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人得息八厘，而胡道报一分五厘”。
此乃曾纪泽在《使英日记》中，揭露胡光墉向外商购办军火、机器以及借款的活动中所赚取丰厚回佣的手段。
1866年，左宗棠奉旨调任陕甘总督，无奈当时国家积贫积弱，无力发展民生和军事。
于是左宗棠计划向外国人借款，可洋人却都不愿出借。
这时胡光墉出面向洋人介绍并担保，才让左宗棠成功借款。
自此胡光墉得到左宗棠的信任，委任他主持上海采运局，向外商购办军火，并代左宗棠多次出面向外商银行借款。后来左宗棠办实业，所有机器都是由他经手向外商洽购，并代聘外国技术人员。
据估计，六次外债借款，胡光墉利用这种方式中饱的利息至少在260万两白银以上。
而像胡光墉这样的人却不在少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买办。
为什么买办会出现？为什么他们中饱私囊清政府却会视若无睹？他们是又如何做到国家经济越差自己越有钱的？
（胡光墉）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买办的“发家史”。
一、买办的诞生鸦片战争之前，清王朝虽然一直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但是也出现过康熙到乾隆时期的多口通商、乾隆到道光时期的广州贸易等阶段。
既然有对外贸易，那么就不可避免地要与洋人发生货物买办、银钱收付、陆地 居住、生活供应等问题。
因为清朝与洋人的语言、制度、货币等方面都不相同，能够作为“桥梁”相互沟通的中间商就不可或缺。
这些中间商被称为行商，也是买办最早的雏形。
这些中间商在对外交往中各有其专职， 但在监督外国商人方面又起着对官方保证，又对洋人保证的作用。
因此这些人都是经过清政府核准的、垄断对外贸易的少数的特权商人。
而且在贸易当中一旦外国商人出现拖欠税款的行为，中间商也要承担连带责任。
可见不是人人都能成为行商的，必须要是清政府值得信赖人才行。
（十三洋行分布图）
当时的大清王朝还处于“天朝上国”的阶段，对洋人可没那么好说话，他们要求这些“ 夷商”只能与指定商人交易， 交易完毕不能留在广州过冬，即便得到允许长期居住也会在监督之下限制其出行。
至于学习汉文、携带武器等行为更是严令禁止的。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了鸦片战争前夕。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 第五款规定：“ 凡有英商等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 。
两年后的中美《望厦条约》第八款规定： “雇用买办等人，应各听其便， 中国地方官勿庸经理” 。
这才打破了清政府经营了百余年 的“ 以官制商，以商制夷” 的贸易管理制度，清政府失去了对“夷商”的约束。
其结果是行商消灭， 买办兴起。
鸦片战后通商口岸扩增， 洋行在中国沿海地区大量涌现，买办数量也随之增长，据统计十九世纪末买办人数就达到了一万余人。
（签订《南京条约》）
战后初期，买办与洋行之间尚无稳定的雇用关系，每一笔交易一经结束，双方业 务关系也就解除， “ 犹延律师办案者然”， 因此往往一个买办可以兼理几家洋行的业务。
随后才逐步发展为有契约的雇用关系。
一开始买办主要负责在帐务、 出纳和保管等方面，但随着洋人商务的扩展，买办的职能也逐渐专业化，开始涉及到轮船、银行、保险、鸦片、茶叶、丝绸等等行业的采购、销售等工作。
这要是为什么左宗棠会让胡光墉帮自己向洋人贷款以及购买机器军火的原因。
随后，也出现了像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这种独立的“买办商人”，他们虽然并非真的买办，但是以经销外国商品为主，也是后来民族资产阶级奠基人。
之所以买办能够如此盛行，也是因为洋人的青睐。
清政府之前的行商担保制度可以说是中国特色，外国人来到一个新的市场，人生地不熟、语言习俗也不同，有个中间商做担保反而让他们更放心。
（广州通商口岸）
这种制度放眼全世界只有在中国才有，也让这些洋人在追逐更高的利益同时降低了风险。
琼记洋行的行东曾说：“ 保证责任原则主要是中国的特产， 在中国的整个政 治体系中都可以看到。 对此， 我们以完全的信心加以依赖。”
另一个经营鸦片贸易的外商甚至说：“ 我认为，假如售货的款子不由买办担 保，那还不如不做生意好。 因为总有一天，损失会把所赚的利润统统抵销掉。”
换句话说，虽然行商和买办都是洋人与清政府之间的中间商，但买办更像是洋人的代言人。
也正是有了洋人在背后撑腰，买办才能在这个风雨飘摇的特殊时期，抓住了机会大发横财。
前面提到的胡光墉便是如此。
二、是功还是过胡光墉又名胡雪岩，是晚晴时期著名的“红顶商人”，红顶也就是清朝的顶戴花翎，意味着能做官的商人。
胡光墉自幼家境贫寒，13岁时在外闯荡成为一家钱庄的伙计，由于精明能干得到了钱庄老板的赏识认为儿子。
老板去世之前将价值五千两白银的钱庄交给了他继承，自此开启了自己的发家致富之路。
胡光墉经常代清政府官僚存汇款项，为当时浙江巡抚王有龄所倚重，为其办理军粮等事，成为了“亦官亦商”的代表。
（胡雪岩）
“庚申之变”（火烧圆明园）成为了胡光墉最大的转折点，军界不少高官都将大量的募兵经费暗中存入他的钱庄，一下子掌握了浙江一半以上的战时财经，成为举足轻重的大人物。
后来，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太平军进攻杭州。
胡光墉凭借自己的人脉和财力与西方侵略者搭上了线，在侵略者的帮助下运粮米接济杭州清军。
不过杭州还是被太平军攻破，王有龄自杀，而新上任的浙江巡抚左宗棠依然对其信赖有加。
胡光墉勾结法国侵略者组织了配有洋枪洋炮的“常捷军”，助左宗棠平定太平军有功，任命其为总管，主持浙江全省的钱粮、军饷。
胡光墉凭此机会勾结贪官狠狠地大赚了一笔，短短几年从中谋利两千万两白银以上，成为当时的“中国首富”。
因为与洋人有过多次合作，胡光墉逐渐成了洋人的老熟人，走上了买办的这条路。
（左宗棠）
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后创办福州船政局，就是由胡光墉经手向法国购买机器，成为中国史上第一家新式造船厂。
“万年清”号是船厂的第一艘轮船，成功下水时，军民无不欢呼雀跃，连洋人也惊叹不已。
后来“镇海”号兵轮又下水成功，远在边陲的左宗棠也表扬胡光墉“此吾中国一大转机，由贫弱而富强，实基于此。”
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才有了开篇再次请胡光墉出面向洋人借款的一幕。
胡光墉先后六次以广东、江苏、浙江的海关关税做担保，向洋人借款1870万两白银，为左宗棠收复新疆提供了军费，还送给军队许多药材防止水土不服。
左宗棠不禁赞曰：“雪岩之功，实一时无两。”
虽然说胡光墉确实为清政府出了不少力，但这些年他利用左宗棠的信任同帝国主义的相互勾结中，也攫取了大量财富。
（福州船政局）
他在与洋人的贷款当中，不仅帮助洋人向清政府收取高额的利息，而且自己还要贪走其中近一半的七厘利息。
国家和人民都背负了巨额的外债，而他却赚得盆满钵满。
他通过这样的手段积累的财富，购买了万亩良田，也让自己经营的阜康钱庄分号遍于全国各省。
并且他的钱庄吸收了清政府各地公款和军阀官僚的私人存款，成为了这些鱼肉百姓的贪官的“秘密金库”。
与此同时，他利用这些庞大的资金兼营丝茶出口贸易和鸦片买卖，放在今天就是走私与贩毒的双重罪行。
胡光墉虽说对收复新疆、洋务运动等国家大计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他本质上还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
（胡光墉照片）
他所做的一切也未必真的是为了国家好、为了人民好，也许只是想要利用自己买办的身份，能够牢牢抓住列强与清政府军方这两层关系为自己谋取更多的私利。
他的功与过是需要分开来看的。
不过在众多买办当中，一心为了私利损害国家利益远比胡光墉过分的人还大有人在。
三、列强的代言人前文说过，鸦片战争之前有过广州贸易的阶段，所以广州是最早与洋人进行贸易往来的地区。
尤其是广州香山县，是买办出现最多的地方之一。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也是和胡光墉一样由买办并转任官僚的人物——吴健彰。
吴健彰也是自幼家境贫寒，以卖鸡为生，被人戏称为“卖鸡爽”（小名阿爽），机缘巧合之下进入到洋行中打工，做起了仆役。
在洋行打杂期间，吴健彰凭借自己的聪明好学，不仅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英语，还懂得了怎么揣摩洋人的心意。
通过打工赚了一些小钱，再加上他的生意头脑便与洋人做起了外贸生意，深得洋人器重。
（吴健彰）
吴健彰越做越大，41岁那年竟然开了一家同顺行，成为十三行行商之一。
鸦片战争后，吴健彰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趁着洋人增加通商口岸扩大商务之际，投资旗昌洋行成为该行七大股东之一。
吴健彰离开广东到了上海，凭借他的人脉和财力正式开启了他大买办的生涯。
此时的他连洋人都要高看一眼，尊称他为“爽官”。
既然是“爽官”了，那就得真弄个官当当，于是他花了五十万两白银，捐得苏松太兵备道记名按察使兼江海关监督的官职。
这个职位负责的就是上海的海关，这对与洋人交好做贸易的吴健彰简直是如鱼得水，从中不知捞到了多少的好处。
1848年3月发生“青浦教案”，当地漕船水手展开反侵略斗争，英国侵略者借端要挟清政府。
吴健彰因为两边都吃得开，就在外国侵略者和清政府之间奔走活动。
（吴健彰）
清政府慑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将原苏松太道咸宁革职，吴健彰在美国驻华公使的支持下，继任了苏松太兵备道兼上海海关监督。
从此，他更利用其政治特权，包庇旗昌洋行的鸦片走私，不惜出卖主权，勾结外国侵略势力，镇压人民革命。
几年后，太平天国运动发展到了长江下游，清政府无力平叛，只得让吴健彰出面一再向洋行购买军火，并向美国借用兵船助战。
利益熏心的吴健彰自然不会错过这个发“国难财”的机会，向清政府开出高价自己再从中吃回扣。
同年9月7日，小刀会起义军攻克上海县城，吴健彰被起义军逮捕。
洋人没有忘记他这个朋友，美国驻上海领事和美国传教士晏玛太携手将他救出，并安排他逃到租界，住在美国领事金能亨家中。
外国侵略者当然不是纯好心营救他，而是趁机以“租界中立”、“保障租界安全”为借口，夺取了上海海关。
（晚晴上海海关）
这些洋人也因此拒绝再缴纳关税。
与外国侵略者“有水乳之合”的买办官僚吴健彰，一方面帮助帝国主义扩大租界特权和控制海关，另一方面帮助清政府利用外国力量镇压小刀会起义军。
正是在他的奔走策划下，这桩丧权辱国的交易终于达成了。
随后英、美、法三国领事撕下“中立的假面具”，武力驱逐小刀会起义军退出上海。
没过多久，吴健彰同英国领事阿利国、美国领事麦菲和法国代理领事爱棠，签订了出卖海关自主权的协定。
从此上海海关管理权完全落入洋人之手。
很快吴健彰就被清政府坐实了“通夷养贼”的罪名，被革职发配到新疆。
但是，因为他有洋人撑腰，清政府还要利用这个买办，只能让他去江南大营戴罪效力。
（小刀会油画）
这也就是为何许多买办敢如此无法无天，清政府却要装作没看见的原因。
如果说胡光墉是一个以权谋私却为国效力的“假爱国商人”，那么吴健彰就是一个彻彻底底为洋人谋利益的大汉奸。
四、工业奠基人从胡光墉和吴健彰的事迹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些买办之所以能在国家越困难时越猖狂，最主要原因就是缺乏爱国心和清政府的无能。
因为他们没有爱国心，才会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利用洋人的人脉关系来要挟清政府，也正是因为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必须仰仗洋人，才助长了买办的气焰。
但是不是买办都是洋人的“走狗”呢？也并非全都是，唐廷枢就是一位爱国的买办。
“事事以利我国家、利我商民为务。”这是他在《瀛海采问》的序中所写，也是他后半生所追求的矢志不渝的信念。
（唐廷枢）
唐廷枢和吴健彰一样都是广州市香山县人，早年毕业于香港教会学校，曾在香港殖民政府的警察厅和法院担任翻译，英语极为熟练，并编纂了中国第一部汉英词典《英译集全》。
后来转到上海海关任职，因为其通晓中外商务而被外国侵略者所赏识。
《天津条约》订立后，英商怡和洋行力图凭借条约特权，伸入中国内地推销商品、建立侵略据点，寻求合适的代理人。
当时唐廷枢在上海做棉花生意与怡和洋行有业务往来，就顺水推舟应聘他为买办，经营洋行在长江附近的生意。
唐廷枢凭借自己的商业才能，几年时间不断为洋行扩大经营领域，丝绸、茶叶、航运、地产、钱庄、大米、食盐，矿产开采等等都有涉及。
凭借这些年累积的资本，他入股成为怡和洋行多家企业的大股东，拿到了话语权。
在此期间，他又投资创办了上海仁济医院，这是历史上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西医医院。
也就在这时，李鸿章推行的轰轰烈烈 “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拉开了序幕。
（李鸿章）
李鸿章在上海创办轮船招商公局发展轮船运输业，无奈经营不善半年就赔了4.2万两白银。
于是李鸿章就想要聘请唐廷枢出任轮船招商局总办，以挽救危局。
唐廷枢毅然决然从怡和洋行离职，受任于危难之际，全身心投入到“自强、求富”的救国运动中。
因为轮船招商局是“官督商办”的企业，也就是资金企业自己出政府不会拨款，盈亏也都是由商人自己承担的。
唐廷枢立即对轮船招商局进行改组，利用他这些年在洋行学到的经营手段，实施转股份，开启了内地股市先河。
他动用自己的人脉，没多久就招资47.6万两白银。
“不但仿照西法，乃欲驾而上之，为中华吐气”，这是唐廷枢立志建设一支大型火轮船队把沿海贸易和运输业的命脉从洋人手中抢夺回来时所讲的话。
（轮船招商局旧址）
仅三年时间，在唐廷枢的经营下招商局便达到了年收入96万两，利润16万两的大好局面，而且拥有股本68.5万两，轮船16艘。
除了在香港、广东、上海、天津等多地开设了分局，还在日本、菲律宾等地开展起了国际运输贸易。
招商局规模越来越大，唐廷枢抓住时机创办了仁和保险公司，主要用来办理轮船、货物保险业务。
这是中国人自己的第一家保险公司。
李鸿章称赞他：“事极繁难，百折不回，忠信正直，实为中国商务难得之才。”
之后，李鸿章又将多项重任交由唐廷枢主持。
1876年，他复奉李鸿章之命勘察开平煤矿，在英国支持下开办了开平矿务局，并修筑唐山至胥各庄铁路，并且离开轮船招商局，专办开平煤矿。
开平煤矿成为了北洋水师最主要的军费来源，时至今日仍是我国最重要的煤炭工业基地之一。
（开平煤矿）
为了运输煤矿而修建了我国第一条自建铁路“唐胥铁路”，并开办了中国第一个铁路工厂“唐胥铁路修理厂”，以及中国自营的第一家水泥厂“唐山细棉土厂”……
太多的第一了，唐廷枢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近代工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在他病逝后，天津的多家外国领事馆都在他的祭日下半旗致哀，李鸿章亲自主持了他的葬礼，并悲戚地说：“中国可无李鸿章，但不可无唐廷枢。”
【总结】虽然说唐廷枢等爱国买办为国家民族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买办始终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产物。
要论中国最大的买办是谁？
自然是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这些向西方列强卑躬屈膝，为了谋求更大利益不惜出卖国家主权的反动派。
不可否认的是买办比封建地主与商人更早地进入到了民族资产阶级，尤其是在洋务运动等方面，对中国的社会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唐廷枢塑像）
不过他始终都是洋务官僚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相互勾结的中介，更多的是胡光墉与吴健彰这样的人，在如今独立自主的新中国是不允许存在的。
只有我们的国家繁荣富强，就不会再出现买办这种中国人欺诈中国人的列强代言人了。
编辑：托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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