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简介
本次调研采用问卷调查法，在京津冀、长三角、汾渭平原三个重点地区的15个典型城市，面向居住在城镇区域的居民群体，主要依托专业样本库,遵循随机抽样原则发放问卷，共回收问卷约3200份。此外，还在人民网首页、环球网首页、澎湃客户端首页公开悬挂调查问卷入口链接，以方便抽样方式回收问卷约100份。
2019年4月，人民日报主管《环球时报》社的专业调研部门——环球舆情调查中心，对2018-2019年“‘蓝天保卫战’社会公众参与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
经数据清理最终得到有效问卷3012份。在95%的置信水平下，本次调查的抽样误差为1.79%。在数据分析过程中，根据城市人口、性别、年龄等结构特征进行了加权处理，因此结论具备一定的总体推论意义。详见最后《研究说明》部分。
有价值的发现
社会公众对我国环境政策、环境与发展关系具有积极的认知。
大多数民众（71.5%）认可中央环保督察取得实效；
超八成民众（82.0%）认为“无论面临多大的压力，生态红线不可再被突破”；
绝大多数（85.3%）民众理解环境治理的长期性并认为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社会公众参与大气污染治理的实际行动水平相对不足。
只有约半数民众“经常”、“总是”能够低碳出行（51.5%）或垃圾减量（47.3%），明显弱于“节电节能”这一行为习惯（68.1%）；
在面临大气污染时，车主群体中只有两成多“经常”、“总是”会停驶减排（24.6%），还显著低于其自我防护行动的概率（43.5%，61.9%）；出行方式首选“私家车”的群体，其“为了节能减排而主动少开车”的概率低于总体水平约8个百分点。
超两成普通企业员工不太关心本企业的污染排放问题，明显低于管理者层级；但高层管理者相对更不支持大幅减排（13.0%）和严格监管（15.2%）。
社会公众参与的意愿和倾向很强，但认知和途径受限。
超七成（72.6%）民众认为“个体参与大气污染治理”的必要性较大，七成民众愿意以实际行动支持大气污染治理；
公众对污染风险的认知受到切身利益的制约影响，如：出行方式越依赖私家车,对尾气污染不认同的比例越高；民众对网络购物、叫外卖等环境污染风险的认知相对较低。
公众通过日常生活中场景媒体接触大气污染防治有关宣传的比例低于五成；公众普遍认为个体、家庭所承担的首要责任仅仅为偏向辅助性的“支持/配合”责任，而非亲身履行“减排”实践。
01 蓝天保卫战
环境政策“知晓度”
蓝天保卫战“熟悉度”
大气污染治理“认可度”
环境与发展“理解度”
环境政策“知晓度”
公众对大气污染治理有关环境政策的“知晓度”较高
有79.4%的人选择“大气污染”位列本地突出环境污染问题前三，在这部分人群中：最了解（Top1）的政策是“蓝天保卫战”（72.8%），其次是“大气十条” （70.9%）；比较了解（Top3）的政策中，“大气十条”和“蓝天保卫战”分列1、2位。
以总体民众为基数来看，“大气十条”（36.2%）与 “蓝天保卫战”（34.9%）所获“知晓度”相当，在九项被考察对象中分别位列第3、4位。
蓝天保卫战“熟悉度”
对于政策具体内容，多处于“听说过但不太了解”的状况
选取《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中的部分代表性内容，考察公众对政策的熟悉程度，发现：
民众“听说过，但不太了解”这些政策内容的现象较为普遍，占4-5成。相对而言，民众比较了解“发展绿色交通体系”（47.6%）、“动员公众广泛参与”（45.9%）和“加强环境信息公开”（41.0%）；
没听说过“汾渭平原加入重点防控区”的比例（38.3%）显著较高。
大气污染治理“认可度”
政策认可度与支持度高，治理效果认可度相对不足
对大气污染治理各方面获民众认可的程度进行考察发现：
近八成民众认可“出台的政策/法规”（79.5%）和“政府的决心/态度”（79.3%）；七成民众认可“具体措施/行动”；超五成民众认可“科技应用水平”和“实际治理效果”。
针对单项政策“煤改气”、“煤改电”进行调查发现，家里参加了“煤改电”、“煤改气”的民众，支持该政策的比例超过九成（92.2%），超出未参加者约12个百分点。
针对单项政策“煤改气”、“煤改电”的公众态度进行调查发现，家里参加了“煤改电”、“煤改气”的民众，对该政策的支持态度明显高于未参加者群体；在“非常支持”比例上，参加者高于未参加者超过20个百分点。
环境与发展“理解度”
公众普遍认同生态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的长/短期路径
考察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些原则性说法的认同程度，发现：
超八成民众坚持“生态红线不可再被突破”（82.0%），多数人（66.3%）反对“在面临经济下行预期时放松环保监管”。
对于环境治理的路径认同进行考察发现：超七成民众（71.5%）认同中央环保督查的“突破/攻坚”实效，绝大多数人（85.3%）认同环境治理的长期性及需要全社会参与。
02 社会行动力
自我约束行动：减排、节约
对外监督行动：投诉、制止
组织控制行动：减排、控制
社会公共行动：舆论、活动
自我约束行动:减排、节约
私家车依赖者的尾气减排行动力度有待提升
调查显示，就车主群体而言，在面临大气污染时，停驶减排行动的概率（经常 总是=24.6%），显著低于自我防护行动的概率（43.5%，61.9%）；而同时“无”、“很少”停驶减排的合计占四成多（41.1%）。
出行方式首选“私家车”的群体，其“为了节能减排而主动少开车”的概率，明显低于总体水平（约8个百分点）；“几乎没有”占16.7%，超三成“低于10次/年”，只有13.5%“超过20次/年”。
就所有公众而言，在日常生活中，“节电节能”已成为普遍行为习惯（68.1%），但只有约半数民众“经常”、“总是”能够低碳出行（51.5%）或垃圾减量（47.3%），很少或不这么做的比例接近二成。
对外监督行动:投诉、制止
公众对大气污染现象的自主监督行为有限
调查数据显示，只有约三成民众表示自己曾对大气污染问题采取过一些实际行动反应（偏公开类型的）；而认为大气污染是本地头号环境问题的民众中，约四成有过行动反应。
从具体实践行为上来看，对于露天烧烤、燃放烟花爆竹等日常生活中引起大气污染的情况，46.4%的民众曾有过制止行为；对于企业污染排放、工地扬尘等典型大气污染现象，多数人（73.1%）都几乎没有过公开反映的行为。
组织控制行动:减排、职务
企业总体重视减排降污，但超两成普通员工不关心
考察企业的减排行为*发现，在“生产改造升级”、“紧急停工停产”和其他环保工作上，排放废气企业的行动水平，略高于有污染排放企业的总体水平，两者明显高于所有企业平均水平。（*通过企业员工填答问而卷获取的数据）
调查企业员工对待污染排放的反应发现，相对多数（约四成）都会留意和反映问题；中、高层管理者比基层管理者和普通员工更关心本企业的污染问题，更注重达标排放；高层管理者相对其他人而言更不支持大幅减排（13.0%）和严格监管（15.2%）。
社会公共行动:活动、舆论
公众的社会公共行为趋向积极、正能量
调查发现，约三分之二的民众表示自己参与过大气污染治理有关的活动；其中参与者占64.2%，组织者占3.8%。（分析发现，这一较高的比例，一方面与受访者倾向于将自己报告成为一个积极的、理想的形象有关；另一方面，从开放题填答中看出，受访者将社区绿化、捡垃圾、网络倡议等多类型内容的环保活动，都模糊统归为大气污染治理有关活动。）
过去一年，在网络上分享环保知识等积极舆论行为的比例（合计6８.８%），明显高于重污染期间抱怨大气污染等消极舆论行为的比例（合计5４.８%）。
03 意愿与认知
意愿倾向：认同、代价
认知差异：尾气、污染
信息接触：渠道、引导
责任归属：减排、监管
意愿倾向：认同、代价
公众认同并支持个体参与大气污染治理
超七成民众认为“个体参与大气污染治理”的必要性较大（比较大 非常大=72.6%），六成民众认为其成效较大（比较大 非常大=59.8%）；七成民众愿意以实际行动支持大气污染治理。
对于使用对大气质量更友好的能源或产品会引起支出增长的情况，超四成民众能承受支出增长不超过10%，三成民众能承受不超过30%。在即使可能会对工作或收入带来不利影响的假设下，大多数民众*支持（比较 非常=75.6%）办公场所的环保/低耗升级举措（*指有工作单位的群体）。
认知差异:尾气、污染
公众对污染风险的认知受到切身利益的制约影响
总体来看，约八成民众认同“机动车尾气排放是城市大气污染的本地主要来源之一”；有车一族的认同程度低于无车群体近10个百分点；出行方式首选私家车的群体，认同程度低于总体水平约6个百分点；出行方式越常用私家车，对机动车尾气排放污染的不认同比例越高。可以说，私家车依赖者相对不认同尾气污染源。
信息接触:渠道、引导
大气污染防治宣传在渠道和主体上存在“理想与现实”的偏差
大气污染防治宣传十分普及，只有1.7%的人表示“没有看到过或接触过”；民众接触这些信息的首要途径为“网络媒体”（72.7%）；通过日常生活中（居住、出行、工作）场景媒体的比例相对偏少，低于五成。
调查结果显示，民众认为“媒体”（75.0%） 、“学校”（74.8%）、“公益组织”（70.6%）和“社区”（62.6%）在大气污染治理中应承担的主要职责的是“宣教/引导”。
两个数据对比分析认为，大气污染防治宣传、教育和引导工作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一定偏差，未来应该向生活化渠道和社会化主体倾斜。
责任归属:减排、监管
公众普遍认为个体、家庭的首要责任为支持和配合，偏辅助性
在大气污染治理中，民众认为各类主体所应担任的前1-2项主要责任不同。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主要应承担管理（超七成）和监督（超六成）两项责任；
企业主要应承担减排（73.8%）和支持/配合（53.4%）责任；
个人和家庭应主要承担支持/配合（超七成）责任，其次是减排（约四成）责任；
媒体和公益组织应主要承担宣教/引导（超七成）和监督责任；
学校应主要承担宣教/引导（74.8%）责任，其次是支持/配合（42.2%）责任；
上述主体在民众心目中都有其特别清晰的主要责任（首选率超过七成）；
社区略有不同，超六成认为其主要责任为宣教/引导，在监督和支持/配合两项责任上也均有约36%的选择率。
在“减排”和“支持/配合”两项责任的比较中，发现：超过七成民众肯定企业承担“减排”责任；但相比之下，认为个人、家庭应承担“减排”责任的比例仅约为四成；在“支持/配合”责任上，个人、家庭的占比超过七成，高于企业两成。这意味着当前民众普遍认为：个人、家庭在大气污染治理中更多只是需要“支持/配合”有关工作而已，而非亲身履行“减排”实践。
04 结论与建议
调研发现
综合分析
企宣重镇
环境责任
本次调研的主要发现如下
社会公众对我国环境政策、环境与发展关系具有积极的认知
关注大气污染问题的社会公众对“蓝天保卫战”等宏观政策的知晓度超过七成，大多数民众对大气污染治理中“政府的决心/态度”（79.5%）、“出台的政策/法规” （79.3%）和“具体措施与行动”（69.7%）表示认可。参加了“煤改电”、“煤改气”的民众，对该政策“非常支持”的比例超出未参加者20个百分点。大多数民众（71.5%）认可中央环保督察取得实效；与此同时，超八成民众（82.0%）认为“无论面临多大的压力，生态红线不可再被突破”，多数民众（66.3%）认同“在面临经济下行预期时，不应适当放松环保监管”。绝大多数（85.3%）民众理解环境治理的长期性并认为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社会公众参与大气污染治理的实际行动水平相对不足
自我约束行动层面，减排和节约水平不高。如，私家车车主在面临大气污染时停驶减排行动的比例仅占两成多（24.6%），出行方式首选“私家车”的群体“为了节能减排而主动少开车”的概率低于总体水平约8个百分点，只有约半数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总是”能够低碳出行（51.5%）或垃圾减量（47.3%）。对外监督行动层面，只有约三成民众表示自己曾对大气污染问题采取过一些偏公开类型的实际行动反应。组织控制行动层面，超两成普通员工不太关心本企业的污染排放问题，明显低于管理者层级；但高层管理者相对更不支持大幅减排（13.0%）和严格监管（15.2%）。社会公共行动层面的趋向较为积极乐观，约三分之二的民众表示参与过大气污染治理有关活动；过去一年在网络上分享环保知识等积极舆论行为的比例（合计67.9%）明显高于重污染期间抱怨大气污染等消极舆论行为的比例（53.1%）。
社会公众参与意愿和倾向很强，但认知和途径受限
超七成民众认为“个体参与大气污染治理”的必要性较大，七成民众愿意以实际行动支持大气污染治理；大多数（75.6%）民众支持办公场所的环保/低耗升级举措，在支出增长不超过10%、30%的情况下分别有超四成、三成民众会选择对大气质量更友好的产品。然而，公众对污染风险的认知受到切身利益的制约影响，例如：有车一族对尾气污染源的认同程度低于无车群体约10个百分点，出行方式越依赖私家车对尾气污染的不认同比例越高；民众对网络购物、叫外卖等“新型”生活方式的依赖度较高，但对其环境污染风险的认知相对较低。此外，公众接触大气污染防治有关宣传信息的首要途径为“网络媒体”（72.7%），通过日常生活中场景媒体接触的比例低于五成；公众普遍认为个体、家庭所承担的首要责任仅仅为偏向辅助性的“支持/配合”职责，而非亲身履行“减排”实践。
环保认知不足制约公众参与行动
统计分析与检验显示出：
大气污染治理的社会公众参与存在着三种主要的行动类型：个体对内行动、个体对外行动、组织化行动；
“环境发展观”和“对蓝天保卫战具体内容的熟悉度”，“大气污染辨识与治理参与意愿”和“对日常生活中间接污染的认知”四类因素，确实对大气污染治理中社会公众参与的行动水平存在实际影响。
本次调研结论如下：
蓝天保卫战受到社会普遍期待，当前社会公众参与的现状为：意愿倾向性较强，实际行动力偏弱；原因是，在具体认知和途径渠道方面还存在不少制约因素。
在环境治理进入“啃硬骨头”的当前阶段，重视提高社会公众参与水平，不仅可以借力推进环境治理不断取得成效，还能够从根本上减小一些社会阻力。针对本次调研发现的一些制约因素，本文提出如下相应建议：
督促企业重视和加强对内环保宣教与引导
就企业内部而言，在有污染排放的企业中，也有超过两成的普通员工不太关心本企业的污染排放问题。尽管在企业环保有关工作中，宣教类型的内容占比最高，但相比之下，企业仍低于非企业机构近9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企业员工在工作场所看到过或接触过大气污染有关宣传的比例，也低于非企业机构5个百分点。
履行减排职责是企业落实环境保护责任的必然要求；但同时，作为社会最重要的组织形态之一，企业在促进社会公众参与环境问题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具有义不容辞的职责。
但调查数据显示，只有约一成民众认为“宣教/引导”是企业所应承担的主要职责，这表明我国现阶段的公众认知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存在盲点。企业环境宣教工作不足，既影响了企业的内在治理和外在形象，也造成了社会公众参与的重要渠道缺失。
事实上，企业应成为大气污染治理，以及环境保护、生态文明的宣教重镇。因而建议：企业重视和加强对员工及其家庭的环保宣教与引导，媒体及其他第三方机构应大力监督和帮助企业的对内宣教。
提升企业社会责任中环境责任的对外传播
就企业的外部评价而言，公众对过去一年大气污染治理中“企业的减排降污作为”的认可程度不高，不满意占比（38.5%）大于满意占比（34.8%）。不同类型企业的环境责任现状的公众评价存在明显差异。超六成民众认为国有企业,互联网/电商类企业做得“较好”；超五成认为外资企业\旅游/景区运营类企业做得“较好”；对于民营企业、石油化工类企业，民众认为做得“较差” 的比例高于“较好”。
上述数据结果，既存在社会固有偏见的影响作用，也反映出部分企业对外宣传不充分从而扩大了社会评价偏差。企业承担和发扬其社会责任、环境责任，既是其自身扩大规模过程中的必要功课，也是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处理好发展与环境关系的必须功课。因而建议：传统行业企业一方面要更加亲近和使用互联网传播方式，另一方面要团结同类型企业，以行业或协会的方式加强发声；而新兴行业，则需要降低其对流量评估单一模式的依赖，更多转化促进线下实际行动，同时还应致力于全产业链条的环境友好化。
来源：环球舆情调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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