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能简单地当作“成王败寇”的故事来看，也就是说，在面对历史评价的时候，我们要有成败论，但不唯成败论。商鞅变法确实使得秦国突然之间打通了任督二脉，自此纵横天下、所向披靡，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对商鞅及其变法进行刻意地抬高和模仿。成功固然是值得学习的，但是有些成功却是不可以模仿的。有人用毒药救了命，但更多的人还是因毒药而送命的。
历史其实都是披着外衣的，有些绚丽夺目，有些捉襟见肘，我们在看到最终的呈现后，其实更需要去思考外衣包裹之下的灵魂和内容。风起云涌、潮起潮落，历史的画面像大自然的规律一样瞬息万变，而我们要精确地找到牵引风筝的那根线。
关于商鞅变法，其实还是很有争议的。犹如眼下某某女明星，不择手段地上位之后，你是欣赏她光鲜亮丽的光环呢？还是不齿她肮脏腐朽的灵魂呢？商鞅变法其实也有这样尖锐的两面性矛盾，所以，我们在评价商鞅变法的时候，一定要有“一分为二”的思维，要理性地选择立场，重结果者看结果，重过程者谈过程。
大多数人心中都是有一面放大镜的，总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用这面放大镜去看自己心中所属的人和事，爱得绝对、恨得彻底，从而引起了诸多争端、诋毁，甚至悲剧。这是我们在评价商鞅变法时，需要避免的问题。
商鞅是什么样一个人？
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变成了一台战争机器，高速运转着，秦国的子民实际上都变成了这台杀戮机器的运转原油或者零部件，无条件地消耗着。从机器的运转效果来看，商鞅的这种设计却是颇有成效；但是从其设计的理念来看，商鞅却显得十分阴狠恶毒。
想想后世的法西斯和武士道，其实它们和商鞅变法都要相似的属性。在我们常见的武侠小说和影视中，我们也经常会看到有些培养冷血杀手的情景，要么丢入老虎笼子里，要么丢进狼群里，活着出来的才算合格。商鞅变法不也是如此，只给老百姓提供一个选择：种地，吃饱了然后去杀人。
秦孝公要变法的目的就是要扩张，商鞅变法其实就是投其所好。那么商鞅变法的成果验收又是怎样的呢？
秦孝公四年，败韩军于西山（山西商南县以北）；秦孝公八年，占领魏国少梁（陕西韩城西南），打韩国占领安陵、山氏，插入魏韩交界地带；秦孝公十年，围魏旧都安邑；秦孝公十一年，占领魏国西北国境最重要的战略据点，固阳（陕西米脂），同年，修建武关（关中四塞之一），秦楚间必经咽喉；秦孝公十九年，周王国四十一任周显王封秦孝公为“西部封国盟约长”，一扫当年被斥不得会盟之耻。
无疑，胜仗才是最能点缀商鞅变法的色彩的。有了上述的一连串胜利，秦孝公得了个心满意足，商鞅周全了个自我证明。这些设计和成果也足以证明商鞅是一个思长虑远、洞悉人性的人才。
而且，商鞅不光在文治上光彩夺目，就连武功上也是可圈可点。下马能管民，上马能管军，曾多次带队伍上前线征伐，简直就是文武双全。比如前文所说的孝公十年围安邑、十一年的西拔固阳等精彩战例，就是出自商鞅的手笔。
能力上，商鞅确实没问题；但是，在道德上，商鞅却有很多瑕疵。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写商鞅的传记时，连春秋笔法都懒得用了，直言不讳地说：“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
《史记》被誉为“无韵之离骚”，里面的文字是很讲究韵味和朦胧感的，这么直接、露骨的批判是很少见，这说明商鞅刻薄寡恩、冷酷无情的印象其实是深入人心的。司马迁也并不是刻意针对商鞅。因为商鞅无论是他对待百姓、同仁还是敌人，商鞅都冷酷得不像一个鲜活、正常的人。
秦孝公二十二年商鞅伐魏，商鞅如愿以偿地拿到了胜利，但也充分暴露了他的卑劣和冷酷。此时的魏国刚刚经历了马陵之败，元气大伤，秦孝公和商鞅觉得这都是一个不错的时机，于是两人一拍即合，决定由商鞅率兵去攻打魏国。
根据军事形势选择作战时机，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接下来商鞅利用朋友的举措就值得商榷了，虽然兵不厌诈，但是站在一个普通百姓的角度，更多时候还是希望社会的秩序不要随意遭到破坏，得讲点规矩。
商鞅来到边境，得知魏国的主帅是公子卬，马上便心生一计，派了一个和平使者过去，说他其实也不想大家兵戎相见，有问题大家可以坐下来好好谈谈。因为公子卬是商鞅的好朋友，都在老宰相公叔痤手下办过事。
公子卬虽然觉得商鞅这些年在秦国的行为有点狂热，心里不大确信，但也觉得谈谈就谈谈，这不是什么坏事，更何况大家都是朋友，商鞅应该也不会坑自己太惨。因为战国时期，虽然已经礼崩乐坏了，但是诸如信义这些公德、公约还是十分被人重视的，重视到什么程度呢？等同于生命，比我们现在的面子、名誉重要多了。
以前也没有什么背信弃义的反面教材（至少大人物很少有），公子卬觉得商鞅现在也是一个大人物了，不会不要脸吧！于是就如约而去。然而，商鞅确实不要脸，直接扣押了公子卬，然后李代桃僵，派先头部队冒充魏国人，大部队尾随，把毫无防备的魏军杀得落花流水。
魏惠王得知消息后，气急败坏，但于是无补，只能割地求和，河西七百余里地尽入秦国之手。自此黄河天险，秦魏两国共享。商鞅因战功，受封于商地，又号商君，曾经的公孙鞅变成了举世皆知的商鞅。
从前面所说得情况来看，商鞅这个人确实有水平、善心机，但他的毛病就体现在，无时无刻不在算计和利用，六亲不认、神鬼难挡。有人说，这不好吗？这样的人才是成大事的人。听上去也有道理。但是一个永远在算计别人的人，最终必定会被别人算计。这是历史必然的大多数。
商鞅为什么会政存人亡？
历史上大多数的变法者下场都不会很好，这个已经解释过了，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利益冲突使然的。但其他人几乎都是人、政皆亡，像商鞅这样变法成功了，而且效果十分明显，人被杀了，变法的内容和制度又被延续下来的，历史上确实不多见。
秦孝公二十四年，秦孝公逝世，秦惠王上台，这标志着商鞅行将就木。为啥呢？因为第一秦惠王不怎么喜欢他，商鞅割鼻子割到秦惠王老师身上去了；第二，全国贵族不容他，这个很好理解，商鞅把人家的利益全损害了，还狠狠地踩了人家好多脚；第三，秦国已经不需要他了。商鞅变法已经完成了，秦国已经强大了，商鞅最后的利用价值就是“杀之平民愤了”。
所以，秦惠王刚刚上位，商鞅就从秦国的宠臣变成了通缉犯。估计是他的老搭档在地下十分的想念他吧，而且秦国几乎没有任何人为商鞅求情。人生如此，到底是可悲还是成功呢？
商鞅还是怕死的，听到消息之后，拔腿就逃，可惜天下已无他容身之地。他要出秦国，先得过魏境，但是你商鞅背叛过人家，伤害过人家，欺骗过人家，阴人家的公子，占人家的地盘，魏国就差没咒他早点死了，自然不会让他入境。而且，商鞅在逃亡的过程中，住宿都成问题，因为他自己设置的律令就是这样规定的。自己挖的坑终于轮到自己跳了。
仇满天下的商鞅走投无路，只得潜回封地，这其实就是自投罗网，等待他的还是他自己发明的最残酷的刑罚——五马分尸。
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
历史上关于商鞅的评价很多，个人觉得还是司马迁评价得最为中肯。这个人的才华、主张、魄力、手段都是毋庸置疑的，但刻薄寡恩、不择手段、狡诈冷酷、残酷阴暗，成于此，也亡于此。
对于商鞅之死，也有一些争论，比如说什么功高盖主、四面树敌、卸磨杀驴，这些都是一些影响因素。但主要的原因我觉得还是在他自己身上，他把自己的价值工具化了，机械化了，除了他的主人，他心中容不下任何人。这种工具迟早是要报废的，而且是没人愿意回收的。
商鞅其实也是一个牺牲品，秦孝公用他实现了自强的目的，但是却牺牲了很多贵族的利益。这种矛盾对一个国家来说，是无法自动消除的引线，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起火。秦孝公因为秦国要变强，得极力压制着这种矛盾。秦国变强和秦孝公死后，这种矛盾无人压制了，也无需压制了。但问题终究要解决，杀掉商鞅无疑是最好、最直接的方式。商鞅一死，既可以缓和社会矛盾，又可以抬高秦惠王的政治声望。
商鞅变法为什么会成功？
战国时代有很多变法，李悝变法、吴起变法、商鞅变法、胡服骑射，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有全面的，有不彻底的。比如，李悝变法让魏国强盛一时，但效力持续时间不长。后来吴起逃到楚国，依样画葫芦也搞了一个吴起变法，却以失败而告终。胡服骑射让赵国战斗力极速上升，却无法像商鞅变法这样全面贯彻。那么商鞅变法成功的底层基础到底在哪里呢？
有人说是商鞅变法够坚决，其他的变法都只是浮于表面；有人说是秦孝公不遗余力地支持，其他国君只是过得去就行。比如说商鞅和李俚都说了废除世袭制度，但却只有商鞅坚定的执行了军爵制度；比如说两种变法都强调了废“井田”改“授田”，但实际上只有秦国真的做到了耕者有其田；比如说两个人都在军事改革上下了大力气，但魏国仅仅短期内培养出了魏武卒，但后期还渐渐成为了税收乏力的大难题，而商鞅却成功的将统治者自己欲望的杀伐兼并变成了一场人民战争。
商鞅变法明明是偷师李悝变法，为什么商鞅变法取得的成就更高，影响更大呢？尔后，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为什么再难出现成功的变法呢？王莽新政、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要么是过早夭折，要么是无疾而终，要么是未及根本。
这其实还是牵涉到一个常识问题，是设计新事物容易还是改造旧事物容易？秦朝之后，中国进入集中统治的政治秩序，变法基本上都不能推倒重建，大多都是修修补补，这背后的政治成本是每个君主需要认真核算的。而商鞅变法，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一个千疮百孔的基础上推倒重建，因为秦国当时没有更好的选择，所以只能选择把这条路走到底，恰好，它成功了。
一心想一鸣惊人的商鞅恰巧赶上想要改头换面的秦孝公，一个有想法、有魄力的领导结合一个有能力、有执行力的下属，这样的组合是历史上难得的组合！
但是，商鞅变法能够成功的更重要的原因，我认为还是因为当时的秦国比较落后。这个怎么理解呢？因为商鞅是要给秦国改头换面、推倒重建，我们就用房子来打比方吧！是推倒一座茅房来重建容易，还是推倒一座楼房来重建容易？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两者的施工难度，前者更容易；其次，住茅房里的人早就想换个环境了，住楼房里的人却大多数不想动作；其三，住茅房里的人一穷二白，即便想反对，也没什么力量，何况他们还没什么理由反对；住楼房里的人舒服日子过久了，亲戚朋友多了，不愿再折腾，关键这帮人还有一定反抗力。
正是因为落后，秦国变法的阻力才会相对较小；正是因为秦国落后，秦国变法的决心才会那么容易贯彻到底；正是因为秦国落后，秦国的利益牵扯面才不够深、不够广。
商鞅能铁腕到底，还在于秦孝公在后面能站得住台。而秦孝公能站得住台，本身也在于能够威胁到他的利益群体不多，他可以镇得住。
也就是说，商鞅变法能够顺利进行的背后其实是有一套专制逻辑的，恰好商鞅变法的基本思路也是走专制路线。实行军爵制，之前的贵族世袭说不算数就不算数了；西部大开发，喊你走就走了。这些我们可以假想一下，在一家实力强大的上市公司甚至家族企业，能这么弄吗？估计只会引起政变。
说到底，秦国一切成功的根源，在于它原本的落后。而恰好秦孝公有这个决心，商鞅有这个能力。
商鞅变法的评价总结
“先胖不算胖”似乎是个永恒的历史命题，在乱世中最后出手清盘的人往往都是那个开始时并不起眼的人，战国的乱局最终出来清盘的正是最开始一直不起眼的秦国。后世的刘邦、司马懿、朱元璋等也都是如此。当然，秦国能够站出来充当收割机的角色，首要功劳还是要给商鞅。
商鞅变法也因为秦并天下而水涨船高，成为了影响历史的大事件。因为商鞅是法家思想的代表，商鞅的成功就是法家思想的成功，这种文化注入在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意义重大，法家思想占据了文化上的先机，率先成为了治国工具。从这一点上来说，商鞅之于法家，就好比董仲舒之于儒家。
至于法家思想到底是不是治国良药，我现在暂时不讨论，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任何政治都是脱离不了法家思想的，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也从来没有抛弃过法家思想。虽然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了中国的古代政治的门头和外衣，但是中国的封建政治其实多是“外儒内法”的格局。
基于此，很多人会说，这不正是商鞅的牛掰之处吗？咱们就得按商鞅的那一套搞法来，摸着石头过河呀！这就牵涉到一个“度”的问题。比如砒霜，少量的砒霜可以作为治病良药，但是大量的砒霜却是要人命的；又比如安眠药，少量的安眠药可以让人睡得安稳，大量的安眠药却能让人长眠不起。
我们在看待商鞅变法的问题上，就是要把握好一个度的问题。商鞅变法不是砒霜也不是安眠药，但是它是春药、是兴奋剂，它只能少量、适度地根据条件和情形来使用，否则就会出问题。
商鞅虽然让秦国变强了，但就像给一个运动员服用兴奋剂一样，一下子雄起了，但是长此以往，却会毁了这个运动员的职业生命的。后来的白起之死、秦朝之亡，无不与之有关。
也有人说我批判商鞅过于冷血和狠毒，纯粹就是可笑地用道德去绑架政治。这个我很不认同，因为这并不是一个很复杂的逻辑。商鞅变法设计的制度就算是春药，是兴奋剂，但它的本身确实没有绝对的对错和好坏，但是商鞅处处逼迫、引诱秦国子民全员服用，这就是错、就是坏。
设身处地去想一下，假设你是当时的秦国子民，被商鞅逼得，要么杀人，要么被杀，你还会觉得商鞅让人尊敬吗？假设你是当时的六国子民，你的国家和同胞被商鞅训练出来的核杀手追杀，打不过也躲不过，你还会觉得商鞅值得崇拜吗？
那么，商鞅明明是有功于历史，有功于秦国，为什么他的行为却不可取呢？这就需要我们去梳理逻辑了。比如，战争无情，但是不能为了战争，就把所有人变成无情的人去开启战争。比如，我们卖药是希望需要药治病的人可以活命，而不能因为药能治病，不管你有病没病，都得给我吃药。比如，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听话、温驯，但我们决不能因此就把所有孩子都变成机器人……
商鞅的逻辑漏洞很多、很多，因为人类文明和社会，都是由人组成的，所以只要有人的地方，就应该有情感、道德、人性，就应该有不同的呈现。
前文也说了，商鞅变法能够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在于秦国当时的落后，这恰恰符合“乱世用重典，重症用猛药”的道理。但他的治疗手法终究是个偏方，不能长久。有些朋友说，你说商鞅变法副作用这么大，也没见当时秦国的老百姓造反啦！这只能举个例子来解释，你是一个领导，你对你一个无力得只能靠你吃饭的下属猛地扇一耳光，他绝对不会怎么的，因为越是卑微的人，越是能忍耐。但是，你如果天天扇，一个月？一年？总有一天，等你最虚弱的时候，这个下属会爆发的。这种爆发最能点起同病相怜者的情绪，形成燎原之势，比如后来的大泽乡起义。
还有人问我，如果秦始皇死后，留在胡亥身边的商鞅而不是李斯，秦朝会亡吗？我很认真地回答：“还是会！”因为，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会死，病到了一定的程度也是医生治不了的。
最后，我着重强调一下，我对商鞅并无偏见，我欣赏他的才识和胆识；但是，他的行事逻辑和方式真的需要认真对待，不要盲目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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