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这本书之后，才知道中国当代小说有一流派：山药蛋派。
写《小二黑结婚》的赵树理，还是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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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赵树理为代表，还有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人称“西李马胡孙”），是山西农村土生土长的作家，又因为他们的作品大多发表在《火花》上，所以也称为“山西派”或者“火花派”。
这群生活在农村、爱好文艺的知识分子，在赵树理的启发下，以当地语言、当地故事为原型，创作的具有泥土气息的大众化作品，就是为了呈现给90%的群众。
在《书信·自传·讲话》中，赵树理一篇《与荣安的谈话》中就提到：“在十五年以前我就发下弘誓大愿，要为百分之九十的群众写点东西，那时大多数文艺界朋友虽然已倾向革命，但所写的东西还不能跳出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圈子，当然就谈不到满足广大劳动群众的需要”。
赵树理的作品，以广大农村为背景，有目的、有意识地写给广大群众，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塑造了大量的各具特色的农民艺术形象。
《小二黑结婚》是以民兵队长岳冬至和智英祥恋爱，被坏人害死的真实故事为原型，创造了进步农民与保守农民思想上的碰撞、冲击，进而揭示封建束缚的艺术故事。
《李家庄的变迁》则是揭露旧社会地主对贫下中农的剥削压迫，是为了动员人民参加革命。赵树理以农民熟悉的故事，向他们润物无声地传达着反抗、革命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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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用这些作品，不仅为自己找到了写作内容，还为当时的文学创作找到了一条适合的、实用的道路。
这种顺应大众化的文艺方向，对整个解放区文学乃至五六十年代的文学，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在教员《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提到5个问题，其中“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如何去服务，即文艺的普及与提高”，赵树理的作品正与此契合，解放区一度提出了“赵树理方向”的口号。
在《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记录里，赵树理明确发言，旧文艺作家缺乏新观点，建立观点一需要了解政策，二要研究群众，了解群众需要什么、如何表扬模范例子，要想办法了解乡村、城市、工厂等各种群众的情况，想办法使写的东西给群众解决问题，使群众听得舍不得走。
将政治性与文学的艺术性结合在一起，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她们喜欢听的故事，并在故事中让“他们思想意识上可能发生一点变化”，这是从宏观方面把握了文学方向。
而在微观上，如何创作好的作品，怎样处理生活与创作的关系，赵树理的多次发言和与人通信中，也有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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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是需要素材的，而体验是极其重要的。《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电影剧作讲习班的讲话》中，赵树理主张业余创作，不要过早搞专业创作。在生活里有了经验，才能在登台之前搞清楚该怎样、不该怎样。
“用主人的态度认真地在生活中积累素材。”人是从生活中来的，所有的形象也都有来源，虚构总不能是凭空想象的。
具体写的时候，要有提纲，人物要写小传，要先有人后有情节，防止出现“见事不见人”的问题。故事里有很多情节，但是人物没特点，过后即忘就是失败的。
语言要符合人物性格，尤其是山药蛋派多是农村故事、农民语言，知识分子就不应该文绉绉地扯一大箩筐，这是没有搞懂写给谁看，也没细致规划好人物小像。
另一方面，文字要干净，少一点堆砌，更质朴些，就像《老人与海》被奉为经典，一部分原因就是它的文字够精炼。
想要写好文章，多读、多写、嚼字是必须的，了解写作目的（为什么要写）、知道写作对象（写给谁看的）则是前提。好的文字，是需要精心、认真对待的，“千万不要作假，作假就是无病呻吟”。
好的作家往往既有代表作，又有足够精彩的文学理论，读完赵树理的《书信·自传·讲话》，深觉其文学方面的功底极厚，值得学习。
1970年，他含冤逝世，这位描写农民的“铁手、圣笔”，从此而亡。
周扬在1962年大连会议上说：“中国作家中真正熟悉农民、熟悉农村的，没有一个能超过赵树理。”他开创的文学方向、注重人物语言口语化、大众化，在后来文学中，为一众青年指明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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