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生命的每一秒钟都有无数次的重复，我们就会象耶稣钉于十字架，被钉死在永恒上。这个前景是可怕的。在那永劫回归的世界里，无法承受的责任重荷，沉沉压着我们的每一个行动，这就是尼采说永劫回归观是最沉重的负担的原因吧。
对希特勒的仇恨终于淡薄消解，这暴露了一个世界道德上深刻的堕落。这个世界赖以立足的基本点，是回归的不存在。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预先被原谅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许了。
可是在每一个时代的爱情诗篇里，女人总渴望压在男人的身躯之下。也许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最为充实的象征，负担越沉，我们的生活也就越贴近大地，越趋近真切和实在。相反，完全没有负担，人变得比大气还轻，会高高地飞起，离别大地亦即离别真实的生活。他将变得似真非真，运动自由而毫无意义。
他慢慢感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爱，却很不习惯。对他来说；她象个孩子；被人放在树脂涂覆的草筐里顺水漂来，而他在床榻之岸顺手捞起了她。
他不断回想起那位躺在床上；使他忘记了以前生活中任何人的她。她统非情人，亦非妻子，她是一个被放在树腊涂覆的草筐里的孩子，顺水漂来他的床榻之岸。
他再也无法明白自己要什么。因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们既不能把它与我们以前的生活相此较，也无法使其完美之后再来度过。
我们经历着生活中突然临头的一切，毫无防备，就象演员进入初排。如果生活的第一排练便是生活本身，那生活有什么价值呢？这就是为什么生活总象一张草图的原因。不，“草图”还不是最确切的词，因为草图是某件事物的轮廓，是一幅图画的基础，而我们所说的生活是一张没有什么目的的草图，最终也不会成为一幅图画。
如果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我们当然也可以说根本没有过生命。
他又一次感到特丽莎是个被放在树脂涂覆的草篮里顺水漂来的孩子。他怎么能让这个装着孩子的草篮顺流漂向狂暴汹涌的江涛？如果法老的女儿没有抓任那只载有小摩西逃离波浪的筐子，世上就不会有《旧约全书》，不会有我们今天所知的文明。多少古老的神话都始于营救一个弃儿的故事！如果波里布斯没有收养小俄狄浦斯，索福克勒斯也就写不出他最美的悲剧了。
比喻是危脸的，比喻可不能拿来闹着玩。一个比喻就能播下爱的种子。
托马斯渴望女人而又害怕女人。他需要在渴望与害怕之间找到一种调和，便发明出一种所谓“性友谊”。他告诉情人们：唯一能使双方快乐的关系与多愁善感无缘，双方都不要对对方的生活和自由有什么要求。
托马斯得出结论：同女人做爱和同女人睡觉是两种互不相关的感情，岂止不同，简直对立。爱情不会使人产生性交的欲望（即对无数女人的激望），却会引起同眠共寝的欲求（只限于对一个女人的欲求）。
一个渴望离开爇土旧地的人是一个不幸的人。
特丽莎与萨宾娜代表着他生活的两极，互相排斥不可调和，然而都不可少。
他和特丽莎共同生活了七年，现在他认识到了，对这些岁月的回忆远比它们本身更有魅力。他对特丽莎的爱是美丽的，但也是令人厌倦的；他总是向她瞒着什么，哄劝，掩饰，讲和，使她振作，使她平静，向她表白感情，说得有眉有眼，在她的嫉妒、痛苦和噩梦之下煌煌如罪囚。
没有什么比同情更为沉重了。一个人的痛苦远不及对痛苦的同情那样沉重，而且对某些人来说，他们的想象会强化痛苦，他们百次重复回荡的想象更使痛苦无边无涯。
只有必然，才能沉重；所以沉重，便有价值。
我们都绝难接受这种观点：我们生活中的爱情是一种轻飘失重的东西，假定我们的爱情只能如此，那么没有它的话我们的生活也将不复如此。
一个作者企图让读者相信他的主人公们都曾经实有其人；是毫无意义的。他们不是生于母亲的子宫，而是生于一种基本情境或一两个带激发性的词语。托马斯就是“Einmalistkeinmal”这一说法的产物，特丽莎则产于胃里咕咕的低语声。
产生特丽莎的情境残酷地揭露出人类的一个基本经验，即心灵与肉体不可调和的两重性。
人体是一间囚室，囚室里的东西能看，能听，能恐惧，能思索，还能惊异。而人体消失之后所留存的东西，便算是灵魂。
灵与肉两重性的古老命题终于被众多科学术语淹没，我们仅仅将其作为一种过时的浅见陋识而加以嘲笑。但是，假使他的一位恋人来听他腹内的咕咕隆隆，灵肉一体这个科学时代的诗意错觉，便即刻消失。
如果一个母亲是人格化了的牺牲，那一个女儿便是无法赎补改变的罪过。
她也爱读书，她只有一件武器来与这个包围着她的恶浊世界相对抗：从市图书馆借来的书，首先又是小说。她读了大量小说，从菲尔丁到托马斯.曼。这些书不仅提供了一种能使她摆脱无聊生活的虚幻可能性，作为一种物体，它们还有着另一种意义：她喜欢腋下夹一本书在街上走。这与一百年前花花公子们的华美手杖一样有意义，使她与其他人区别开来。
他在最后一刻塞给她的远不止一张名片，而是对所有机缘的召唤（那本书，贝多芬，数字六，黄色的公园长凳）。这一切给了她离开家庭去改变命运的勇气。也许正是这些机缘（相当平常简单，顺便说，甚至无多兴味，却是人们在这毫无生气的小镇里所期望的），使她爱情萌动，并给了她力量的源泉，使她一生永无怠倦。
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都在与机缘的碰撞中度过。更准确地说，是在与人和事的偶然相遇中度过，我们称之为巧合。
人的生活就象作曲。各人为美感所导引，把一件件偶发事件（贝多芬的音乐，火车下的死亡）转换为音乐动机，然后，这个动机在各人生活的乐曲中取得一个永恒的位置。安娜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自杀，但死和火车站的动机，与爱的诞生有着不可忘怀的联系，并且在她绝望的时刻，以黑色的美诱惑着她。人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即使在最痛苦的时候，各人总是根据美的法则来编织生活。
即使在她按门铃以及他打开门之后，她都不愿丢开这本书。这本书就象是进入托马斯世界的通行证。她明白，除了这可怜的通行证以外，她一无所有。
大学生与自学者的差别与其说在于知识面，还不如说在于他们的生命力以及自信心。
她来到他这里，是为了逃离母亲的世界，那个所有躯体毫无差别的世界。她来到他这里，是为了使自己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不可取代的躯体。
梦不仅仅是一种交流行为（如果你愿意，也可视之为密码交流）；也是一种审美活动，一种幻想游戏，一种本身有价值的游演算我们的梦证明，想象——梦见那些不曾发生的事。是人类的最深层需要。这里存在着危险。如果这些梦境不美，它们就会很快被忘记。
只要母亲用一种爱的声音说话，她愿意为母亲做任何事情。她有勇气离开母亲的唯一原因就是，她从未听到那种声音。
顺从一个陌生人的指令而行动，本身就是一种特有的疯野；而从一个来自女人而非男人的这种命令，疯野中就包含了更多的狂爇。
在一个陌生国家里生活就意味着在离地面很高的空中踩钢丝，没有他自己国土之网来支撑他：家庭，朋友，同事。还有从小就熟悉的语言可帮助他轻易地说他想说的话。
这顶礼帽是萨宾娜生命乐曲中的一个动机，一次又一次地重现，每次都有不同随意义，而所有的意义都象水通过河床一样从帽子上消失了。
尽管他们都明白对方言词的逻辑意义，但不能听到从它们身上淌过的语义之河的窃窃细语。所以，当她戴着这顶礼帽出现在他面前，弗兰茨感到不舒服，好象什么人用他不懂的语言在对他讲话；既不是猥亵，也不是伤感，仅仅是一种不能理解的手势。他不舒服是因为它太缺乏含义。
我们所没有选择的东西，我们既不能认为是自己的功劳，也不是自己的过错。
背叛。从我们幼年时代起，父亲和老师就告诫我们，背叛是能够想得到的罪过中最为可恨的一种。可什么是背叛呢？背叛意味着打乱原有的秩序，背叛意味着打乱秩序和进入未知。
第一次的背叛不可弥补，它唤来的只是后面一连串背叛的连锁反应，每一次的背叛都使我们离最初的反叛越来越远。
他突然意识到他一生什么也没有干，只是谈话，写作，讲课，编句子，找出公式然后修正它们，到头来呢，文字全不准确，意思皆被淹没，内容统统丧失，它们变成了废话，废料，灰尘，砂石，在他的大脑里反复排徊，在他的头颅里分崩离析，它们成了他的失眠症，他的病。所以，在那一刻，他朦朦胧胧却全心全意期待着的是没有任何束缚的音乐，是一种绝对的声音。
一群人恰好在做礼拜。当时宗教受到当局的压制，大多数人对教堂都避之不及。留在教堂长凳子上的只有些老爷子和老妇人，他们不害怕当局，只害怕死亡。
有些事情是只能靠暴力来完成的。生理上的爱没有暴力是难以想象的。
萨宾娜明白了两点：第一，弗兰茨的话是高尚而正义的，第二，他的话说明他没有资格爱她。
萨宾娜看不起文学，文学作者老是泄漏他们自己或他们朋友的种种内心隐秘。萨宾娜以为，一个放弃了自己私我隐秘的人就等于丧失了一切，而一个自由而且自愿放弃它的人必是一个魔鬼。
弗兰茨是她所见男人中最好的一个——聪明，能理解她的画，英武而且善良——但她越这么想，就越想强夺他的智慧，污损他的好心，摧毁他无能的体力。
她的人生一剧不是沉重的，而是轻盈的。大量降临于她的并非重负，而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萨宾娜感到四周空空如也，这种虚空就是她一切背叛的目标吗？
萨宾娜感到四周空空如也，这种虚空就是她一切背叛的目标吗？她自己以前当然意识不到这一点。她怎么可能呢？我们追寻的目标总是不为我们所知。一个姑娘渴望结婚渴望别的什么但对这一切毫无所知，一个小伙子追求名誉却不懂得名誉为何物。推动我们一切行动的东西却总是根本不让我们明了其意义何在。萨宾娜对于隐藏在自己背叛欲念后的目的无所察觉，这生命中不可承受的轻——不就是目的所在吗？
她为自己待他那样不耐心而遗憾。如果他们能在一起呆得更久一些的话，他们是能够开始理解对方用语的。他们的词汇会象害羞的情人，慢慢地、怯生生地走到一起去。那么，一支旋律就会渐渐融人另一支旋律。
弗兰茨如此害怕私情败露，因此从未向萨宾娜要过一张她的油画、草图，甚至一张她的快照。结果，她没留下任何痕迹地从他生活里消失了，没有一点点确实的东西可以表明，他曾与她在一起度过了最最美好的时光。
她带着卡列宁回家，步行穿过夜幕下的布拉格，想着她那些拍摄坦克的日子。他们是多么天真，以为自己拍照是冒着性命为祖国而战，事实上这些照片却帮了警察局的忙。
托马斯总是努力使她相信，爱情与作爱是两回事。
调情开始了：这是勾引另一个人使之相信有性交的可能，虽然可能性本身还停留在理论范畴和悬念之中。
她喜欢看书，从小就把书视为友谊默契的象征，一个有这种图书馆的人是不可能伤害她的，折磨她的惶恐感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她兴奋地反抗自己的意志，并感到兴奋因此而更加强烈。换句话说，她的灵魂尽管是偷偷地但的确宽恕了这些举动。她还知道，如果这种兴奋继续下去，灵魂的赞许将保持缄默。一旦它大声叫好，就会积极参加爱的行动，那么兴奋感反而会减退。所以，使灵魂如此兴奋的东西是自己的身体正在以行动反抗灵魂的意志。灵魂在看着背叛灵魂的肉体。
特丽莎知道爱情产生的一瞬间将会发生什么：女人无力抗拒任何呼唤着她受惊灵魂的声音，而男人则无力阻挡任何灵魂正在响应呼唤的女人。
他们的爱是一个不对称的畸形建筑：支撑着建筑的是她绝对可靠的忠诚，象一座大厦只有一根柱子支撑。
“他们需要设陷断，”大使继续说，“强迫人们与他们合作，给另一些人设陷阱。这样，他们就能慢慢地把整个民族变成一个纯粹的告密者组织。”
他站在她床前，看着她躺在床上，不禁想到她是一个被置入草篮里的孩子，顺水漂到了他的面前。
任何一个认为中欧某些共产党当局是一种罪恶特产的人，都看出了一个基本事实：罪恶的当局并非由犯罪分子们组成，而是由爇情分子组成的。他们确认自己发现了通往天堂的唯一通道，如此英勇地捍卫这条通道，竟可以迫不得已地处死许多人。，后来的现实清楚表明，没有什么天堂，只是爇情分子成了杀人凶手。
由于这种联想，托马斯回顾了俄狄浦斯的故事：俄狄浦斯不知道他娶的是自己的母亲。他知道事实真相后，不认为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他无法忍受这种“不知道”造成的惨景。他刺瞎了双眼，从底比斯出走流浪。
在现代，是的，一种观念可以被驳倒，但不可以被收回。
一个靠恐吓专政的社会里，什么样的声明也不必认真。它们都是强迫的产物，任何一个诚实的人都有责任不去理会它们。
一种有着秘密勾当时会意而又忸怩的笑，正象两个男人在一家妓院偶然相逢时的笑，双方都有些窘迫，同时又都高兴地觉得他们有着共同感情，一种类乎友爱的默契在他们之间滋生了。
这真是令人哭笑不得的事实，我们良好的教养竟成了秘密警察的帮凶。我们不知道如何撤谎。我们的爸爸妈妈们老是命令我们“说实话”。这种思想灌输变成了一种如此自觉的行为，以至我仍在审讯中对秘密警察撒谎都感到羞耻。对我们来说，与他争一场或骂一顿（我们可以无动于衷），比当着他的面撤谎（这是唯一可行的），要简单得多。
我感到，那严厉、庄重、咄咄逼人的“非如此不可”，长期以来一直使托马斯暗暗恼火。他怀有一种深切的欲望，去追寻巴门尼德的津神，要把重变成轻。
这就是独一无二的“我”，确实隐藏在人不可猜想的部分。我们所能想象的只是什么使一个人爱另一个人，什么是人的共同之处。这各自的“我”正是与这种一般估计不同的地方，也就是说，它不可猜测亦不可计算，它必须被揭示，被暴露，被征服。
托马斯着迷于对这百万分之一的发现与占有，把这看成自己迷恋的核心。他并非迷恋女人，是迷恋每个女人身内不可猜想的部分，或者说，是迷恋那个使每个女人作爱时异于他人的百万分之一部分。
她睡在他床上时，他跪在她身边，意识到是什么人把她放在草篮里顺水漂来。我以前说过，比喻是危险的。爱情始于一个比喻，这就是说，当一个女人往我们的诗情记忆里送入第一个词，这一刻便开始了爱情。
当父母与自己的孩子在一起度过孩子的童年时，他们会慢慢习惯这种相似性，他们会觉得这些太平常了，如果他们中断这种相似以后再回头想到这些，或者还会觉得有趣。
她象一个放在草篮里的孩子，顺水漂到了他的床边。
他的一切决定都只能有一个准则：就是不能做任何伤害她的事。托马斯救不了政治犯，但能使特丽莎幸福。他甚至并不能真正做到那一点。
我再一次看见他，象小说开头时那样出现在我跟前：他站在窗前，目光越过庭院落在那边的墙上。这就是产生他的意象。我前面指出过，作品中的人物不象生活中的人，不是女人生出来的，他们诞生于一个情境，一个句子，一个隐喻。简单说来那隐喻包含着一种基本的人类可能性，在作者看来它还没有被人发现或没有被人扼要地谈及。
人类生命只有一次，我们不能测定我们的决策孰好孰坏，原因就是在一个给定购情境中，我们只能作一个决定。我们没有被赐予第二次、第三次或第四次生命来比较各种各样的决断。
只发生一次的事，就是压根儿没有发生过的事。
历史和个人生命一样，轻得不能承受，轻若鸿毛，轻如尘埃，卷入了太空，它是明天不复存在的任何东西。
她在他身边干什么？是谁把她放在草篮里并让她顺水漂下来？为什么把他的床选作了堤岸？为什么是她而不是一个别的女人？
他从来没听到过比这更令人惨痛的东西，他紧紧搂着她，感到她的身体在颤抖哆嗦。他想，他再也不能承受这种爱了。
如果说，性亢奋是我们的造物主为了自己取乐而用的一种装置，那么爱就是唯独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能使我们摆脱造物主。爱情是我们的自由，爱情处于“非如此不可”的规则之外。
人会发现自己坠入真空，头会旋转，导致他倒下。如果遭受遗弃与享有特权是一回事，毫无二致，如果崇高与低贱之间没有区别，如果上帝的儿子能忍受事关大便的评判，那么人类存在便失去了其空间度向，成为了不可承受的轻。
而在媚俗作态的王国里，心灵的专政是最高的统治。
媚俗是所有政客的美学理想，也是所有政容党派和政治活动的美学理想。
在媚俗作态的极权统治王国里，所有答案都是预先给定的，对任何问题都有效。因此，媚俗极权统治的真正死敌就是爱提问题的人。一个问题就象一把刀，会划破舞台上的景幕，让我们看到藏在后面的东西。
媚俗一旦被识破为谎言，它就进入了非媚俗的环境牵制之中，就将失去它独裁的威权，变得如同人类其它弱点一样动人。我们中间没有一个超人，强大得足以完全逃避媚俗。无论我们如何鄙视它，媚俗都是人类境况的一个组成部分。
媚俗起源于无条件地认同生命存在。
政治运动并不怎么依赖于理性态度，倒更依赖于奇想、印象、言词以及模式，依赖于它们总合而成的这种或那种政治媚俗。
把一个左派造就为左派的，不是这样或那样的理论，而是一种能力，能把任何理论都柔合到称之为伟大进军的媚俗中去。
当他不忍再看到人类生存的两极互相靠近得瞬间可及的程度，当他发现崇高与卑贱、天使与苍蝇、上帝与大粪之间再无任何区别，便一头闯到铁丝电网上触电身亡了。
她爱美国，但只从表面上爱，表层下面的一切对她都是异己的。脚下的泥土里没有爷爷和叔叔，她害怕自己被关进坟墓，沉入美国的土地。
特丽莎与托马斯的死显示着重，她想用自己的死来表明轻，她将比大气还轻。
我们在没有被忘记之前，就会被变成一种媚俗。媚俗是存在与忘却之间的中途停歇站。
一个人简直是牛身上的寄生虫，如同绦虫寄生在人身上：我们吸血鬼一样吸吮着牛乳。
真正的人类美德，寓含在它所有的纯净和自由之中，只有在它的接受者毫无权力的时候它才展现出来。人类真正的道德测试，其基本的测试（它藏得深深的不易看见），包括了对那些受人支配的东西的态度，如动物。在这一方面，人类遭受了根本的溃裂，溃裂是如此具有根本性以至其他一切裂纹都根源于此。
思想推向未来，一个没有卡列宁的未来，特丽莎有一种被抛弃之感。
只要人们生活在乡村之中，大自然之中，被家禽家畜，被按部就班的春夏秋冬所怀抱，他们就至少保留了天堂牧歌的依稀微光。
对天堂的渴望，就是人不愿意成为人的渴望。
卡列宁绝不知道肉体和灵魂的两重性，也没有恶心的概念。这就是特丽莎与他在一起时感到如此轻松自如的原因。
这完全是一种无我的爱：特丽莎不想从卡列宁那里获取什么，从未要求他给予爱的回报。她从未问过自己那种经常折磨人类情侣们的问题：他爱我吗？他是不是更爱别人？他比我爱他爱得更多吗？也许我们所有这些关于爱情的问题，这些度量、测定、试探以及对爱情的挽救，都有一个附加效果，就是把爱情削弱。
没有人能给其他人一种牧歌式的礼赠，只有动物能这样做。
狗和人之间的爱是牧歌式的。从来不知道有什么冲突，有什么忽发冲冠的壮景；从来不知道什么发展演变。
在牧歌式的环境里，连优默，也受制于重复这条甜蜜的法律。
恐惧是一种震击，是高度盲目的瞬间，缺乏任何美的隐示。我们所能看到的是一种尖锐刺耳的光芒而不知有什么事在等着我们。在悲凉这一方面，它在我们面前呈现出已知的东西。
忠诚实际上是一件相当简单的事情。他摔了一交，被抛弃了，天主教收留了他。他还不知道天主教是什么，就行了忠诚。所以决定问题的是感激，很可能。人类的众多决定都简单得可怕。”
她不能使自己的目光从他身上移开：他看上去象一位老人，头发变灰了，今非昔比了，不在于从医生变成了司机，而在于不再年轻了。
即使是她那些梦，在一个男人的感觉中仅仅是软弱而非坚强的梦，也展示了她对托马斯的伤害，迫使他退却。她的软弱是侵略性的，一直迫使他投降，直到最后完全丧失强力，变成了一只她怀中的兔子。她无法摆脱那个梦。
“追求事业是愚蠢的，特丽莎，我没有事业。任何人也没有。认识到你是自由的，不被所有的事业束缚，这才是一种极度的解脱。”
变成一只兔子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丧失所有的力量，意味着一个人比任何人都虚弱。
悲凉意味着：我们处在最后一站。快乐意味着：我们在一起。悲凉是形式，快乐是内容。快乐注入在悲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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