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号周刊#1980年伏天的一天早上，40多岁的生产队长王立政，来到了村子中间的那颗弯枣树下，他抬头看了看挂在树枝那个铁铃感慨万千:这个铁铃他打了10来多年，它象征着权利和威严，这个铁铃一响就是向全生产队的社员下达上工指令的。
社员们听到铃声后，务必在半颗烟的时间内就要下田干活，如果迟到了轻者挨训，重者就会被扣工分或扣粮食。
王立政是个心思缜密的人，他既善于用头脑处理问题，也会用强硬相结合的办法让人折服。
他就是因为在六十年代末，带领生产队的社员，和另一个生产队的社员在公社的二级电灌站里因为争着抽水灌溉，打群架受伤后，为生产队赢得了先抽水的名次，才赢得人心的。
通过这件事情后，社员看他是个为生产队的社员敢于碰硬的人，才选他当上生产队长的。
这个铁铃通常来说只有他和生产队的副队长王家忠才有权力敲响，就连生产队的会计、贫协组长和妇女队长，如果没有得到他和副队长的授权，就不能轻易敲响，普通的社员更不能随便的敲铃了。
王立政凝视了铁铃许久，这个铃他也许敲不了几天了，因为这几天他到公社和大队开了好几次会了，会议上领导已经传达了上级关于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土地政策了，要求下面的各生产队要尽快的布置落实。
在他的理解中，分田到户就意味着生产队解体，他这个生产队长再也没有权利在全队的社员面前发号施令了。
他也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今天到那去开会学习，明天到那去参观经验，把生产队的一摊子事都交给生产副队长王家忠领着社员干活了。他以前就像个甩手掌柜的那样，一年到头几乎是个拿着整工分的脱产干部，即使不是开会，他也会找出不干农活的理由，使社员无话可说。
土地一旦分田到户，也就意味着他也要起早贪黑的劳作田地里的农活了。
别的生产队已经在开始分田地了，他眼看拖不住了，因此，他今天吃了早饭上工打铃，就是要通知全队社员开会商议分田到户的事情。
他解下系在枣树上的铃绳子，跟着节奏连续拉了几下绳子，铁铃立即发出了一阵清脆铃声。
之后，他又背着双手，从村子西头，走到村子东头，他边走边吆喝:“除了生产队放牛的社员，其余的社员都到老豁牙子门口去开会。”
老豁牙子名叫李国强，26、7岁，他和妻子生育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他会点砌砖的技术，1976年生产队盖那6间瓦房仓库，他在脚手架上接砖头时失手了，被一个在下面给他打砖头的社员，用砖头角子打掉了两颗门牙。他想自己已经结婚生子了，也就没再镶上金牙，队里就有人送给他一个“老豁牙子”的外号。
大塘湾是丘陵地区一个不大的村庄，有三十多户人家，260多个人口。村子是个东西走向的长条形村庄，在村庄西头的上游有一个30多亩的大弯塘，灌溉着全生产队的农田和庄稼。
不大一会儿，生产队的社员有的带着椅子，有的搬着板凳陆续地来到了老豁牙子门口。
老豁牙正好住在村子中间的北半边，他门口有一个拦冲水塘，在塘埂上有一颗大槐树，顺着水凤吹来，树荫下非常凉快，因此，每到夏天的时候，全队的社员都会到这里来乘凉。
老豁牙子见生产队的男女社员都来到他的门口开会，两口子都很热情地把自己家里的板凳和椅子都搬出来，让给那些没有带板凳的邻居坐。
没等队长宣布会议开始，就有社员在下面窃窃私语的议论着今天开会的事情。
这时，王立政干咳了两声，意思是提醒大家不要在下面说话了。
之后，他就对全队社员说:今天开会的事情，想必大家都已经猜到了，从今年开始要打破大锅饭了，全国可能都要搞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了，也就是大包干。现在有两个方案，一是先把土地分到组，小规模的集体种植；二是一杆子插到底，直接把田地分到农户手中，各自种各自的，大家先讨论下，咱们生产队应该怎么个分法。
这时，老豁牙子清了清喉咙，干咳了两声说:“要我说咱们先按照第一个方案，把生产队分成两个基本小组试试看，小规模的集体种植怎么样，有的劳力弱，有的劳力棒，大家可以帮扶着干，不行的话再把田地分到每家每户里去。”
“那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咋胜一杆子插到底呢，直接把田地分到农户的手里，小集体的小锅饭和大集体的大锅饭有啥区别呢，那不是在扯着玩。”随着话音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了这个发表意见的“王杠长”
王杠长名叫王立学，他是王立政的本家哥哥，他说话办事有点爱钻牛角尖，尿呛尿，和别人争论问题时爱抬硬眼子杠，直到把别人怼的说不出理由来，才算罢休。因此，生产队那个爱给人起洋名字的二刘就给他起了个“王杠长“的外号。
大家都知道王杠长的脾气，都不想招惹他，也就没人敢接他的话茬子。
这时，正在织着毛衣的张玉珍和余小梅她俩小声地说:你们咋分我们都没有意见，反正我们的劳力弱，省得别人说沾人家劳力棒的光。
张玉珍的丈夫在1971年的时候被招工到，一个矿山上去当了一个电工，已经转成了正式工。
余小梅的丈夫在外公社里当老师。
这两个女人的丈夫都没有在生产队里劳动，至于别人怎么分田地，她们都不好意思发表意见。
老豁牙子见王立学用不大好听的话，回怼自己，感觉自己像是受到了侮辱一样，他要给他回怼过去。
于是，他对王立学说:“立学，你说的也不全对，上级既然拿两出个指导方案分田，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把一个生产队分成两个或几个小组便于生产管理，谁如果不同意集体生产再分到户还是一样的。按照你那说的，国家为什么还要划分那么多省、县和公社大队呢。”
这次王杠长可能还没有想到合适的话来给老豁牙子辩论。
队长王立政也支持老豁牙子的意见，他说:“老豁牙子说的也有道理，我准备把咱这个生产队，划成塘西和塘东”两个生产小组，大家如果没有什么意见，咱们就这样先分，吃萝卜，吃一截，剥一截。”
大家七嘴八舌地又议论了一会儿。
快到半晌午了，大家还没有讨论出分田地的具体方案。
生产队副队长王家忠虽然带头干活可以，但出谋划策的事情，他还想不出来。
坐在一边的苏运良说:“咱们快开一晌午会了，还没有讨论出具体的好方案，我来说一下咱们具体怎么分合适。我刚才数了一下咱这个队总共有39户人家，总人口是261人。咱们就按队长说的分成东西两个生产小组，大家自愿结合，谁给谁对脾气，就跟谁在一个组里，两个组尽量分成一样多的人口，这样生产队的东西往下面好分配些。”
苏运良23、4岁，是个代课老师，他和妻子是中学到高中的同学，自由恋爱后去年结的婚，女儿才刚刚过了百天。
大家都没有想到，20多岁的苏运良，会把全队的住户和人口计算得那么清楚，也都暗自佩服。
会上有大多数社员都支持苏运良的分队方案。
王杠长也说:“如果分成两个组了，那就是两个生产小组了，那就不用要生产队长了，每个组选个组长就可以了，总不能让一个空架子生产队长，管两个小组的队长吧。”
王立政对着王杠长说:“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生产小组选好，每个小组选出来队长后，我就辞职不干了，现在大家可以自己报名，谁愿意在西组就在西组，愿意在东组就在东组。反正西大塘里的水，还像大集体一样，全生产队的社员无论是东组还是西组，都有权使用，有些事情最后还要写进合同里。”
大家听队长这么一说，大塘里的水是全队共同使用的，也就不再担心分队后的灌溉问题了。
下一步他们就要讨论怎样分组，怎样分地，又怎样分配生产队里的所有财产等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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