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8年9月28日，为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达尔文随手拿起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这一次不经意的阅读，却改变了整个世界。
《人口论》不过是一本被马克思评价为“小学生般肤浅的和牧师般拿腔做调的剽窃”的人口学著作，但当达尔文读到下面几行文字时，他顿觉醍醐灌顶。
“自然，用最浪费最自由的手，在动物界、植物界撒布种子。但是育成这种生命种子所必要的场所和营养，它却给得比较吝啬。这地上还含有的生命的芽，如果能够有充分的食物、充分的场所供它繁殖，几千年以后就会充塞几百万个世界了。但是自然法则的必然性将把这种生物限制在一定的界限里。植物的种类和动物的种类完全处在这种限制的大法则之下……”马尔萨斯把这一切描述为食物的算术级数增长（1，2，3，4……）和人口几何级数增长（1，2，4，8……）导致的“人口过剩”，认为只有通过贫困、饥饿、疾病，甚至战争，才能够得到解决。
尽管这一理论被批判得体无完肤，但它却深刻启发了达尔文。他激动地写道：“我立刻觉得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有利的变异将被保存下来，不利的变异将被消灭。它的结果大概就是新种的形成。我终于得到了一个可以用来指导工作的理论了！”此后四年，他边思考边收集材料，进化论的核心理论越来越清晰。达尔文认为，与人类社会类似，所有生物的繁殖速度都以指数增长，而生物后代必然为抢夺资源进行生存竞争。在竞争中，那些能力强的个体会淘汰弱的个体，其遗传性状就会在数量上逐渐取得优势，即“适者生存”。那些因为适应环境而生存下来的物种也因此而改变，这也是自然选择的过程。
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并立刻掀起轩然大波。教会势力不出意外地对达尔文进行了攻击和咒骂。只有少数的思想家接受进化论，并为之呐喊呼号。这其中，赫胥黎是最杰出的一个，他不仅代达尔文与威尔伯弗斯主教进行了著名的牛津论战，而且还撰写了大量的文章支持达尔文的进化论。
达尔文的进化论的颠覆性影响很快就超出了生物学，甚至超越了自然科学领域。许多社会思想流派迅速从进化论中吸收各自所需的“营养”，将其引入社会科学领域，作为构建理论的依据和支撑点。
1860年，马克思在读完《物种起源》后写道：“达尔文的著作非常重要，他为我研究历史斗争提供了自然科学基础。”受此启发，马克思提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具有“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社会发展理论。进化论通过马克思主义间接影响了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
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也接受了进化论。但他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引入到人类群体的研究，由此演变成了德意志种族优越论。二战时期，纳粹党大肆鼓吹这套理论对犹太人和其他民族展开了疯狂屠杀。
1878年，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在《社会学原理》中运用进化论来说明社会历史。他认为生存竞争不仅在自然界，而且在人类社会中也一样存在，是一种进步力量。由此推论，不仅阶级压迫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国家间的压迫也是自然选择的需要。斯宾塞为19世纪后半期西欧列强展开的“生存竞争”，瓜分世界的狂潮准备了理论武器。
在中国，1897年12月，严复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翻译成《天演论》发表在《国闻报》增刊《国闻汇编》上。民族危亡的现实困境，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使得中国的社会精英将社会进化论与政治制度变革的学理依据自觉地联系起来。
随着《天演论》的风靡，所有期望社会革新的阶层都从进化论中找到了依据——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激进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到陈独秀、毛泽东，那些活跃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中国政治舞台的人，无一不是达尔文的忠实拥趸。
但这位早在1882年就去世的生物学家，绝对不会想到，1838年那次不经意的阅读经历，竟然会影响如此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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