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我国夏商时期，就形成了婚姻礼俗形式，《通典》 有云：“遂皇氏始有夫妇之道，伏羲氏制嫁取，以俪皮为礼。”签订婚书，收受聘礼，是婚约成立的必要条件。下聘礼后，即使还没有举行婚礼，但女方的名分已经确定，实质上夫妻关系已成立。
《礼记•内则》云：“聘则为妻。”
《礼记·曲礼上》云：“非受币，不不亲。”
《大戴礼记•盛德》曰：“婚礼享聘者，所以别男女、名夫妇之义也。”
由此可见，在先秦时期聘礼已经成为了婚约形成的标志。当秦汉到来之时，人们不再满足古板而沉闷的旧式婚礼，开始追求婚礼的豪华铺张、大操大办。到了汉代绝大多数地区都盛行重聘金嫁妆之风，男方的聘金婚嫁期间耗费钱财最多的项目。
故此本文通过列举分析先秦及秦汉时候的聘礼及其寓意变化，阐述婚嫁侈靡对汉代社会及其后世的历深远影响，同时简要梳理各个朝代的婚嫁论财恶俗，以餐读者。
一、 先秦时期的聘礼及寓意聘礼做为婚约形成的标志，它的种类虽然还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规格， 但已经体现出了一定的等级差别。
1、 平民阶层
关于平民阶层，文献中未明确记载其纳币订婚仪式。但男女双方在相互交往时常常会赠对方一些礼物，以表达自己的心意。《诗经》当中就记载了许多婚恋中的男女互赠礼物以定婚约的诗歌，这些礼物也非常具有代表性。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歌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国风·召南·野有死麕》
榖旦于逝，越以鬷万。视尔如荍，贻我握椒。——《国风·陈风·东门之枌》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国风·卫风·木瓜》
虽然他们的礼物看起来五花八门，但是这些礼物都是具有各自特殊意义的。以“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为例，因为桃是人们常见的植物，其结实之时，果实累累，容易给人以多子的印象。所以就是用桃的累累果实来祝福新娘以后能够多子多福。而琼琚是一种美玉，赠之果子，回以美玉，回报的东西价值要比受赠的东西大得多，表现的是对他人对自己的情意的珍视。
百子图
总之，平民阶层百姓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拿出一些价值连城的礼物，大部分赠物都与生殖崇拜有关，都有一定的多子意识和希望子孙兴盛的愿望。因此恋爱时把这些象征多子的礼物赠给恋人，其心意是很明显的：愿与对方共结连理，在婚后多子多福。
2、士大夫阶层
关于士大夫阶层的聘礼，《仪礼·士昏礼》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昏礼，……纳采用雁。……宾执臆，请问名。……纳吉用雁，如纳采礼。纳征，玄纁束帛， 俪皮，如纳吉礼。请期用雁，……如纳征礼。……期初昏，……宾执雁，从至于庙门。
关于玄纁束帛、俪皮，郑玄注曰：“用玄纁者，象阴阳备也。束帛，十端也。”“俪，两也。执束帛以致命，两皮为庭实。皮，鹿皮。”关于帛，《说文》解释曰：“帛，缯也。”由此可见士大夫阶层聘礼的种类为：帛、鹿皮、雁。
比起平民阶层对于生殖的崇拜，士大夫阶层更加注重对礼的追求。以帛为例，《公羊传》于隐元年七月注中，对玄三纁二做出了解释：“此道周制也。……束帛，谓玄三纁二，玄三法天，纁二法地。”鲍宗豪先生在其著作《婚俗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书中也指出：“三二之数是以乾三坤二两卦所表示的天地阴阳来象征夫妻，玄为天之色，表阳，纁为地之色，表阴。‘五两’ 象征金、木、水、 火、土五行，表明这门婚姻合乎阴阳五行。”
3、皇室成员
处于统治阶级的顶端的天子、诸侯，属于特权阶层，他们除了以玄纁束帛为聘外，还要加以穀圭、大璋等。
《周礼·冬官·考工记》记载：“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大璋亦如之诸侯以聘女。”贾公彦疏：“自士以上皆用玄纁束帛，但天子加以穀圭，诸侯加以大璋也。……以其天子穀圭七寸以聘女，诸侯不可过于天子为九寸。既文承边璋之下，而言‘亦如之’，明知如边璋七寸，射四寸也。”
关于圭、璋，《周礼· 春官· 典瑞》解释曰：“穀圭以和难，以聘女。”郑玄注曰：“穀圭，亦王使之瑞节，穀，善也，其饰若粟文然。……圭贵于璋，璋贵于皮。天子纳征以穀圭，诸侯以大璋，士以俪皮，以尊卑之所别也，然皆玄纁束帛以将之，此尊卑之所同也。”所以，以穀圭、大璋为聘，不仅是“和”“善” 的象征，更是身份等级的象征。
谷圭七寸,天子以聘女
除了穀圭、大璋，春秋时，亦有以屦加琮为聘的。《说苑· 修文》记载：
夏，公如齐逆女，何以书？亲迎，礼也。其礼奈何？曰：“诸侯以屦二两加琮，大夫庶人以屦二两加束修二。” 曰：“某国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屦，礼夫人贞女。”…… 夫人受琮，取一两屦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尔舅姑，以顺为宫室，无二尔心，无敢回也。 ”
《说文》释琮曰：“瑞玉，大八寸，似车釭。”《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 由此看来，玉琮是古代祭祀大地的礼器，所以琮与前文的纁一样是表阴的，所以用来聘女。《方言》卷四解释屦曰：“……自关而西谓之屦。丝作之者谓之履，麻作之者谓之履不借，粗者谓之屦。”
良渚玉琮
琮是特制的礼器，在亲迎大礼中却同粗贱的屦相提并赠。可见屦的作用不在其物质价值，而在其寓意：屦，成双配对，彼此不离，象征和谐。屦用两双，一双新娘就要穿，象征与新郎相谐；一双留下，象征婿与岳家和谐。
可见，先秦时期的聘礼，无论是下层人民互相赠与的麕、桃、花，还是士大夫阶层的玄纁、 俪皮、雁，以及贵族阶层的穀圭、大璋、屦、琮等，人们更加注重的是礼物的象征意义，如“家庭和谐”、“多子多孙” 等， 而不是其经济价值。
二、秦汉时期的聘礼及寓意秦汉四百多年间社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使得聘礼和嫁妆的种类及数量都有很大的变化。男方的聘金和女方携带的嫁妆成为婚嫁期间耗费钱财最多的项目。
人们认为：大雁是候鸟，来去有时，最是守信的生物。如果能有大雁做彩礼，那男子的感情必定是矢志不渝。
秦汉时期，百官聘礼，除了用玄纁、羊、雁等礼物以外，还流行着以金、银为主的价值昂贵的聘礼，不同的等级所纳聘礼的数量也不尽相同。
1、平民阶层
虽然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汉代史料关于此问题的记载。结合当时平民阶层的数万钱至十余万钱之间家资情况，基本可以推断此阶层的男性成员聘金数目当在万余钱至数万钱之间。
平民出身的刘邦,一个亭长到汉朝的君王
2、中小官吏和中小地主阶层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西汉初年，有罪失官的开章于淮南见刘长：“开章之淮南见长， 长数与坐语饮食，为家室娶妇，以二千石俸奉之。”按汉制，二千石官吏一年俸为一千四百四十斛谷，同时桓谭在《新论•离事》中指出：“汉文帝躬俭约，……谷至石数十钱。”谷一斛约值数十钱。可见，开章“为家室娶妇” 用了聘金五万余钱。
东汉议曹史展允聘妻之财是： “二、三万钱，足以成婚。”考虑到展允本人的经济状况较差， 因此，二、三万钱应当是中小官吏娶妻聘财的下限。
汉代中小官吏的禄秩与实物发放数的对应关系
对比一下各中小官吏的俸禄情况，可以了解汉代的中小地主阶层单单依靠年俸娶妻大概需要2-3年的时间，而中小地主与中小官吏在经济地位上接近，其男性成员的聘金数也大抵相当。
3、高级官吏和富商大户阶层
以董卓为例，《后汉书•皇甫规妻列传》记载，汉献帝时丞相董卓娶妻：“娉以軿辎百乘，马二十匹，奴婢钱帛充路。”辎车是贵族富家子弟所乘的交通工具，从汉代画像砖石资料看， 其制作精巧考究，装饰精美华伦，故其价值当接近轺车，一乘约值一万钱。
辎车画像砖(东汉)
关于马的价值，《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云：“共平宣马直十千，令宣偿宗，宣立以钱千六百付宗。”十千， 即一万，当是一匹马的价。至于奴婢，汉代的奴婢价格因体格、技艺等状况不同而有所差异。《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载简文曰：“小奴二人，直三万；大婢一人，二万。”所以汉代奴婢之价应是一人值一、二万钱左右。且不算数量不明的“充路”钱帛，董卓聘礼至少在一百五十万钱以上。
汉代高级官吏的禄秩与实物发放数的对应关系
对比各高级官吏的俸禄情况，可见想要达到的董卓的水平至少要奋斗十年以上，当然，董卓身为丞相，家资丰厚，聘礼数量自然相当可观。但当时许多高级官吏、富商大户，财力虽不及董卓，聘金的数量却也十分惊人。
《孔雀东南飞》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也是乐府诗发展史上的高峰之作，“乐府双璧”之一
流传甚广的古诗《孔雀东南飞》，其中记载了兰芝被遣归后，有府君公子打算前往提亲，所备彩礼有：“赍钱三百万，皆用青丝穿。杂彩三百匹，交广市鲑珍。从人四五百，郁郁登郡门。”可见其聘礼之丰厚。更有甚者以举家之财用以聘娶： “及曾孙壮大，……为取许妃， 以家财聘之。”这些虽不足以代表普遍现象，但也反映了高级官吏在嫁娶时付出的聘金数目之多。
4、皇室成员
封建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政治特权和庞大的经济收入，其聘财数量是所有阶层中最多的。即便是在西汉初年经济凋敝的情况下，“汉惠帝纳后，纳采雁、璧、乘马、束帛，聘黄金二万斤，马十二匹。”
《宋书•礼志》云：“尚书朱整议：汉高后制，聘后黄金二万斤，马十二匹；夫人，金五十斤，马四匹。”
由此可见，就皇室成员来说，其中皇帝娶后的聘金最多，一般为黄金二万斤，折合货币二万万钱；皇帝聘妃子及夫人聘金约为四千万钱，是娶皇后聘金的五分之一。
关于诸侯王的聘金情况，时人永谷指出：诸侯王家资富饶，“梁国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丽。”《汉书· 淮阳宪王钦传》记载： “赵王复使人顾尚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许。” 聘金二百斤，这可能是当时诸侯王的普遍聘金量，数量也是相当的可观。
三、当聘礼由象征意义转变成金钱意义，对社会产生了影响通过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汉代，绝大多数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重聘金的风气，聘金数量取决于婚姻当事人家庭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地位等，帝王、富贵之家带头，上行下效，以致恶性循环，愈演愈烈。随着婚嫁之风日盛，聘礼也由象征意义转变成金钱意义，这对汉代社会及其以后的历代社会都造成了深远影响并延续至今。
1、社会婚嫁形成攀比之风，严重伤害小农经济的发展
《盐铁论·国病篇》：“葬死殚家,遣女满车。富者欲过,贫者欲及。富者空减,贫者称贷。”
《汉书·地理志下》“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取尤崇侈靡。”
《潜夫论•浮侈》 “富贵嫁娶， 车輧各十， 骑奴侍僮夹穀节引。 富者竞欲相过， 贫者耻不逮及。 ”
皇帝、贵族、高官和富商之类，或拥有政治特权，或具备雄厚的经济实力，即便大肆挥霍铺张，但并不对其生活产生实质性影响。但对于中、小地主和中小官吏来说，婚嫁的大量开销却是一个十分沉重的负担，婚嫁过后家中资财所剩就不多了，故史称婚嫁之后“富者空减”。
受损害最大的莫过于小农、小手工业者和平民阶层。 这个阶层是当时主要生产劳动者，再生产能力十分低下，家中的资产本来就很少，还承担着封建政府的各种繁重徭役等一系列的因素，导致在婚嫁费用上的支出，不仅使得他们倾尽家财，甚至可能使他们债台高筑，以至于婚嫁之后“贫者称贷” “破终身之本业”。
2、无力筹措聘礼嫁妆导致晚婚、不婚现象上升
《汉书·王吉传》：“世俗聘妻、送女无节，则贫人不及，故不举子。”
《后汉书· 任延传》：“骆越之民……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 其贫无礼娉。” 任延任九真太守后，“令长吏以下各省奉禄以赈助之，同时相娶者二千余人。 ”
古代婚书范本
家庭经济状况拮据、 再生产能力低下的小农和小手工业者阶层， 即便是很早便为子女婚事添置财物，但仍有一部分人依然无力嫁娶，只得把婚事一拖再拖，导致婚龄上升，降低人口的增长，影响了劳动力的增加。
3、因结婚耗费过大而破产者数量上升，社会不安定因素激增
《盐铁论·国疾》：“是以民年急而岁促，贫即寡耻，乏即少廉，此所以刑非诛恶而奸犹不止也。 ”
蒋兆和《流民图》
一些贫穷人家无力通过既定程序婚娶，主要靠花费较聘礼少得多的钱来买妻，这为人贩子的出现及增多提供了适宜的机会。同时无法婚娶的男子多为无产少业的贫苦者，这些人是社会中最不稳定的边缘群体，极易走向犯罪道路，致使社会正常的生产秩序被破坏。
4、婚嫁奢侈导致不举女婴现象普遍存在
《颜氏家训•治家篇》记载：“太公曰：‘养女太多，一费也。’
陈蕃云： ‘盗不过五女之门。’ 女为之累亦已深矣。然天生蒸民，先人传体，其如何也？世人多不举女，贼行骨肉，岂当如此，而望福于天乎？”
自西汉中期以来，婚俗中奢风盛行。娘家嫁女要丰盛的聘礼，婆家反过来娶妇也要丰厚的陪嫁。不给嫁奁，女儿在婆家被人看不起，受公婆丈夫的虐待，以至造成疾病死亡，或自寻短见。 有的家庭自知厚奁不可能，干脆不养活女婴，以免将来受罪。 有些家庭即使勉强婚娶，但因家资耗尽，新婚夫妇也是无力养育子女，故不举女婴之事仍旧会发生。
从两汉以后，各个朝代都不乏有婚嫁论财的恶俗， 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恶果。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婚姻论门第是择配的最基本的原则，资财在婚配中的作用不如门第重要。但是在当时，只要是经济拮据，聘礼无法筹措，不管是名士或士族子弟，一样无法婚配。 有些庶族欲攀附公卿、著姓与之联姻，只有用大量的钱财作为婚媾交易的手段。由此造成了高门看重卑姓钱财，卑姓以钱财寻求和高门平衡的联姻形式。
竹林七贤引领魏晋风度
唐代中后期，随着门第等级观念的衰落，逐渐形成了以资财的多寡决定婚姻成败的现象。以致于高宗于显庆四年专门下诏规定了官员聘礼数量：“自今以后，天下嫁女受财，三品以上之家，不得过绢三百匹；四品、五品，不得过二百匹；六品、七品，不得过一百匹； 八品以下，不得过五十匹。皆充所嫁女资妆等用，其夫家不得受陪门之财。”以此来限制婚嫁的费用。
诗人白居易在《议婚诗》中说：“颜色非相远，富贵则有殊。贫为时所弃，富为时所趋。红楼富家女，金缕秀罗襦。见人不敛手，姣痴二八初。母兄未开口，言嫁不须臾……绿窗贫家女， 寂寞二十余。荆钗不值钱，衣上无真珠。几回人欲聘，临且又踌躇。”这些诗句是贫女难以出嫁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
【问刘十九】· 白居易
到了宋代，由于“婚姻不问阀阅”的风气，加之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社会地位的渐渐提高，人们不再把商人视为贱民，使得婚姻论财现象蔚然成风。
北宋时担任福州地方官的蔡襄曾说：“观今之俗，娶妻不顾门户，直求资财。司马光也指出：“今世俗之贪鄙者，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
正因为婚姻论财是普遍现象，所以宋代议婚时，在交换的帖子上，男家详细标明聘礼数目，女家要列上随嫁资妆田产，供双方参考，以决定婚否。这种“娶妻不顾门户，直求资财”的风气，直接加深了嫁娶困难的社会问题。
宋代市井饮食文化
蒙古入主中原，奢侈之风不减两宋。“聘财过于卿相，男女不能婚姻”是普遍情况。争比聘财， 重索妆奁，相互攀比，煽起了一股畸形的婚姻消费风潮。 奢靡之风将整个社会的婚嫁行为推到“计较聘财多寡，责望资装厚薄”的轨道上。
《论农桑水利》“今日男婚女嫁，吉凶庆吊，不称各家之有无，不问门第之贵贱，例以奢侈华丽相尚，饮食衣服拟于王侯。贱卖有用之穀帛，贵买无用之浮淫；破家坏产负债终身，不复故业，不偿称贷。”
为此， 元政府于至元八年（1271）、 大德八年（1304）先后两次颁布了嫁娶聘财体例，以此来抑制重聘风习的盛行。
明清时期，由于商品和市场经济的侵袭,在利与义、俭与奢之间，愈来愈多的人倾向于利与奢，反映在婚姻行为上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婚嫁论财风气的蔓延。在明清两代的各种文献中， 对此现象多有记载。仅就地方志中摘取几例：江苏常熟、昭文一带，“缔姻先问其产，遣嫁或罄其家”；福建有“千金之家，三遭婚娶而空；百金之家，十遭宴宾而亡”的说法
清朝富商在吃饭,旁边歌妓舞妓陪伴,有人倒酒有人夹菜.
作为婚姻的重要组成部分，聘礼重要性不言而喻。从聘礼的发展历程来看，先秦时期聘礼更加注重象征意义，如“家庭和谐”、“多子多孙” 等。到了秦汉时期， 聘礼和嫁妆的种类及数量都有很大的演变，更加注重经济价值。 除了具有吉祥意义的礼物外，更增加了许多以金、银为主的价值昂贵的礼物。这直接导致了汉代在大部分地区、大多数阶层中都不同程度的都存在着重聘金与嫁妆的风气，并对汉代社会及其以后的历朝历代都造成了深远影响。
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婚嫁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过度消费现象，就禁止一些必要的婚嫁开支。毕竟聘礼中的大多数礼都包含有美好祝福、诚信互爱等深厚的文化内涵，十分合乎中国人的情感认知及传统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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