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的符号时代，
是孕育文明的前文明时代
……
中国文明形成的解释模式
思维与精神一途一直缺席
注意到那些古老的符号
那些与信仰相关的符号
那些指引思维方向的符号
一定会有更多的发现
在我们的知识体系中，有一种比较年少的小众学科，叫做“符号学”。符号何以成为一门学问，我们公众不大容易回答圆满，但符号却是与公众相关，它是人人皆知也许未必透彻的一门学问。现代社会充满各类符号，各类符号系统传导着不同的信息流，让我们的行为与思想都感觉简便迅捷。
由数不胜数的各类符号为基础，归纳出一门学问来，名为符号学，这学问的确立也在情理之中。我们知道现代社会离不开各类符号元素，但是符号却并非只属于现代社会。符号也许是同人类与生俱来的，当然时代越早，符号体系会越简单，越直白。符号是人类的创造，是人类的思维产品，也是与人类一直成长的知识体系。这样说来，史前是符号的初生时代，相信也一定有一个专属史前的符号时代。
［1］
史前中国出现了符号，这不是新发现，也不是新定义。但说史前有个符号时代，这应当是个新概念了。
史前创制的符号并不是文字，却具有准文字意义，甚至发挥了比文字更重要的作用。文字有形、音、义，但符号有形、名、义，符号有约定的名称但没有确定的读音。文明时代的文字是语言的记号，而史前时代的符号却没有这个功能，它所具备的是象征意义。
许多研究者都很关注史前符号的发现，对那些符号意义的研究，大多仅仅是考察它们是不是文字，或者判断它们与文字有多远的距离。其实关于许多符号的本质，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辨识清楚，不知道它们有着比文字重要得多的意义。
在我们的知识体系里，一般将文字与文明概念等观，文字出现是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史前与成熟的文字系统无关，却已经出现了纯粹的符号系统，存在一个符号时代。
我们很多人都不会怀疑，文字的出现，一定与符号相关。文明的形成，也一定与符号有关。符号时代是文明时代的孕育阶段，时间虽然漫长，但基础非常牢固。文明时代到来后，符号并没有消亡，它走上更加蓬勃的发展路程。
其实符号形成为成熟的体系时，它已经有或者有超过文字的意义，从这个层面上看，文明时代已经是曙光初绽了。可以展望一下，或许不久的将来对文明时代关于文字标准的定义也会发生改变，文明史的长度也会大大向前延展。
史前的这个符号时代，正是孕育文明的前文明时代。
按照现代符号学的奠基人之一德国学者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的说法，符号的基本特征，是体现在抽象性、普遍性和多变性。他把符号理解为由抽象到普遍的一种形式。这一点很重要，所以他说“如果没有符号系统，人的生活就被限定在他的生物需要和实际利益的范围内，就会找不到通向理想世界的道路”。而普遍性是指符号的功能具有普遍适用的原理，这个原理包括了人类思想的全部领域，普遍适用是人类符号系统的最大特点之一，这也是为什么唯独人类能打开文化世界之门的奥秘之所在。
卡西尔认为，正是符号的若干特性使符号超越于信号。人类的符号不是现实性的，而是理想性的。正是有了这个符号功能，才使人从动物的纯粹自然世界升华到人的文化世界。人与动物的分界，我们似乎又找到了一个证据，有无符号就是重要的分野。卡西尔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人的本质就是发明和运用各种符号创造出一个“符号宇宙”。如古中国人用天与地、阴与阳的象征符号，构建了自己的宇宙观。
想到美国学者杜威（John Dewey）曾经在《哲学的改造》中写下这样一段话：“人由于保存了他以往的经验而与低等动物相区别，……因此，人不像野生动物那样，生活在一个单纯的实在事物的世界中，而是生活在一个象征与符号的世界之中。”这么说来，符号之于人类社会，不仅只是重要的，更是不会缺席的。
卡西尔明确地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这话里已经道出了答案。卡西尔说人与其说是“理性的动物”，不如说是“符号的动物”，也就是能利用符号创造文化的动物。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动物只能对一些特别的信号做出条件反射，而人才能够把这些信号改造成为有意义的符号。在卡西尔眼里，人就是符号，就是文化，文化关键的关键、核心的核心，就是符号。
人类是符号动物，在成熟的社会借助于语言体系，人类构建了一个符号世界，正是在这个世界中，人类获得了空前的自由，从而不再受制于环境的束缚。人类种种文化形态，如宗教、艺术和科学等，就是符号功能的集中表现。符号创造了一个脱离于现实世界的虚拟世界，符号的出现使得人类从现实世界走向更广阔的虚拟世界。
符号是什么？符号也许就是代号，说来似乎非常简单，但严格定义却也并不容易。一般来说，符号是指具有代表意义的标识，它有抽象的形态，或者说它是具有象征内涵的有形标识。
有研究者说，符号是指一个社会成员共同约定的用来表示某种象征意义的记号或标记。符号来源于约定俗成，形式简单，种类繁多，用途广泛，便于记忆和传播，有时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符号强调的主要是象征性，特别是那些图形符号，它们都是具有特定意义的代号。
符号是人们共同约定用于指称一定对象的标识，有人概括说文字，语言，电码，数学符号，化学符号，交通标志等，都是符号。不过符号学里的符号范围更为广泛，研究者认为能够作为某一事物标识的，都可称为符号。也有人说各种符号系统中以语言最为重要，也最为复杂。卡西尔说，“艺术可以被定义为一种符号语言”。这么说来，符号无所不包，符号可以是图形图像、文字组合，也可以是声音信号和建筑造型等等。
符号时代的符号是如何提炼出来的，符号的提炼是形象思维的结果。我所说的符号时代的符号，并非指所有的符号，如陶器上见到的那些零星的刻画符号都没有计入。我们涉及的是辨识度很高，且流行时空很广的那些符号。
符号的提炼，是符号创制的关键，是形象思维的结果。形象思维离不开想象和联想，所反映的对象是事物的形象，思维形式是意象、感觉和想象等形象性的观念，表达的结果是能为感官所感知的图形、图像、图式和形象性的符号。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将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巧妙结合，才可能完成符号的创制。形象思维并不是对形象的再现，它要加工出新形象，形象思维的结果可能是全新的创造。
［2］
在中国符号的出现，有着久远的历史。如《周易·系辞上》所述孔子语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这与现代符号学概念非常接近，当然所指为卦符，也称卦形、卦画，这也是广义一类的符号。
其实符号的出现，可以明确追溯到史前。比如彩陶时代。彩陶上大量出现的几何纹饰，都是象形纹饰抽象的结果，经过了得意忘象的创作过程，剩下流行开来的就只是那些代号了。
仰韶文化彩陶鱼纹演变的结果，是看不到鱼形的鱼符，在彩陶上看来有若干种，变化很多，多是通过纹饰拆解的途径得到的。
例如鱼纹全形的演变，在完成由典型鱼纹向简体鱼纹演变的同时，又创造出了均衡对称的菱形纹，菱形纹属于结构严谨的直边形纹饰系统。变形的鱼唇在拆解后，分别生成了西阴纹和花瓣纹，这是庙底沟文化彩陶非常重要的两大弧线形构图系统。彩陶上的许多纹饰都能归入鱼纹体系。彩陶上有形与失形的鱼纹，在我们的眼中完全不同，也许对于史前人而言，它们并没有什么区别，它们具有同一的象征意义，有着同样大的魅力。鱼纹无形，鱼符无鱼，循着艺术发展的规律，许多的彩陶纹饰经历了繁简的转换，经历了从有形有象到无形无象的过程，到最后呈现出来的多是几何纹符号。
仰韶文化鱼纹演变示意图
仰韶文化彩陶还有一个“大鸟纹系统”，彩陶也是通过简化和解构方法，完成了鸟纹的几何符号化，隐没了写实的鸟形。
仰韶文化鸟纹演变示意图
鸟与鱼，这一对恒常的艺术主题，在彩陶上大放异彩。水和鱼，太阳和鸟，也是后来中国文化中阴与阳、水与火的象征。
时代更早的南方高庙文化的白陶纹饰也是如此，大量纹饰只是用一些图形指代崇拜的对象，那无疑都是符号。白陶纹饰主要不是用彩绘的方式，而是用篦点压印的方式来表现。近距离观察和接触湖南出土的白陶，能感受到一种震撼的美感。用篦点压印出来的图案，美得无以复加，也神秘得无以复加。白陶上构图那么抽象的元素，却具有明确的象征性符号特征，这些时尚的表达、隐晦的意向、细腻的制作，是我们常识意料之外的灵魂艺术。
非常多的白陶图案表现的是一张大嘴，两对大牙，还有大量与鸟形相关的图形，一些画面上见到飞鸟双翅上有獠牙神面，翅间有太阳图形，表达的一定是太阳运行的景象。那么这些鸟与鸟翅所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也是不言自明了，它们就是神话传说中的日乌。是日乌载着太阳在天空飞翔，高庙文化白陶的发现也让我们确信，日乌神话在8000年前就已经形成了，而且是用简练的符号表达的。
高庙文化獠牙类型示意图
白陶相当多的那些带有“十”字形的四方形图案，四方形图案又与圆形常常套叠在一起，发掘者认定它们表现的就是太阳的象征，“十”字形则是表示的方位或方向。我们非常赞同这个判断，那就是太阳的符号，是所有相关图案的核心所在。
高庙文化“十”字图形类型示意图
高庙文化陶器上的獠牙神面应当是太阳的灵魂所在，它就是当时公认的太阳标识。而那些附着在鸟体的圆形，还有替代獠牙神面和太阳图形出现的“T”形符号，它们也一定就是太阳的象征。
高庙文化陶器上的“T”形图案
太阳以獠牙为标识，日乌也以獠牙为标识。日乌有时就刻画出獠牙，或者它就是太阳的化身。光芒万丈的太阳，被高庙人描绘成口吐獠牙的模样。这獠牙神面又与鸟同飞，或是自己长出一双翅膀飞翔。獠牙在太阳里面，獠牙在日乌身上，高庙文化无器不獠牙，可以想象到獠牙神面在高庙文化中是无所不在。
让人有些费解的是，在太阳与獠牙之间，我们很难找到二者之间的联系，但对于光线的联想，将日光提炼为獠牙之形，又似乎并不难理解。对于高庙人来说，他们神游太空而想象出太阳的獠牙来，我们也用不着觉得有什么奇怪的了。
白陶上还发现有八角星图形，有全形八角星，也有半个八角星。八角星在很多史前文化当中都能见到，有彩绘的，也有刻画的，还有玉雕的，分布广，延续久，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符号，也是太阳的象征。
大汶口文化陶盆上的八角纹
人类因信仰创制符号，简单，便捷，醒目，会意，一目了然，这应当是符号的特点，更是史前时代符号的特点。随着心智发育渐趋成熟，人类的形象思维也稳步完善起来。一代接续一代的观察与思考，将自然事物留在心里的印象一次次加工，具象的事物通过这样的形象思维过程，逐渐变成了抽象的代号。这样的代号获得一定的时空传播与认同，符号就出现了。
人类认识宇宙，认识自然，对事物表象进行取舍，通过形象思维的过程，对形象信息进行主观的认识，结合思维加工，用特定的形式记述与描绘出来。这应当是原初符号的一般创作过程，这样的符号在后续的传播中还会得到修饰，最终会以最完备的形式流传于世。
最初出现的那些符号，一定与信仰有关，信仰也就成为符号传播的驱动力。信仰是让纷杂的社会获得秩序的必由之路，而符号又是大脑由艺术加工出来的标识，那是一些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标识。
从这样的角度看，艺术的本源也是来自信仰，所以我曾经说艺术是信仰飘扬的旗帜，尤其在史前时代。
［3］
信仰赋予符号以灵魂和生命，也赋予了符号包容与开放的属性。
符号学研究的范围，多认为符号学是研究人类文化的，其实符号学还研究人类的认知活动，心灵活动，也难怪符号学的奠基者，多是文化人类学者。符号学关注的一个重点，应当是符号的特征。
美国学者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的符号学有一句名言是“只有被理解为符号才是符号”，这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它的要义是符号要易于理解，也易于为人接受，接受就是认同，认同才能更好地传播。
皮尔斯认为，符号可以分成三种：像似符号、指示符号、规约符号。前两种是具有理据性的符号，像似符号指向对象靠的是相似性，一个符号代替另一个对象，但又不是直接的模仿，若是两者完全一样，那就不是符号了。符号要让人一看便知，不能模棱两可，便于理解是重要的前提。
规约符号，则是指与对象之间没有内在联系的符号，但却是约定俗成的，也须易于理解和记忆。白陶上的獠牙神面，就属于这一类符号，獠牙与太阳并没有明确的联系，但獠牙神面却传播得很广，从南到北，白陶、彩陶和玉雕上都见到有它的踪影。
史前中国制作有獠牙神面艺术品，在接近8000年前的南北方都有发现，在南方高庙文化的白陶和北方兴隆洼文化的石刻，都见到有獠牙神面。高庙陶器上刻画的神面，构图已是非常完整，也已经是很固定的形态，也都显露着龇出的獠牙，以表现獠牙为主。神面大都已经相当简化，只留下一张龇着上下两对獠牙的嘴。
仰韶文化彩陶上也绘有獠牙神面，是很生动的人面形象。良渚文化玉器上微刻的神面普遍都有獠牙，也是上下各一对。这些神面一般被认作是兽面形。石家河文化玉神面是以长长尖利的獠牙为特征，獠牙上下各有一对，神面几乎都是人面形。
白陶的压刻，玉石的雕琢，彩陶的描绘，这三次艺术浪潮掀起的造神运动，留下了类同的神形，按照相同的符号密码造势。这已经不只是艺术层面上传统的延续，而且是信仰体系层面上的认同。
对史前中国艺术创意中的獠牙神面，大体可以得出这样几点印象：流行年代大约在距今8000~4000年前，在南北地区大范围流行；獠牙构图基本类似，上下各一对，上牙居内下牙居外，风格一脉相承。这样看来，獠牙神在史前有大范围长时段认同，这种符号的认同，可以确定是崇拜与信仰的认同，也是开放与包容精神的体现。
在史前艺术中，将动植物人格化，这是史前人造神的固定方式。一种动物图像，在给它安上一个人面之后，它便有了神格，半人半兽，也就成了神形的固定格式。史前的獠牙神面像，正是在人面上加饰了动物獠牙创作而成的。
獠牙神面作为一种信仰符号，还有前面提到的八角星纹，能在广大与久远的时空范围传播，正是这种跨文化的认同，生动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开放与包容。
当然符号与对象越是相似就越易于识别，容易让人产生联想。有相似性，又不能相同，这也就是符号之为符号的重要特征。值得一提的还有安徽双墩文化陶器上的的鱼纹符号刻画，最简单的不过是相对交叉的两条弧线而已，它所表示的就是一条鱼的大致轮廓。这样的符号还出现在河南中部的仰韶彩陶上，其生命力也可以千年计。
双墩文化的鱼纹图集
庙底沟文化陶器上的鱼纹
早期符号的例子，还可以列举新发现的浙江上山文化彩陶，除了直接绘出光芒四射的太阳，更引人注意的是，太阳图近旁还有对顶三角符号。对顶三角形可以作为一个特别的符号来理解，在史前彩陶中也是比较流行的元素，特别是仰韶文化彩陶上数量不少。我觉得这可是构成八角星纹的元素符号，它的传播也很广。
符号的基本功能，主要还是为着交流便利。交流被认为是符号的基本功能之一，这也是符号具有强大魅力的原因。符号在交流过程中传达人类的思想，传达信仰，也传达艺术。
文明与史前，是人类两个大时段的划分，文字与符号便是它们明确的分野。虽然文明时代符号的使用也非常广泛，但与史前的作用与意义明显不同。符号在文明时代并没有退出，不仅没有退出，反而愈发完善了。如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这是字符，连篇的是文章。而记录音乐的有音符，连篇的是乐谱。
多元一体的文化准备，也许是由符号的认同开始的。由符号认同，看到信仰的传播，看到艺术思维的发展，人类的智慧一步步升华。
考古发现让我们知道了史前的符号时代。在文字出现之前，符号已经开始统领一些特定区域的人群，符号影响着他们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也让他们彼此理解，彼此认同。
早期符号更多具有信仰的性质，它是开放的，也是包容的，它在传播中吸引更多的关注，雪球会因此越滚越大。
人类早期的信仰，更多体现在对广漠宇宙和自然万物的认识，这是人类都感兴趣的事物。认识的同时，还要适当表达出来，在文字出现之前，图式符号就成为了重要的表达方式。古中国人认识天地宇宙，萌生出阴阳观念，但是如何表达当初一定是个难题，符号在此时派上了用场。
当天圆地方和地阴天阳概念形成之时，我相信相关的符号也随之创制成功了。我们知道良渚文化玉器中的琮与璧形态上一圆一方，在周代是敬天礼地的礼器，也是帝后的象征。到了历史时期，这样的观念一直传承着，天圆地方和天阳地阴成为中国文化中常识的概念。
其实在古代表现阴阳的符号，很早就是方（角）圆（弧）两类几何形。我们在辨识商周铜器上的龙虎纹饰时，发现龙虎均有方菱形和圆弧形两种体饰，如果不以阴阳雌雄看待，就不会有合适的解释。方形与圆形，方菱形与圆弧形，多么明白恰当的阴与阳的艺术表达符号。其实汉字阴阳两字的构形，也应当与这样的艺术传统有关。阴阳两字金文的字形，阳是在圆中加点，阴则变圆为三角形状，阳圆阴方在造字上也体现了传统认知。
天圆地方原本就是古代阴阳学说的重要内容，被看作是道的理念，所谓天道圆，地道方。古人由认知天地有别、阴阳不同，到认知阴阳相依、阴阳相生，建立了完美的阴阳学说，这样的宇宙观在艺术上不可能没有表现。
其实早期阴阳观是产生于史前时代，用方与圆形纹饰表达阴阳意义，有史前的艺术传统基础。阴阳是古代观察、解释、利用世界而得出的认知，是一种宇宙观和认识论，它指导着人们的精神思维与社会生活。阴阳观就是古中国人的一种主流宇宙观，可以观世界，观自然，观社会，观人自身，是一种非常健全的思维体系。
这一个认识论体系的起源，过去多是由推导得出结论，先后形成了“源于生活实践说”、“源于易经说”、“源于历法说”、“源于男女生殖崇拜说”、“源于占卜说”等结论，都难以成为定论。有研究者还特别强调，阴阳观念的起源产生在远古时期，文字没有出现，要想从古籍中回答阴阳观念的起源问题几无可能。
文献找不着依据，不过考古学提供了解决问题的途径，史前艺术品上已经表达有阴阳观念。阴阳生变，阴阳有形，对于史前人来说，观察并不难，但提炼出程式化和概念化的形式，确立特定的符号，却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我们由上述龙虎体表纹饰受到启发，然后再观察大量的陶器符号，也就理解了方与圆作为符号的意义，也就理解了中华文化的精髓与根脉之所在。
史前符号一般是由信仰内涵提炼出来的几何图形，强调象征意义。考古发现的象征符号，从早期中国艺术中普遍认同的神性标识，如象征太阳崇拜的日乌与獠牙神，象征阴阳的方圆几何符号等，我们确认在遥远的年代已经存在艺术交流与信仰认同。以阴阳观念为核心的方圆符号，以太阳崇拜为核心的獠牙与日乌图形符号，记述着古老的信仰所认同的历史，正是华夏文化的根脉所在。
中华传统文化从史前符号时代起，就开始了时空广大的交流融汇，逐渐形成了特有的文化一体的品格。由此看来关于中国文明形成的解释模式，思维与精神一途一直是缺席的。注意到那些前文明时代古老的符号，那些与信仰相关的符号，那些指引思维方向的旗帜，我们一定会有更多的新发现。
参考资料
1.【德】学者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
2.【美】杜威（John Dewey）:《哲学的改造》，商务印书馆，2002年。
3.【美】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论符号》，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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