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如初/文
仔细想来，生活中总是有两种人:一种见到所有的草和花，都觉得是见到了“植物”，见到所有的猫、狗、鱼，都觉得是见到了“动物”；而另一种，见到草和花会直接叫出名字，对猫和狗的品种也能脱口而出。通常，前者遇到后者，都会在霎那间产生惊喜而崇拜的情绪，但动植物的名字却随风而逝。据说这是跟记忆分区、注意力集中点、人格气质相联系的差别，不足为奇，也很难改变。好在，在亲近自然和热爱自然方面，两种人差别不大——人类原本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即便日益疏离，但在自然无穷无尽、难以计数的惠泽面前，在阳光和鸟语花香面前，人类还是会无差别地变得松弛、自由、充满希望。
难怪近些年，自然博物类图书和心理自助类图书在社科图书中的占比会明显上升，各种山林乡野爱好者组成的团体也层出不穷。在工业化、城镇化、原子化、空心化的时代病之下，人们其实一直都没有停下重新与自然、与社会、与自我建立健康连接的努力。尤其自然博物类的书，哪怕看上去偏门、冷门，也总是能在知识之内包裹上强烈的人文色彩，为我们打开一个理性而友善的空间，让我们放下被物质和欲望激发出来的自大与傲慢、焦虑和虚无，重拾好奇和敬畏，重新把心放飞到森林与田野中去。
《心向原野》：向自然寻求治愈
《心向原野》是熟悉鸟类和植物的英国自然作家理查德·梅比2005年出版的书，最近刚刚在中国翻译出版。在这之前，中国曾翻译出版他的《杂草的故事》，一本为大自然中不受待见的植物说好话的书。在那本书里，他把12种英国常见、我们也不陌生的杂草一一例数，讲述它们今日疯狂侵占所有可能的空间，让农民和园艺工人不胜其烦，昔日却作为最早的蔬菜、最古老的药材、最先使用的染料，甚至是英国推进殖民进程的植物助手被人类物尽其用。它们是文明的伴生物，有强大的适应力，也有记忆，更有不可更改的“杂草悖论”——锄草反而会刺激它更快地生长。是人类硬要把自然界拆成野生和驯化两部分，把它们塑造成了“边界的打破者”和“无归属的少数派”，所以它们要反过头来告诉人类，世界并非总是如你们所愿。它们用“春风吹又生”维护着自己的尊严，批评着人类的利己主义。
梅比怀着一颗“草本主义”的心旁征博引，在自然知识饱满充实的同时，对历史、考古、绘画、文学典故信手拈来，带我们进入杂草世界，不由自主地放下人类中心主义，打开心智去看那些藏在习以为常和司空见惯背面和深处的真实生命，一种在边界蓬勃生长的生命。梅比的表达中充满了历史智慧和人生洞见，也有幽默感和包容力，充分展示了一个热爱自然、擅长观察、博闻强识的作家浓浓的人文情怀。带着这些特征，梅比写下了自己的自然观察笔记，也是半自传作品《心向原野》，把自己的“自救”过程和盘托出。
按照梭罗《瓦尔登湖》里的观点，“生活在大自然之中并且各种感官仍然健全的人，就不会产生非常黑色的抑郁”，更何况是梅比这种沉浸在自然的博大丰富中、不断给读者输送知识和欢乐的人，然而，他还是患上了抑郁症，而且是在完成了最有难度的《不列颠植物志》的写作，事业达到顶峰之际。
梅比说：“疾病，是人类与自然交往的阴暗面。”而抑郁症这种现在已常见的疾病，虽然还不至于严重到随时危及生命，但也实在给他造成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影响。曾经，他会为了第一只燕子归来而举杯庆祝，也会录下夜莺在浓雾中的歌唱放给远方的女友听，暴雨狂风等大自然的任何一种“野性”的表现都会让他感动不已；然而现在，他整天躺在床上，连最喜欢、最关心的雨燕在窗前啁啾都引不起他丝毫兴趣。
他说，那时候的自己化身成了不可理喻的生物，悬浮于某种虚无之中，感官似乎都失灵了，自我困在问题里出不来：“我的归宿在哪儿？我的角色是什么？从社会、情感和生态的角度，我应该怎么活才是对的？”
他意识到自己的不对头，于是开始寻求治愈。他找医生、住院、按时服药，也接纳了新的异性朋友，但这些还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于是，他走出舒适区，真正走进自然。《心向原野》最大的价值，就在于他以亲历者和实践者的方式，向我们描述了他向自然寻求治愈的全过程。这是一个外向型的、异质性的、行动派的、知行合一的过程，是一种放下所有外部修饰、努力让自己回归天真与原始的过程——颇像梭罗在瓦尔登湖边的实验性生活。同时，它又绝不是浪漫主义的，而是富有非常丰沛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科学理性的精神。他既不妖魔化疾病，也不神化自然，而是直面问题、直面自己，有点多愁善感，但绝不自怜自艾。
从这个角度说，《心向原野》未尝不是一本英国版的《瓦尔登湖》，书中随处可见向这部自然文学经典致敬的痕迹。同时，它自己又在努力成为《瓦尔登湖》那样的书：在入世的基础上出世，在与世隔绝的孤独中积极打通与世界联系的通道，把自我放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思考如何简朴、从容地生活，如何与各个物种和平共处，如何在最充分的意义上做一个公民，找到“生活的精髓”。如《瓦尔登湖》从不回避贫穷、名利等所有世俗一样，这本书也直书现实中所有的问题：“多少年来，我一直用工作来修补和掩饰生活的不如意、感情的失败、内心的孤独，以及原生家庭根深蒂固的执念和恐惧。”
梅比告别了自己住了几十年的家，从森林边搬到一个沼泽旁，把自己“藏”起来。自己装修租住的木屋，照顾房东的猫，深入观察虎眼万年青，与完全陌生的人打交道，从处于自己知识盲区的地质环境中开启对自然漫无目的的重新观察，重新思考写作的价值和作家的身份。很快他就发现，这个叫做东安格利亚的地方，“遍布两种艺术能量的源泉：上有苍茫无垠的天空，下有波光粼粼的湿地。”这两种艺术，一是绘画，二是写作，而后者，正是梅比所长。而且，即便病着，梅比也从来没有停笔，他忠实写下映入眼帘的、印在心间的，而所有这些又无不变成爱和美的化身，反哺给他尊严和优雅。
在荒野，它们不卑不亢
说起来，梭罗的拥趸遍布世界各地，时至今日，也还是不断会有迷人的自然文学新作进入读者的视野。比如美国作家安妮·迪拉德的《听客溪的朝圣》，用解谜似的结构和诗性的语言，描绘自己山中一年与万物共同生活的经历。她用精细的笔描绘造物主的神奇，然后用好奇心不断被满足又不断被拓展的幸福告诉你：若你能拥有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那你已为自己攒下了“一生的好日子”。比如头像被印在英镑上的英国作家娜恩·谢泼德，入山如同回家，能用每种感官接收大山的馈赠，看清万物内在的生命。她用散文诗般的语言写下《活山》，描绘大山的自由与野性，写万物自在的生机盎然。她用老朋友似的口气说，对山中万物的观察其实是自己和大山之间“爱的流通”，所以此时，“美，并非一种偶然，而是出于必要”。
理查德·梅比在《心向原野》和《杂草的故事》里也有类似的表达，他说：“美是一个过程，是生长和衰老中表现出的优雅。”于是，他纵笔写下每年准时返回湿地的雨燕，写它们凌空的速度、盘旋的快意；写下野性荒野的代言人鹤群，写它们觅食的时候跳出优雅的法式舞步；写下芦苇丛中的野马群，写它们如何让芦花如波涛般摇曳荡漾；他写雨水的涨落，写牧道的荣枯，写迷人的晚间植物沙龙，写一千年前在河谷生活的人给事物的命名……尽管生活让他卑躬屈膝，命运让他不知所措，但万物致以他不卑不亢，自然奉他以五彩斑斓。
梅比交叉着写自己的病和身边的自然，于是，抑郁症也得以被放在更宏阔的视野中——自然让自我更清晰。他说，进化心理学家认为，抑郁症源自一种“猎人空手回家的落寞”，这种失落感会刺激人想要变得更加成功。面对这种压力，一般会有“战斗”和“逃跑”两种模式。然而，生物界会有第三种方式，一种被生物学家命名为“植物撤退”的模式，即“保持不动”。比如负鼠会装死，刺猬会缩成球，仓鸮会昏倒，小雨燕会一动不动，而人会抑郁。这是一种安全的防御策略，是生物的内在保护机制压制肾上腺素激增的表现，也是一种对危险的明智反应和短期策略。当人意识到自己有了“植物撤退”的时候，那要去找一种“植物前进”的生活，“一种朝着自我平衡，缓慢、煎熬且无意识的回归过程”。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大多数关于抑郁症的书籍总是从原生家庭、情感互动和亲密关系创伤的角度，深入探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实际上也给自己框定了认知和了解这种疾病的思维路径和方法，强化了一种在人群中“内卷式”认识自我的固有观念。但在《心向原野》中，一切都是不同的，它对“疾病和隐喻”的描述，带着杂草的气息，带着雨燕、鹤群、麋鹿、猫和马的气息。这气息如此清新，如此丰饶、如此天真又如此熟悉，仿佛一下子唤醒了我们埋藏在集体无意识里的回归原乡的冲动，让抑郁不抑郁的读者都获得不同程度的治愈。在这个意义上，梅比的走进自然和很多人的走进健身房一样，甚至和我们此刻的阅读一样，都是“植物前进”的方式。对阅读它的人来说，《心向原野》会成为又一本梭罗期许的那种书：“多少人因为阅读一本书开启了他生活的新纪元。”
万物呼吸的尘世即为永恒
英国有自然主义文学的传统，英国人对乡村和大海的热爱，让自然主义文学在英国异常强大，几乎影响了每个作家的个人信仰和文学倾向。《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的作者、丹麦人勃兰兑斯甚至断言：生机勃勃的自然主义是一种英国气质，“英国诗人全部都是大自然的观察者、爱好者和崇拜者”，华兹华斯、司各特、济慈、穆尔、拜伦、雪莱等等，虽然个性独具，也彼此不甚瞧得起，但都自愿聚合在“自然”的大旗下。他们在乡间别墅和农庄挥洒诗情，对一切家畜充满感情，他们爱狗、爱马、爱土地，同时，更爱大海，为大海献上了波涛似的韵律和充满男子气概的赞词。更值得关注的是，他们的奇异幻想和浪漫讴歌都是以实际事务和讲求实际的价值观为支撑的，因为英国人在进取心和毅力的支持下，获取的正义和道德观都是带有功利主义色彩的，就连最浪漫的雪莱也不例外。
梅比显然身在这样的传统中，也有评论说，他对英国自然文学在当代的复兴功不可没。他显然在有意识地继承和发扬这个传统，这些经典作家的经典语句也总是会适时出现在他的笔下。他擅长借用他们的足迹和眼睛，借用他们二百多年前的感官和诗情，同时，更擅长借用他们对政治社会生活的关心，对城市生活的反思，对正义和永恒的持久追寻——英国作家膜拜的“大自然”是城市的对立物，是感觉主义的天地，是自由的实现空间，也是感知时代变化和人情冷暖的晴雨表。
所以，梅比会关心候鸟雨燕如何穿过伊拉克战场回归，他觉得，为了准时回归，鸟儿也会希望支离破碎的世界复原；他关心圈地运动怎样改变了动植物的生存环境，如今的英国公地和私地政策是怎么妨碍了物种的繁殖。他怀念人类曾经过的“与自然系统交织且不被政治干涉的自由生活”。他也会留意到，在欧洲帝国扩张的历史中，各种植物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比如树皮中含有奎宁的金鸡纳树，之所以能从南美扩展到全球，即是因为奎宁是19世纪唯一可以治疗疟疾的成分。他从这样的角度理解英国历史，说他们在殖民的同时推行的也是“生态帝国主义”。他有高超的移情能力，所以能在文学经典、历史、现实、自然和自我之间不断转圜腾挪，使得文本空间大大拓展。
联系最近重新被历史学家讨论的、历史发展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会让人心生无限感慨：历史和大自然一样，不会因为知识的增多就能破解它们的神秘。而且事实往往相反，我们了解得越多，无知的范围越大。而为了克服这种无力感，很多人，甚至有的科学家最终都会迷信“交感巫术”，求助于神。万物呼吸，万物神秘，仿佛只有找到造物主才能解释这一切。从黑暗时代的迷信到理性时代的好奇，人类对自然的探索有多努力，自然对人的召唤就有多殷切。它召唤我们调动感官补足智力的缺陷，也召唤我们不断增加自己的谦卑和臣服。
中国人不信造物主，我们更愿意相信的是时间，或者永恒。因为时间公平，无分贵贱，无分劳逸。所以，孔子才会倡导君子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老庄才会倡导不与物迁，才能齐得失、忘祸福、混贵贱，而与万物齐一。苏轼也才能颖悟游于物外，无往而不乐。我们的祖先擅长把人放回自然中思考问题，所以，李白、苏轼、白居易才会在自然流变和人世无常中来回穿梭，写出旷古诗篇，而我们才会每一次读到“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李白《将进酒》）“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苏东坡《前赤壁赋》）“声来枕上千年鹤，影落杯中五老峰”（白居易《题元八溪居》）的时候都会心生浩叹。
多年前，著名的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曾翻译出版过一本叫《文明与野蛮》的书，作者是美国著名的人类学教授罗伯特·路威。他用大量的人类学事实研究文明史得出一个结论：所谓文明人的“文明”和野蛮人的“野蛮”，其实难分高下。公元前700多年的罗马人有整洁的城池，而17世纪的柏林市民在大街上养猪。而在所谓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进步无所谓“必然”，“机会”和“偶然”占了很大的成分。人类其实是既笨且懒的，往往是我们在各种机缘中胡乱摸索的时候，文化偷偷地从后门溜进来。而且，文明是一件东拼西凑的百衲衣，欧洲的拼音字母始创者是尼罗河上的埃及人；举世通行的数字系统发明者是印度人，传进欧洲的又是阿拉伯人；中国人在制陶技术的基础上加上埃及来的涂釉技术，才烧制出了真正的白瓷。所以，谁也不能夸口啥是独家制造，因而种族的和时代的自大心都不可取。我们能够坐上火车的难度，跟祖先最开始穿上鞋、陶器时代开始用牲口、铜器时代人发明车轮的难度不相上下。所以，任何以为我们更进步的傲慢和乐观都是肤浅的，“人类不是自然的主人，也永远不会成为自然的主人。我们轻轻巧巧夸口征服自然，其实自然已经定下界限，叫我们不能越雷池一步。”
吕叔湘先生在译者序中，把这本书称为“人类的诤臣”。我想，多处引用《论语》和《庄子》的《瓦尔登湖》或许也堪当这样的称号。当然，“诤臣”并不是一脸威严的，也可以是幽默而优美的，充满智慧和笑声的。它的眼界开阔和思维通达也可能是在插科打诨、污泥浊水中展现出来的。正如豆瓣评分高达9分的英剧《万物生灵》的原著《万物有灵且美》，兽医吉米·哈利每天过着为马接生、给猪治病、被狗追咬的生活，但心中充满了对活泼生命的敬畏和怜惜，他用自己被动物“折磨”的狼狈让我们在轻松笑他的同时，体会生命创造的诸般奇迹，而这真实的互动未尝不是我们每个人的梦想，也未尝不比诗人写的直接的赞美高级上千百倍。
对《心向原野》这一类的治愈系书籍而言，其更多的价值还有待时间的进一步验证，匆忙冠以“人类”之名显然太过誉，眼下，它对个体的意义更直接，也更有效。这种效果，不是通常我们以为的、让自然带着你摆脱糟糕记忆的“自然疗法”，而是反过来，学会用自然来充实自己，让自己在自然的充实中迸发出狂野的想象力，然后把这一切记录下来。自然和自我之间不分彼此的、安全舒适的“爱的流通”，是他治愈的关键所在。而在这方面，他觉得猫最值得学习。这种自带神秘感的动物，在野性自然和人类世界之间来去自如，游刃有余，尽显一个物种的优雅，于是他引用了几句写给猫的赞美诗，作为人类的梦想：
他能踩出乐曲的每一个音符
他能靠游泳救自己一命
他能匍匐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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