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灭亡原因分析
宋徽宗是北宋最没有治国水平的一个皇帝，进行了20多年没有水平的执政，是北宋政治体制倒退的20多年，是丧失民心的20多年。宋徽宗的统治，严重伤害了北宋的立国根基，是北宋灭亡的重要原因。在形势一团糟的情况下，宋徽宗在李纲的建议下，让位于太子，还是不错的选择。但是，其选择的这个继位儿子没有足够能力力挽狂澜，辜负了国民的希望，北宋很有希望的一次转机机会，就这样的丧失了。如果宋徽宗有一些知人善任的眼光，在危机时刻，让位于儿子赵构，也许是最佳选择，这也许可以避免北宋的灭亡。
北宋削弱将军权利的传统政策，对北宋前期的政治稳定，对杜绝武装篡权行为，大有帮助。但是北宋中后期，政权稳定以后，削弱将军权力的策略应该改变了，继续保持原来的传统，危害就很大了。削弱将军权力的策略，对于有一定能力的皇帝，能适当知人善任的皇帝，危害不算大。但是对于宋徽宗、宋钦宗这样的缺乏治国水平的皇帝，就显得格外有危害了。也许就是这个政策，最终带来了北宋的灭亡。
我们知道现代民主国家，都是文官领导军队，与宋朝是类似的。但是二者还是存在明显差异的，宋朝是文官全面领导军队，甚至具体的战斗也是由文官决策布置。而美国这类民主国家，文官在军事总部任职，管理军队日常事务，而具体的战争活动，都是任用军事将领决策布置。美国还有参谋长联席会议组织，作为总统的军事决策建议机构。
美国军队文官分布情况类似于汉唐时期的文官分布，比如，中央最高的军队统领，太尉职务一般由文官出身的官员担任。对比现代民主国家军事体制，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宋朝对军事将领的挟制太过分了，这不仅降低了军事将领的地位，让军事领域难以吸引人才，而且极大遏制了军事将领的能动性，让军队总体表现处于较低水平。宋朝之所以如此，这是对唐朝后期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时期，军人跋扈的矫枉过正，没办法，历史往往就是如此，对曾经出现的事情的经验教训，由于难以掌握矫正力度，总是容易陷入过犹不及的状态，过一段时间再反向矫正，如此的反反复复。
北宋和谈派的强大和必然伴随的严重绥靖政策，明显削弱了宋朝力量。北宋有一个巨大和谈势力团体，或北宋赞成的和谈的人口是比较多的，这是北宋通过和谈获益不少的结果。通过与辽国和谈，获得两国之间上百年的和平局面。曾经的和谈成果很大，这当然很诱人，和谈势力强大是必然的。但是，北宋末年这次和谈却失算了，金国在保持军事力量优势的情况下，在似乎可以轻易消灭宋朝的情况下，真实的和谈愿望不强，虚假和谈的成分比较多。
北宋的和谈派，通过自己认为的有利于和谈的单方面行动，比如，不与已经入侵境内的金军接触或战斗的措施，以及具体的和谈行为，丧失了歼灭金军的机会，在客观上帮助了金国，成为北宋灭亡的重要原因。这些和谈派不知道和谈的基本道理，和谈的成功需要军事做后盾。檀渊之盟，辽国之所以有和谈的诚心，主要原因是北宋取得了东京保卫战的初步胜利，感受到了宋朝的巨大实力，辽国军事进攻无望，自然就愿意诚心谈判了。
寄希望于和谈的气氛或严重的绥靖政策导致上亿人口的北宋，没能组织一场像样的大会战，就这样的不明不白的灭亡了，确实令人惋惜。我们知道唐朝安史之乱时期，对叛军组织了六十万人的大会战，虽然由于指挥不力，失败了，但是这对于五千万人口的唐朝来说，是可以承受的。对于人口上亿的北宋来说，完全具备组织几次几十万人口规模的大会战的人力资源基础，但是，绥靖的北宋朝廷并没有这样做。
文官领兵决战有一个重大缺点，往往过于重视军队士气因素，又缺乏提高军队士气的谋略，常常规劝没有军事才能的皇帝御驾亲征，这虽然可能会有提高军队士气的作用，但其危害也许更大。事实上，提高军队士气的办法是多种多样的，没有必要用皇帝跟随军队来提高士气。没有军事才能的皇帝跟随军队决战，基本纯属摆设，浪费人力物力，使皇帝陷于危险之中，是很不可取的策略。最后，北宋大吃这方面的亏，北宋的领导核心宋钦宗冒险谈判，轻易的被挟持，这严重打击了北宋的领导机构，确实是很有危害的事情。事实上，从国家领导机构的安全角度考虑，皇帝可以考虑提前撤出东京，文臣们不应该过度阻拦。唐朝的皇帝曾经多次出逃长安，避难四川，宋朝的皇帝也可以考虑南撤避险，这也没有什么不妥。北宋末代皇帝与明朝末代皇帝，都缺乏做出避险的策略，或受到朝臣的阻碍，难以实行这样的策略。
带有福利性质的募兵制导致军人中的懒散之徒较多，这明显降低了军人士气，危害很大。长期的和平环境，不能给予军队大浪淘沙的机会，导致军队战斗力很低，超出了笔者的想象。出现了还没有开战，军队就溃散的令人震惊的事情，还有一些城市不战就降，特别是洛阳这样的像样的城市。面对金军的侵略，朝廷战略布置的一塌糊涂，整个南方地区，似乎没有参与到这次深远影响汉族发展的卫国战争。总之，许多事情都是不可思议的，充满巨大遗憾的事情比比皆是，让笔者尤为痛心。
当然，北宋长期的和平安逸幸福生活，与死亡的门槛差距很大，这导致北宋人口珍惜自己的生命。由珍惜自己生命的人口构成的军队，比如缺乏野性，对死亡较为畏惧，这与同时期生活综合水平明显低或死亡率明显高的金国或蒙古军队来说，宋军相对容易溃散。这是人性的普遍本性所致，无可厚非。比如，在元朝末年，由于受到各种歧视，以及元朝统治的低水平表现，汉族人口生活水平和意外死亡率较高，与死亡门槛的差距小，大家畏惧死亡的程度就小了，在同样的情况下，军队就不容易崩溃了，并且战斗力也会较强。
当时的非汉族人口战斗力相对较强的原因之一是，非汉族人口的生活水平低，非正常死亡率高，自然是畏惧死亡的程度低一些。随着非汉族人口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非正常死亡率的下降，其畏惧死亡的程度就会提高，战斗力自然就会降低，比如，清朝中后期的旗兵。这其实也就是为什么落后地区打败先进地区的原因，更落后的打败不太落后的地区的原因。金国消灭辽国，蒙古消灭金国都隐含着这个道理。
北宋是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拥有当时最高的生活水平，最低的非正常死亡率，其成年健康男性自然是最害怕死亡的，最珍惜自己生命的，最向往继续生活的。处于当时自然环境最恶劣的蒙古高原上的游牧人口，虽然是以肉食为主，但是经常面临缺吃少穿的问题，实际生活水平处于最低状态，更重要的是生命无常，因暴风雪而死，更多的是相互的屠杀，让生命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其生活质量与死亡差距不大，人们对生活的留恋不大，对死亡的畏惧不大，在相同装备的时候，其军队自然具有最强的战斗力。
一直缺乏马匹，在骑兵最辉煌的时代，这自然是悲剧的事情。大家都知道马匹的重要性，周围政权主动地限制对宋朝的马匹输出，不能大规模购买马匹，自然不能受益骑兵时代的辉煌。宋朝时期的生产力已经处于较高水平，特别是冶铁水平大幅度提高，廉价的铁器让骑兵如虎添翼。不说铁质盔甲，就说马掌的普及就可以了。马掌出现的时间应该比马镫晚，其普及的时间就更晚了，在铁器昂贵的时候，人们就是知道马掌的价值，马掌也不会在游牧地区普及。对于富裕程度较高的中原地区来说，马掌的普及率会明显高于游牧地区。不幸的是，北宋时期，铁器相对廉价了，并且幽云十六州的被割让，导致游牧地区与汉族地区的贸易畅通了，结果是，马掌在游牧地区逐渐普及了，这明显提高了游牧地区骑兵的战斗力。
铁质马镫也应该有类似的普及道理。虽然金属马镫很早就出现了，但是其普及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真正在游牧地区普及，应该也就是在北宋时期。当然，还有骑兵手中武器的趋向最佳化，比如，箭矢和长矛最佳化，钢刀普遍化，头盔最佳化，总之，幽云十六州的割让和生产力的前进，让游牧地区的骑兵优势突显出来，这自然是北宋灭亡的根源。你可以算一算，一个装备优良的骑兵，需要多少钢铁。四个马掌（金兵和蒙古兵一个人配备三匹马，这意味着需要12个马掌），两个铁质马镫，一个头盔，可能还有铁质盔甲，若干支箭矢箭头的钢铁，长矛的铁尖，钢刀，在金属昂贵的时代，这种装备普及不起来。而北宋发达的生产力，为这种装备普及提供了客观条件。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局部，北宋东京繁华景观的记载，人们骑着驴，牛拉着车，突显了马匹的稀缺。如果是唐朝的长安街景，主流应该是骑着马，马拉着车。要知道，我们的祖先在几千年前就普遍的使用马拉车了，而牛是耕地的。北宋却退化到如此情况，这确实是北宋的悲剧，这种悲剧的产生，唐朝应该负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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