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过农民、公社广播机线员、文化馆摄影干事，是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毕业后，进了西安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西影厂），见证了西影最为辉煌的十年。
从张艺谋的御用摄影师和吴天明的左膀右臂到成为一名独立文化学者，中国独闯非洲摄影第一人，柏雨果的经历堪称传奇。
谁人不知柏雨果？在陕西文艺圈，柏雨果资历老，人缘佳。贾平凹、肖云儒都曾为他写过文章。在贾平凹眼中，柏雨果是害“摄影病”害得极深的人。他这样描述道：“到什么地方，眼珠子就忽悠忽悠地转。一块走着，走着走着，就不见他了，他爬高上低，或者跪在地上趴在地上，对着一个东西按快门。”
贾平凹说，摄影是苦人干的活儿，又是花钱的主儿，所以他穷着，而且当不了官，他从未能坐到主席台上，即使他声名早如雷贯耳，又是请来的贵宾，主持人念到他的名字，全场掌声响起，台上没有他，他在台下还在蹲着拍照。
贾平凹在《说说柏雨果》这篇文章中不吝赞美之词的说道：柏雨果在陕西是个传奇人物。有评论家说这人天生不安分，喜欢干那些不大合中国人脾性的事情。八十年代他在西安电影制片厂担任过宣传发行处处长，厂艺术委员会的副主任。也曾当过西影厂的厂长助理，为西影厂在那个时候的崛起是立下汗马功劳的。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他结识了吴天明、张艺谋等一批挚友并成为“哥们”。再后来突然从西影厂“消失了”，几年中我们只能从报纸刊物上的图片及文章中知道他在天马行空地周游世界，一会儿欧洲一会儿美洲，又只身蹿到非洲的原始部落中与土著人跳舞喝木薯酒——想想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四五十岁的中年人数年里与一支笔几架相机相伴，那是多么大的趣味也需多么大的勇气！
原陕西省文联主席、著名作家李若冰在评价他的作品时所说：“走进柏雨果艺术世界里，你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魅力的画廊，你会为一篇篇作品所吸引，为一幅幅画面所震撼，潜藏着一种内在力度的美，使你不由得为之动情，为之惊叹。雨果的摄影作品构图独特新颖、别致奇巧、睿智鲜活、隽永耐嚼，每幅作品都有自己的思维、自己的意象，像是油画是雕像是诗是散文，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使你得到不寻常的艺术享受。由此使我们感受到，他在热烈地拥抱生活、拥抱世界，从中感悟生命的意义和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关注。我们也感受到，他不仅是一位善于捕捉瞬间的大家，同时是一位善于思维的学者，是真正意义上的学者型摄影艺术家。他在研究人生，体察人类生命本质的价值；他在探索自然，追寻着人类和自然的奥秘。正是如此，我特别赞赏雨果的摄影艺术作品。”
著名文化学者肖云儒则说：“柏雨果这辈子，注定要与摄影、文学、电影这条轴线结缘。”柏雨果与肖云儒相识于1980年。那年夏天，《陕西日报》上刊发了一篇名叫《白莲花在秦岭山中绽放》的通讯报道。文章作者是柏雨果，而编辑则是肖云儒。
《白莲花》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一部影片。取景地就在陕西凤县。当时，柏雨果是县文化馆干事，被派过去当了联络员，用相机记录了整个拍摄过程。顺便还给剧组拍了一组剧照。导演中叔皇一看，直夸柏雨果拍得好，“比专业的剧照摄影师都强。”
柏雨果父亲是山区小县凤县在新中国成立前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之一，在读了一些西方文学作品后，给刚出生不久的儿子起名“雨果”，与法国大作家同名。
16岁那年，上高一的柏雨果第一次按下相机的快门，从此便与照相机结缘。
柏雨果在凤县文化馆当过摄影干事，跑遍了凤县所有的乡镇、生产队；大学毕业后他被西安电影制片厂破格录用。
在西影厂期间，柏雨果拍了不少珍贵的照片。他用镜头热切地记录了电影人吴天明、张艺谋、陈凯歌等大师们早年工作、生活的精彩瞬间。
比如有一张张艺谋在医院的照片。张艺谋拍戏期间不慎腿骨受伤住院，满腿缠满纱布高高架在床头固定。那天，柏雨果去医院看望张艺谋，恰逢护士要给张艺谋换纱布。柏雨果拦住护士，说：“你先等等，我回去拿相机拍张照片。”因为他发现，在那缠腿的白纱布上，有很多来看望张艺谋的明星的签名，比如张曼玉、陈晓东、吴天明等等。柏雨果觉得挺有意思，就要拍下来。护士没好气地说：“你们这些搞电影的，是不是都是疯子？”如今，再看那张照片，你会觉得珍贵无比。
类似这样的明星生活场景，柏雨果拍了很多。“估摸着有上千张吧。”包括巩俐、陈凯歌等人。柏雨果说，那时他就有一种预感，这群视电影艺术如生命般的“疯子”，迟早有一天会火。
这些照片至今仍广为流传，成为记录中国电影人成长的重要人文资料 。
柏雨果镜头下的张艺谋
西影十年在西影厂的十年，柏雨果干得很不错。作为厂长助理，他和吴天明配合默契，从拍摄《西安事变》到《菊豆》，获奖无数。两人带领一干能人，将毫不起眼的西安电影制片厂干到了名声大噪。然而，他却“志不在此”，觉得电影厂是演员们的天堂，演员们成名成角儿，他一个搞摄影的，再怎么扑腾，也出不了头。
于是，柏雨果老想着离开西影厂。一会想着继续深造读研究生，一会想着“停薪留职”，出去闯荡一番，但每次都被厂长吴天明给婉拒了。
80年代末，厂长吴天明去美国考察电影市场，不料却因故滞留在那里。这下没人留得住柏雨果了，他立即给上级打了报告，申请了“停薪留职”，成为了一名自由文化人。
那几年，他也曾打算下海做生意，开广告公司。不过，到底干什么适合，他心里也没底。于是，在朋友的介绍下，他加盟了一家专门做进口电影器材的广告公司。待了没多久，他又觉得没劲。想着去美国，一是开阔视野，二是看看老朋友吴天明。听闻吴天明日子过得不好，他很惦记这个昔日的追梦人。
在美国，柏雨果见到了老朋友吴天明。“其实，并没有传闻中那么狼狈，毕竟他曾是西影厂厂长，人脉资源多，社会活动能力强，开着饺子馆，过得还不错。”柏雨果在吴天明家里住了几个月，聊了许多往事。闲来无事，他甚至还给吴天明家打了一套家具。
本来可以在美国待一年的，此时柏雨果决定提前回国，他急切地想去非洲转一转，去领略一下非洲的风情。强烈的好奇心，促成了一段说走就走的旅行 。
柏雨果镜头下的张艺谋和巩俐
“不安分”的人柏雨果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他在西影厂干得红红火火时，却毅然放弃令人羡慕的职位，在人们的视线中突然“消失了”。之后不久，大家才从报纸刊物上的图片及文章中发现了他，他天马行空地满世界周游，一会儿欧洲，一会儿美洲，最后只身窜到非洲的原始部落。在非洲的三个月里，在44℃的高温酷热下，在不时会遇到危险的环境中，他跨越了交通、语言、饮食起居等生活习惯的障碍，克服了疾病、野兽和各种社会不安全因素的威胁，以常人罕见的耐力和韧性，奔走在非洲的原始森林、始前大漠和土著部落的村寨之中，拍摄了一幅幅感人至深、艺术感极强的照片，给人们展示了一个平和、忧伤、安详，强烈渴望生命的非洲形象。
1996年，在北京机场登上去非洲的航班。因为行李超重，柏雨果不得不将厚衣服全套在身上，里三层外三层，活像一个粽子。那一年，他48岁，本命年，腰上绑着妻子给准备的红腰带。妻子和儿子在机场送他，“三个人都不说话，想着这一走，身处非洲原始部落，有太多的未知。”
那个时候，去非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是高昂的费用非一般人能承受。本来摄影器材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柏雨果随行带了四五台相机。在国外人生地不熟，全靠钱开路，算下来得20万左右。柏雨果从西影厂出来后，拍广告赚了一些钱，凑一凑基本上能够。
最让柏雨果头疼的，是签证一直批不下来。他本来找了一个在非洲干工程的老乡帮忙，让对 方以单位的名义，发了个邀请函，这次出国就属于公干。但那时审核极其苛刻。来来回回往大使馆跑了大半年，才给办下来。“本来约了芦苇一块去的，可签证时间拖得太长了，芦苇刚好又接了一部电影，就没去成。”柏雨果说。假如芦苇和柏雨果一起去了非洲，说不定，两人后面的人生故事得改写。
摄影展之后，柏雨果在业界有了名气。西安多所大学都邀请他去讲课。这时，他的妻子不失时机地建议：“既然你这么热爱摄影，讲课又受欢迎，不如咱办一所摄影艺术学校吧。”或许，在妻子心里，有一份稳定的事业，总比四处漂泊好得多。更何况，她自己就是西影厂教育科科长，各方面条件都具备。
可柏雨果心里不太乐意。他家里的教书匠太多了，父亲曾是汉中大学校长，姐姐是西安30中的校长，大妹妹是西北大学文学院的党委书记，另一个小妹妹则在党校当教授。用柏雨果的话说，柏家简直就是一个“教授窝点”。他不想再凑这个热闹。
可妻子的一句话，把柏雨果给说服了。妻子说，总得给自己寻个出路吧。
1997年底到1998年初，柏雨果在家闷头写《拜见非洲大酋长》，办学的事都是妻子在张罗。妻子的办事效率高，加之柏雨果的人缘又好，到哪都有朋友相助，很快，就拿到了教育厅的批文，雨果摄影艺术学校就这么挂牌成立了。2000年之后，就改成了雨果艺术传播学院，一直延续到了2009年。
总之，两口子办学确实挺累的。更重要的是，为了教学，柏雨果开始做一些摄影理论方面的研究工作。他阅读了大量的摄影方面的书籍，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并开始研究人类文化学，十分辛苦。
柏雨果开始关注非洲的原生态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这些年，柏雨果几乎每年都要去一趟非洲，足迹遍及非洲每一个角落。
2010年前后，柏雨果一度曾想把学校关了。一方面办学实在太累了，另一方面，他有一个愿望，希望在70岁后，能周游世界，整理这些年的经历，写成一本书，留给自己，也留给未来。
其时，正值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高峰期，好几所高校都对雨果摄影艺术传播学院有属意，争相收归于旗下。最终，柏雨果选定了陕西建筑科技大学，将雨果摄影艺术传播学院并入。自己用不着管理日常事务了，带带学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出摄影。对柏雨果而言，这算是一个最好的归宿。
有一句诗总能触动心弦，“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不久前，记者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的工作室中，见到了柏雨果。今年已经71岁的他，依然精神矍铄、容光焕发地为学生们讲述自己的摄影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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