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中，儒家文化无疑占据着最为重要的地位，因此今天我们都会将古代著名的知识分子称为大儒。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统治中，儒家文化一直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虽然期间经历了起起落落，但在汉武帝时期，终于被推举到最为崇高的位置上，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可见，儒家文化对于治理国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也许有的人会认为，封建主义的思想是腐朽和落后的，而儒家文化是为封建帝王统治天下而服务的，像儒家这种过了时的文化思想就应该被摒弃，怎么还能拿来做思想指导呢？诚然，儒家文化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是为封建统治者约束臣民而服务的，有不可取和荒谬的一面，但是，儒家文化在另一方面，又一直秉承着宽厚仁爱的理念，重视礼仪教养，从古至今一直教化着人们，将尊师重教等传统美德深深融入进民族性格中去，这便是儒家文化作出的不可否定的贡献。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领导干部们只要吸其精华，弃其糟粕，那么便能够很好地造福于民，并治理好我们的国家。
可以说，孔子之前的千年文化为孔子所传承，孔子之后的数千年文化又依赖其开创，可见孔子的历史地位之重。孔子一生十分重视自己的道德修养，用现今的话来讲就是非常重视自己的思想道德建设，他要求自己要有一颗仁爱之心，对待别人要讲求宽厚博爱在他的眼里，“仁”和“礼”便是儒家思想的根基与核心。所谓“”，也就是“爱人”，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要富有爱心，全心全意去爱别人，这样就能够将其感化，从而对自己做到推心置腹。他除了对自己这样要求以外，还主张当时的统治者也能够推行仁政，对人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孔子所处的历史年代为春秋末年，有一句话是形容这个时期的社会状况的，那便是“春秋以降，礼崩乐坏，政权下移，民心不古”。当时正值奴隶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交替过渡期，周王朝的统治力量日益衰弱，诸侯手中的权力却与日俱增，政权随之分化，诸侯割据导致的严重后果便是社会动荡，为了权力和财富，君臣、父子、兄弟间的自相残杀也越发频繁起来。社会现状决定了思想意识，孔子眼看着周王朝山河凋敝、民心渐乱、礼仪尽失，于是便一心想要恢复“周礼”，让人们重拾宽厚仁爱的风尚。他认为，只有道德的力量才能让天下恢复和平，重归大同，使世人得以生息。因此，儒家的思想便必然要以“仁”“礼”为主。
孔子不仅是思想家，同时也是教育家，他一直致力于教化世人，因此门下弟子众多，有三千人之众。孔子的弟子中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各个富有才德品行，这不得不说与孔子的诲人不倦有很大的关系。孔子的教育理论成熟而先进，例如因材施教、举一反三等，作为当代的领导者，领导干部们想要对下属或群众进行成功的指导，可以从孔子的教育思想以及师授予人的魅力中得到一些启示。另外，领导也是凡人，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定然也有不懂之处，所示还应该学习孔子不耻下问的精神。
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和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前半生还十分热表于人仕，因此也可算是一位政治家。他对于治国有着属于自己的一套思想理论体系，孔子不但讲求以德治国，同样也注重法治，对于德治与法治的关系，孔子想法独到，这一点具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意义。
另外，孔子也讲究立法，在刑罚的设立和量刑方面，孔子也采用仁学的思想。孔子十分赞同当时的“重民思想”，他将自己的仁学不断向其靠拢，并肯定劳动人民的价值，认为君王的统治是依赖于天下百姓的。孔子的仁学主张爱人，爱一切人这便是一种博爱，是不含有功利性质的纯粹的情感。不过，孔子所提倡的仁，其终极目标是为了恢复周礼，因此，在人与国的天平之上，孔子选择了国家。正是因为这种思想，在之后的几千年里，无论朝代怎样更选，封建统治者们都大力推行孔子的“仁学”，儒家学说也成了封建君王巩固其统治的奠基石。当代领导干部在理解孔子的仁学之时，不光要将爱己爱人的思想身体力行，同时还要搞清人与国之间的关系，当人与国之间出现了一系列矛盾的时候，领导者应该考虑清楚自己的仁最终应为谁而服务。
谁的德行好呢？贤人！如果让贤能的人、品行好的人来掌握权力，处理政务，这样便能够更好地减少和化解社会矛盾。这样的理论便对统治者有所要求了。为官从政之人，首先要做到的一点便是品德要过关，品行好的官员自然能够以理服人，能够用自己的德行感化民众，受到百姓的敬佩，官民感情和睦，对国家社稷的发展就大有裨益。而不能做到以德治国的统治者，凭借手中的权力，在治理国家、处理政务的时候，势必会对民众采取暴力，这种霸道的行为并不能为人所信服，民众只是暂慑于执行者的威压手段而不做声罢了。
这样就会产生民怨，天长日久，积怨愈深，总有到极限的时候，一旦民怨“口”，一齐爆发之时，其力道之大统治者是根本无法予以阻止的，因此领导干部平时的品行就十分重要了，一定要避免横征暴敛，刑罚要有理有据，不能过于严苛。只有自己有德才能管教下属，德行的传递首先就需要在领导干部这里出一份力。例如鲁国当时有一位叫减文仲的大夫，此人在物欲享受上非常贪婪并且浪费，同时，他还忌讳贤能之人，千方百计予以打压排挤，这样的统治者就不能算是有德行的人，那么他在治理国家时一定会引起严重的社会矛盾，而且很容易将身边的人带坏。
孔子对这位在朝的大夫予以严厉的抨击，称其为窃国之人。而对于有良好道德修养的贤能之人，例如泰伯，孔子则会大加赞赏，说他实在是至德至贤。还有子产，孔子评价他说，子产有四点君子的美德，即行为谦恭，做事认真，给人民以实惠，并且讲义气。孔子的德治，就是希望像泰伯、子产等贤能之辈来治理国家，他认为这些人对内讲究个人修养的提升和塑造，对外能够进行合理的统治，是最为理想的治国之人。
另外，孔子主张以德治国、以贤人治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认为，想要治理好一个国家，所谓的刑罚处置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人们的行为，让人们不敢轻易地违法乱纪，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人们的内心如果得不到净化，不崇尚高尚的情操，那么抑制其犯罪也只是权宜之策，治标不治本。人们没有羞耻之心，一旦制度的约束性减弱或消失，他们就一定会伺机而动。因此，就像要解决河流的污染就要找到河流的源头一样，要杜绝人们的犯罪行为最终还是要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下工夫，提高他们的精神境界，让他们产生自觉性。
孔子这种以德为政的思想在中国政界树立了自己独特的旗帜，被称为孔孟式的德治主义。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这种主张能够很大限度上约束统治者，避免了苛政暴政的扩大和蔓延，对社会的稳定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
孔子在治国中的思想虽然涉及法的层面，但仅仅是停留在技术领域上，在价值观上，孔子则主张以德去刑，就是用道德的手段约束人民，而将法律抛弃，这种观点与现今的法制思想是相距甚远的。孔子始终相信，如果让人们受到教化，不断提高自身修养和道德情操，那么就没有人会触犯法律了，没有了犯罪，法律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面临社会动荡，孔子认为最重要的应该是恢复“礼制”。他对当时的统治者有所要求，认为上层阶级如果好礼，人民自然就不敢不尊敬；好义，百姓就不敢不服从；好信人们就不会不动情。这几样都做到了，天下万民一定会安定顺服。这显然是孔子自身的主观想象、美好愿望，其德治的思想基础重心在于让为政者行善与法治思想必然会有冲突。
我们可以了解到，孔子的仁和德已经超越了法律，亲情面前，可以置法律于不顾，这多少体现了孔子儒家思想中对法律的重视。
因此在后世，儒家思想成为主流后，许多贪污犯法的官员都抓住子思想中的此点相互进行包庇。在当今的时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强有力法律支持，法律作为约束人们行为的一项重要手段是绝对不能忽视和废的，当代的领导干部需要认清儒家思想中带有的局限性，根据实际情况将法治的位置摆正，承认和维护法治的地位，用法德并重的思想约束自身并治理国家，这样才能取得最圆满的效果。
从以上各点可以看出，孔子的总体治国路线是以仁治、德治为思想道德核心，通过恢复周朝礼仪制度来进行国家的管理，它的终极目标是恢复大同的统治，结束社会纷乱、诸侯割据的现状，让权力重新得到集中。虽然儒家思想最终是为了帮助统治者统治人民，但其以仁为本的基本思路还是爱民、护民、从百姓的角度出发和考虑的，我们不能否认其积极意义。仁治很好地改善了人们的思想，对社会的安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孔子将人性中善的一面，即高尚的思想品德提升到了法律的高度，也算是极其伟大的，这并非常人能够做到的。
不过仁的作用有限，并非万能，儒家思想中以德去刑，亲者相护的观念是不可取的，随着社会形态的不断发展变化，当代社会必须要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法律机制，法制观念也需要普及和深化，并不能像孔子一样选择漠视甚至是抛弃。儒家的治国思想因为法制上的缺陷，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完备的，不能够全盘接受，但也不能全盘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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