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鲁迅在《拿来主义》里点名批判梅兰芳：“听说不远还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以催进‘象征主义’，此后是顺便到欧洲传道。我在这里不想讨论梅博士演艺和象征主义的关系，总之，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说，也可以算得显出一点进步了。”一是说批评梅兰芳到苏联出访是促进象征主义；二是批评梅兰芳是活古董，是一种退步。
鲁迅和梅兰芳到底有什么过节呢？这涉及到鲁迅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
他对从封建社会里出来的如中医、古戏、历史之类都非常痛恨。中医贻误了他父亲的病，文言文毒害青年人的思想、封建礼教是吃人的东西。这也是符合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倾向：当时新派知识分子对那些对古代文化持维护态度的人几乎都持棒打态度。
对古戏，鲁迅在小说《社戏》里写到：“于是看小旦唱，看花旦唱，看老生唱，看不知什么角色唱，看一大班人乱打，看两三个人互打，从九点多到十点，从十点到十一点，从十一点到十一点半，从十一点半到十二点。”看得昏昏沉沉，一头迷雾，“这一夜，就是我对于中国戏告了别的一夜，此后再没有想到他，即使偶尔经过戏园，我们也漠不相关，精神上早已一在天之南一在地之北了。”可见，鲁迅自己既看不懂古戏，也对之不感兴趣，骨子里持排斥态度。
当时还有人认为，京戏是象征主义性质的。这在鲁迅极不同意。他说”除了白鼻梁表丑脚，花脸表强人......那里还有什么说不出，做不出的深意义？“认为把西方的象征主义来比附京戏，是错误的。所以他讽刺说梅兰芳的行为促进象征主义，是”发扬国光“，就是个笑话。
1934年，梅兰芳去苏联演出，是受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这个消息成为当时新闻媒体的热门报道。这让鲁迅感觉并不是一个好现象。他认为，古戏应当是被打倒的古董，不应当被作为民族的优秀文化去到处宣扬。因为当时中国已经非常贫穷落后，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竟然把这样的古董拿出来炫耀，这实在是一种耻辱。就好比一个没落的后代，还拿着先人的成绩到处炫耀，作为自己的光环。这实际是《拿来主义》的一个意思。
鲁迅曾在几篇文章里，对梅兰芳本人及所代表的戏曲进行了尖刻的讽刺。在杂文《论照相之类》（1924年11月）里，他写到：”万料不到黛玉的眼睛如此之凸，嘴唇如此之厚的“，”象个麻姑“，”其眼睛和嘴唇，盖出于不得已，即此也就足以证明中国人实有的审美的眼睛“。他讽刺梅兰芳扮的林黛术实在很丑（”黛玉葬花“戏是梅的代表作），竟然还把这样的相片放在玻璃框里挂着作为中国艺术家的代表，中国人的审美水平也极低。对此，鲁迅不无挖苦地说：“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太监只能使别人放心，决没有人爱他因为他是无性的了”。梅兰芳曾在1924年5月在新月社给来华的印度诗人泰戈尔60寿辰庆祝典礼上演过这出戏，并陪坐在泰的旁边观看了林徽因、徐志摩等深出的泰的诗剧《齐德拉》。当时鲁迅也在坐，只未在一起。
梅博士是怎么来的呢？梅兰芳在1929年应美国总统邀请赴美，在纽约演出了《刺虎》，他的扮相赢得了美国一片赞誉，其戏票被黑市炒到了当时极罕见的18美元，后并被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和波莫纳学院授予文学博士学位——美国人见到梅这样的扮相，恐怕不是因为看得懂，恐怕主要还是看稀奇的多。
上面两个事件说明梅兰芳享有国内国际声誉。 1934年11月，鲁迅以“张沛”为名写了《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一文，抨击梅兰芳“不是生，是旦”，“是俗人的宠儿”，所做的戏“自然是俗的，甚至于猥下，肮脏”，“高贵了，然而从此死板板”，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倒不如看一个漂亮活动的村女。这就骂得很露骨直接刻薄：演的人变态，看的人也变态。此文明显是针对这种近于怪癖的审美眼光和僵尸似的古戏的批判，并针对的是有人对梅要奔赴苏联是发扬国光的说法，指出“不是在光的发扬，而是光在中国的收敛”。梅是事后才知道此文是鲁迅写的，这给梅的打击很大，毕竟鲁迅在当时文坛已有极高的声誉。
鲁迅和梅兰芳几乎没有过交往，哪怕曾同在上海居住；后来梅兰芳与同为政协委员的许广平也没有什么私下交往。即使是1933年萧伯纳来访的接待，鲁在上午，梅在下午。后来梅的戏剧扮相被各大媒体刊出，引发了鲁迅《论照相之类》一文。鲁迅这样的言论，本来是针对梅兰芳所代表的古戏，并对梅及其追随者还大力提倡这样的古董进行批判。但这对古戏的代表人物梅兰芳个人的刺激极大。
1949年后，梅兰芳担任全国文联副主度，对纪念鲁迅的各种会议，或缺席，或来得晚退得早，就能看出来他对鲁迅非常不满。对此，他的儿子梅葆玖说：我父亲从不提这事，这省了很多是非；各人有各人的说法，也不能“拦着人说话，对不对？”，鲁迅就是那么个人，他对谁都骂过；他要活到今天，我看也挺够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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