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历史的进步是有明确解释的，唯物历史观认为，生产关系更合适生产力发展要求，就是历史的进步。当然这句话也很好理解，当社会制度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认为这是历史的进步。
那，为什么说世袭制取代禅让制会是历史的进步？
我们知道，禅让制是一种看上去更加公平的制度，它的存在，放弃了家族关系甚至是连带关系，将统治者的选拔放眼于“人才”身上，也就形成了谁有能力谁来管理的理想管理状态。而作为世袭制，一方面缩小了“人才”选拔的范围，一定要在自己的后代中选拔新的统治者。这就产生了一个实质上的问题：后代无贤者，后世出昏君。像很多朝代都是这样灭亡的。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公天下向家天下的转变，本质上就是国家私有化的产物。这在认知上，显然不如禅让制更加体面。
到底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从各自的特点上说起。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历史观，所谓“历史的进步”，就是生产关系更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换一句更明白的话，就是说这种社会政治制度，要更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禅让制首先是一种贤才政治。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想成为新的统治着，你必须得是有才能有能力的，而且这种能力往往要跟贤德挂钩。
举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例子：皇帝。皇帝一生中有很多创造发明，这不仅给部落带来了福利，更重要的是，这些发明创造让生产力水平从很低的状态提升到了新的层面。这就造成了一种现象，有能力的人被拥护，赢得了人心，而他还有能力带动部落的发展，自然也就被人民选择成为统治着。大禹治水也是同样的道理，因为突出的贡献为人民带来了幸福的生活，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而成为通知之。
另外，贤德也是重要的因素。比如尧舜，尧以德报怨，非但没有把一心想把他搞死的兄弟杀害，还仁慈地对待他们，让整个部落的道德水平都提升了一个层次。这种美好的品质和德行，在一定程度上更具有凝聚力和说服力。
世袭制则恰恰相反。
从大禹儿子开始，我们知道大禹本来将王位传给了伯益，因为伯益更有贤德更受爱戴。但与此同时，大禹把军队交给了儿子夏启。这就导致了伯益虽然有名气，但却没有实际上掌控国家的权利。最终的结果也是显而易见，夏启凭借军事力量赶走了伯益，自己成了帝王，从此之后，帝王的延续就从禅让改为了世袭。王权将在后代中选出，而不是选择更有贤能的人。
掌握军队就能掌握国家机器，掌握了军队就有了实际上控制国家的能力。所以我们可以说，禅让制到世袭制的转变，实际上就是贤能政治到武力政治的转变。
在这个时期，我们其实能够了解到，世袭制取代禅让制其实是历史必然。
首先，在工具的发展中，金属工具取代石器，让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提升到了完全不同的层面上。这一方面导致了贤者无法更“贤”的局面，因为金属工具基本解决了封建统治时期最高生产水平的问题，生产力已经提升到了不能再提升的程度。另外，金属工具的出现也带来了武器的升级，让军队和权利成为更加直观有效的统治方式。用现代话说，能动手不吵吵，金属武器的出现，让军队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
另外，在部落兼并中。奴隶的出现打破了“贤德”的根基。因为被俘虏的努力会成为本国的劳动力，这一方面解放了一些有钱购买努力的大地主，让他们尝到了统治着的甜头。另一方面，原本从事生产的本国人闲置了下来，就直观地加入到了管理努力的阵营中去。这样一来，奴役别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贤德的根基已经被抹除，以所谓贤德来管理社会，反倒成了大地主们的精神压力。
同时，军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辅助作用。
在子弹面前任何呜呜渣渣都显得羸弱不堪，这是现实，这是掌控军队带来的社会现实。用句简单的话说，你不服？不服军队就要镇压你！在强大的军队实力面前，反抗者的反抗成本会变得极高。原先你可能只是一个平民，虽然生活有些捉襟见肘，但毕竟可以生存下去。可一旦你反抗，那么你就很快会变成努力，甚至被剥夺生命。在对权利的畏惧和恐惧中，普通人是无法反抗世袭制取代禅让制的。
从根本原因上说，正是因为世袭制的出现，让武力的地位更加凸显。让管理民众、管理国家、管理生产等方方面面的生产效率都大幅度地提升了，才导致了世袭制取代禅让制成为了历史的必然也是历史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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