定召回出席国际联盟的日本代表团。与此同时，联合会又策划召开了名为“国民奋起大会”的大集会，通过如下决议：谨向天地神明宣誓：为了世界和平，宣扬全体国民强烈的意愿，坚持帝国国是，促成满洲国建国大业，切望立即退出国际联盟。
当天，身在日内瓦的松冈洋右便收到了这一决议的全文电报。松冈对此心领神会。1933年2月24日，在国际联盟大会上，松冈作了不改初衷的最后演说。此后，大会对李顿的报告书进行表决。在当时57个参加国代表中，有45国的代表出席。记名投票的结果为，赞成票42国，反对票1国，即日本，泰国弃权，智利未参加投票。大会主席宣布：“大会通过李顿报告书。对‘满洲国’不给予事实上或法律上的承认。” 闻听这一结果，松冈立即宣读了事先准备好的宣言书：“日本缔造了满洲国，这对维护东方和平至关重要·······目前没有人看到其中的意义，但是30到50年后，世界会认识到日本是正确的。日本就像耶稣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但像他一样被拯救····日本有朝一日将被拯救····我们准备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确信，而且坚信，几年后世界的看法会改变；就像世人理解基督一样，我们也会得到世人的理解。” 随后便趾高气扬地率日本代表团离开了会场。
后来日本内阁会议于1933年3月8日又正式作出了退出国际联盟的决定，27日，将退出国际联盟的通告通知国际联盟秘书长，并颁布退出国际联盟的天皇诏书。松冈洋右离开日内瓦后，首先取道罗马，他这个法西斯国家崇媚有加，说什么在那里没有乞丐，街道整洁，社会秩序安定”。接着会见了法西斯党魁、他心中的偶像——墨索里尼。他对墨索里尼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在一次演讲中说：“一人之去留而定国家之兴亡，这在过去只是传说，但是各位如果想看到现实的话，就请到意大利去吧！”然后辗转伦敦，随后又去了美国，在华盛顿，会见了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4月27日，松冈乘浅间丸抵达横滨。《东京日日新闻》发表了《欢迎松冈全权代表》的长篇文章，赞扬他为“凯旋将军”。其他各大报也都把松冈捧为“国民英雄”，并把松冈退出国际联盟的行动称为日本“自主外交的里程碑”。
日本扶持成立“伪满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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