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好丹青五期作品（新著推介张智华北京文人笔记研究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内容有北京文人笔记的内涵与外延；北京文人笔记的文化价值与作用；北京文人笔记与散文、小说发展；北京文人笔记与戏剧发展；北京文人笔记改编电影；北京文人笔记改编电视；北京文人笔记的当下意义。本书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与文化内涵，可以从一个方面为中国文化艺术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华夏好丹青五期作品（新著推介张智华北京文人笔记研究出版）(1)

绪论

北京文人笔记研究引起人们的重视，出现了一些论著。如苗壮《笔记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中华书局1980年）对明清笔记包括部分北京文人笔记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张秀芳《沈德符与《万历野获编》》（《图书馆建设》1991年第5期）等对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进行了初步的梳理。高鑫主编《跨世纪的北京影视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对北京影视文化的发生、发展进行了梳理。胡智锋的《北京影视文化发展的三个阶段评析》（《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l期），阐释了北京影视文化三个阶段的特征。笔者完成了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项目“北京影视文化产业研究”（见《2003-2004年北京文化发展报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影视文化与北京人的休闲生活”（见《2005年北京文化发展报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对2000年至2005年的北京影视文化进行了阐述，取得了初步成果。“北京文人笔记研究”是一个薄弱环节，可研究的空间比较大。

“北京文人笔记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北京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北京文人笔记研究”是北京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北京文人笔记研究”会有力地促进北京文化产业的发展。笔记又称随笔或札记等，有笔记散文、笔记小说、史料笔记等。

中国文坛深受史官文化的影响，许多文人有做笔记的习惯，因而出现大量的笔记。笔记具有非纯文学文体性质，属于边缘文学，可以分为笔记散文、笔记小说与史料笔记。笔记散文与笔记小说属于文学的范畴，笔记散文具有随意性的特点，笔记小说具有边缘性的特点。史料笔记属于历史的范畴，具有纪实性特点。笔记对后代戏曲、小说、影视以及散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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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文坛深受史官文化的影响，许多文人有做笔记的习惯，因而出现大量的笔记，达数千种之多（1）。很多文人和官员在闲暇之际随手做笔记，如张齐贤《洛阳缙绅旧闻记》自序云：“追思曩昔缙绅所说及余亲所见闻，得二十余事，因编次之分为五卷。”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自序云：“贤士大夫谭议有可取者辄记之，久而得三百六十余事，私编之为十卷。”

笔记源远流长，可以远溯至先秦，唐宋时笔记有较大发展。用“笔记”两个字作书名，则大约始于北宋宋祁的《笔记》三卷。稍后，罗志仁作《姑苏笔记》，刘昌诗作《芦浦笔记》、龚颐正作《芥隐笔记》。宋代笔记数量大增，形式多样，流派纷呈，许多人用“录”、“记”、“记谈”、“笔谈”、“杂记”、“杂说”、“野语”、“燕语”、“夜话”、“别志”、“略志”、“志异”、“事略”、“遗事”、“谈录”、“谈苑”、“闲谈”、 “偶谈”、“余话”、“旧话”、“对问”、“常言”、“丛说”、“记事”、“纪闻”、“漫录”、“漫钞”、“漫笔”、“笔志”等作为笔记的名称，可以说达到了第一个高潮。元代笔记较少，虽有一些名篇如陶宗仪《辍耕录》、王恽《玉堂嘉话》等，但总体成就比不上宋代，暂时处于低潮。明清笔记很多，佳作不断出现，可以说是第二个高潮。

笔记具有非纯文学文体性质，属于边缘文学。笔记很杂，不拘类别，目有所见、耳有所闻、心有所感，则随手记录，皆可成为笔记。笔记大致可以划分为笔记文、笔记小说与史料笔记，它们各占三分之一左右。

笔记散文多公余琐记、林下闲谈，有的叙事，有的抒情，大都信笔直书、短小精悍，于朴实自然之中显示文采。如彭乘《墨客挥犀》、陆游《入蜀记》、范成大《桂海虞衡志》、释惠洪《冷斋夜话》、江休复《江邻几杂志》、张邦基《墨庄漫录》、洪迈《容斋随笔》、曾敏行《独醒杂志》、陆容《菽园杂记》、陈继儒《珍船录》、顾炎武《日知录》等。

笔记小说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主，注重故事情节和虚构。如吴淑《江淮异人录》、张师正《括异志》、洪迈《夷坚志》、鲁应龙《闲窗括异志》、何光《异闻》、无名氏《鬼董》、元好问《续夷坚志》、宋梅洞《娇红记》、闽文振《涉异志》、葆光子《物妖志》、蒲松龄《聊斋志异》、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王卓《今世说》等。

笔记文与笔记小说之间有些容易区分，有些较难区分。一些记人叙事的笔记，它到底是笔记文，还是笔记小说，应该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如果所写人物和事情真实性占主要成分，那么可以看作笔记文。如果所写人物和事情虚幻性占主要成分，那么可以看作笔记小说。

史料笔记侧重于记载重大历史事件和中上层社会的佚闻逸事，多就亲见、亲历和亲闻来记叙，内容较为切实，有许多第一手材料。如方勺《青溪寇轨》记方腊起义，曹熏《北狩见闻录》写宋徽宗、钦宗被金人掳去，邵伯温《闻见前录》、邵博《闻见后录》主要写士大夫言行，王巩《闻见近录》记叙政坛、社会、文坛等各种杂事，其中宫廷事最多。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记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佚事，基本上属于实录。再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王士真《池北偶谈》、楮人获《坚瓠集》、钱大昕《十驾斋养心录》等皆是记明清时期野史，谈各种掌故，绝大部分真实可信。无名氏《八国联军秘录》、《俄罗斯进呈书籍记》记载了中国人民遭受外国侵略者之掠夺与残害，确凿感人，催人泪下，可以作为近代史中的一个铁证。

有一种比较复杂的情况，即在一本笔记中有些是笔记文，有些是笔记小说，有些是史料笔记。判断某本书是笔记文或是笔记小说或是史料笔记，主要看其所占比例多少以及该书主导倾向是什么来确定。如沈括《梦溪笔谈》大部分属于史料笔记，小部分属于笔记文，也有极少的笔记小说，那么应该把它看作史料笔记。罗大经《鹤林玉露》大部分属于笔记文，也有很少的笔记小说，那么应该把它看作笔记文。当然，有些书中笔记文与笔记小说，或者笔记文与史料笔记各占二分之一，或者笔记文、笔记小说与史料笔记各占三分之一，那么很难把它截然划归为哪一类，这正是笔记具有杂的特点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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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笔记散文具有随意性的特点，往往是兴之所至，随心所欲，任意而为，随笔而记，大多具有灵气。许多笔记名为“漫录”、“漫笔”、“闲谈”、“偶谈”，正是此意。宋代王巩称其所作为《随手杂录》，充分表现出笔记文随意性的特点。如王懋《野客丛书》自序云：“仆间以管见，随意而书，积数年间卷衷俱满旅寓高沙，始命笔吏，不暇诠次，总而录之为三十卷。”再如，周去非《岭外代答》自序云：“耳目所治与得诸学士大夫之绪谈者，亦云广矣。盖尝随事笔记，得四百余条。”又如，洪迈《容斋随笔》李瀚序云：“积二十余年率皆成书，名曰‘随笔’，谦言顺笔录之云耳。加以续笔、三笔、四笔，绝于五笔，莫非随之之意。”又如，罗大经《鹤林玉露》自序云：“余闲居无营日，与客清谈鹤林之下，或欣然会心，或慨然兴怀，辄命童子笔之，久而成编，目曰《鹤林玉露》。盖‘清谈玉露蕃’，杜少陵之句云耳。”作家写笔记文时思想束缚较少，创作态度比较通脱，文笔也随之自由轻松，常常娓娓而谈，没有多少经院气和道学气，他们的喜怒哀乐、胸襟气质、才学见识、生活情趣和个性特色往往随笔流出。

笔记小说具有边缘性的特点。关于小说的分类，众说纷纭，各有其理。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难以一概而论。就其主导倾向概而言之，笔记小说、章回小说主要是从形式体裁来划分的，长、中、短篇小说及微型小说主要是从篇幅来划分的，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主要是从语言来划分的，传奇、志怪、言情、公案、乡土等小说主要是从内容来划分的。笔记小说大多是中、短篇小说与微型小说，章回小说大多是长篇小说。笔记小说与章回小说是并列关系，笔记小说与志怪、传奇小说是交叉关系，而不是并列关系。历史演义小说往往是在重大历史事件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笔记小说有少量在重大历史事件上进行艺术加工，大多写的是日常生活和逸闻趣事。笔记小说大多在写实基础上进行虚构，作家自觉地虚构各种人物和故事情节，如洪迈《夷坚志序》：“夷坚志初成，士大夫或传之。今镂板于闽、于婺、于临安，盖家有其书。人以予好奇尚异也，每得一说或千里寄声。于是五六年间所得卷益觉繁多，天下之怪怪奇奇尽策于是矣。……若予是书，远不过一甲子耳目相接，皆表表有据依者。谓予不信，其往见乌有先生而问之，”其《夷坚志后序》：“但谈鬼神之事足矣，母庸及其他。”

史料笔记具有纪实性特点，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可补正史之不足。有些作者做史料笔记，具有明确的意图，力求真实感人，给人们提供借鉴。如李纲《靖康传信录》自序云：“故余于此录记其实而无隐，庶几后之览者有感于斯文。”再如，黄冀之《南烬纪闻》自序云：“余亦有感而作书曰《南烬纪闻》者，盖二帝北徙实录与石晋颇相类。呜呼！淑恨家属被诛而扬其辱，其忠也，非义也，余敢尤而效之哉。但愿此书南播，使宋之子孙目其事动其心，卧薪尝胆，誓灭凶丑、雪冤涤耻，廓清中原，使吾父子复视汉官威仪不终沦于左衽也。”

有些作者做史料笔记，往往不是为了谋利求名，也没有预料到能够流传至今，因此所记见闻大都可信。人们在阅读这些笔记时可以了解当时社会有关情况，达到研究史学的目的。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耐得翁《都城记胜》、西湖老人《繁胜录》、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等，主要记载当时都市生活和风俗习惯，有的出于作者自己以及亲友的见闻，有的采自地方志，比较真实，这些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鲁迅在《华盖集》 “ 忽然想到（四）”中说：史官记载“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2）他在《华盖集》“这个与那个”中说：“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夹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因为它究竟不象正史那样装腔作势。”（3）所言确有道理。

当然，使用史料笔记应该采用谨慎的态度，其中一些史料笔记带有个人的偏见或记载失实之处，如魏泰《东轩笔录》因为个人恩怨而对苏轼等有一些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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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笔记内容广泛，对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学以及典章制度、人情风俗、宗教信仰等均有反映，为后人提供了许多借鉴。例如，沈括《梦溪笔谈》在经济、文化尤其是科学方面的价值，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重视，它的材料被各种中国科技史所采用。再如，曾敏行《独醒杂志》杨万里序云：“盖人物之淑慝、议论之予夺、事功之成败，其载之无谀笔也。下之谑浪之语、细琐之汇，可喜可笑、可骇可悲，咸在焉。是近世贤士大夫之言，或州里故老之所传也。盖有予之所见闻者矣，亦有予之所不知者矣。以予所见闻者无不信，知予之所不知者无不信也。后之览者，岂无取于此书乎？”诚然。又如，洪迈《容斋随笔》李瀚序云：“聚天下之书而遍阅之，搜悉异闻，考核经史，捃拾典故。值言之最者必札之，遇事之奇者必摘之。虽诗词文翰、历谶卜医，钩纂不遗。从而评之，参订品藻，论议雌黄，或加以辩证，或系以赞繇，天下事为寓以正理，殆将毕载……可劝，可戒，可喜，可愕，可以广见闻，可以证讹谬，可以祛疑贰。其于世教未尝无所裨补。予得而览之，大豁襟抱，洞归正理，如跻明堂，而胸中楼阁四通八达也。”所言切中肯。这部书涉及经史典故、诸子百家、诗文词语，深受毛泽东喜爱。鲁迅对历代笔记也是相当重视的，他在写《中国小说史略》时参考了大量的笔记。

笔记对后代戏曲、小说、影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笔记文和史料笔记为有关戏曲、小说、影视提供了背景材料，笔记小说为有关戏曲、小说、影视提供了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笔记作家的创作倾向对有关戏曲、小说、影视作家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例如，电视连续剧《武则天》、《大明宫词》、《唐明皇》，在新、旧《唐书》有关部分的基础上，参考了李肇《唐国史补》、《翰林志》、郑处诲《明皇杂录》、封演《封氏闻见记》、姚汝能《安禄山事迹》、白行简《开国夫人传》、郭是《高力士外传》、高彦休《唐阙史》、无名氏《李林甫外传》、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王定保《唐摭言》、王谠《唐语林》、孙甫《唐史论断》、无名氏《杨太真外传》、《梅妃传》等大量的唐宋笔记。再如，杨家将系列戏曲、小说、影视在《宋史》有关部分的基础上，参考了李攸《宋朝事实》、王称《西夏事略》、王明清《挥尘录》等有关宋代笔记。又如，包公系列戏曲、小说、影视在《宋史》有关部分的基础上，参考了王咏《宋朝燕翼诒谋录》、王懋《野老纪闻》、王君玉《国老谈苑》、司马光《涑水记闻》、宋祁《宋景文公笔记》、宋敏求《春明退朝录》、邵伯温《闻见前录》、邵博《闻见后录》等大量宋代笔记。又如，《水浒传》系列戏曲、小说、影视在《宋史》有关部分的基础上，参考了张昊《岳记》、方勺《青溪寇轨》、洪迈《夷坚志》、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龚开《宋江三十六人赞》、张端义《贵耳集》、无名氏《大宋宣和遗事》、无名氏《李师师外传》等大量宋元笔记。又如，岳飞传系列戏曲、小说、影视在《宋史》有关部分的基础上，参考了丁特起《靖康纪闻》、李纲《靖康传信录》、黄朝英《靖康缃素杂记》、王称《张邦昌事略》、赵鼎《建炎笔记》、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等大量的宋代笔记。又如，电影《红楼梦》在曹雪芹、高鹗《红楼梦》的基础上，参考了顾为明《读〈红楼梦〉杂记》、无名氏《红楼梦人物论》等有关清代笔记。又如，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戏说乾隆》、《慈禧太后》等在《清史稿》有关部分的基础上，参考了卞尔《清宫见闻杂记》、于敏中、王际华、裘日修《国朝宫史》、清宫档案《乾隆八字》、潘荣陆《帝京岁时记胜》、德龄《慈禧太后私生活实录》等大量的清代笔记（4）。

笔记文对后代散文具有熏陶和启示作用。笔记文给小品文提供了直接的借鉴，笔记文和小品文都具有随意性的特点，长短不拘，潇洒自由，便于抒写性灵。笔记至今仍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如余秋雨《山居笔记》、叶利钦《总统笔记》等以笔记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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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研究方法主要是把理论探讨与代表案例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注重宏观、中观、微观之间的关系，合理安排点、线、面，既有“北京文人笔记研究”宏观方面的论述，又有“北京文人笔记研究”中观与微观方面的探讨，这会有力地促进北京文化的发展。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用美学理论指导北京文人笔记评析。把美学、文化学、影视学等知识恰当地运用到“北京文人笔记研究”之中。

本书研究的重点：准确深刻地阐述北京文人笔记的文化价值、作用与当下意义是本课题研究的重点。

本书研究的难点：北京文人笔记有些有单行本，有些保存在笔记丛刊或者文集中，查找北京文人笔记资料比较困难。

本书研究的创新之处：第一，第一次系统地阐述北京文人笔记的内涵、外延、现状与特点。第二，深刻论述北京文人笔记的文化价值与作用。第三，深入阐述北京文人笔记改编电影电视的得与失。第四，准确评析北京文人笔记的当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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