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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豫锺白文“最爱热肠人”
此印章法上特别引人瞩目，“最爱热肠”四字笔画繁多，排成两字一行，密不透风，“人”字两笔，却独占一行，对比强烈。此印三面边款，自言其“少时侍先祖半村公侧，见作书及篆刻，心窃好之”（陈豫锺祖父陈王谟号半村）。陈豫锺边款饶有隋唐小楷意味，温婉华美，且善作长款，黄易对其款字“首肯者再”，其也自言：“盖余作款字都无师承，全以腕力为主，十年之后，才能累千百字为之，而不以为苦。”求印者往往嘱刻长款，其边款之精整秀美通过此印即可印证。
陈豫锺白文“文章有神交有道”
此印内容为杜甫长诗《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首句，丁敬曾刻有13毫米见方小印，内容亦是此句，陈豫锺在边款中言：“昔丁居士尝拈此诗首句为汪蔗田制印，今已为人磨去，不可得见，余向藏居士印谱有之。”陈豫锺此印是刻给赵之琛作学习范本用的，时年陈豫锺三十六岁，而赵之琛仅十七岁。
此印以玉印法出之，精彩之处在于，“交”字的斜线处理使章法在规整有序中见生动，给人耳目一新之感。陈豫锺篆刻用刀内敛含蓄，笔画匀称而不失遒劲，其作既有丁敬的古拙、奚冈的质朴，又有黄易的精隽。陈豫锺在此印边款中自言：“余于此虽不能如居士之入化境，工整二字足以当之。”可见其对自己的款字还是颇自负的。
陈鸿寿朱文“江郎山馆”
江郎山位于浙江江山市石门镇，嘉庆七年（1802）秋，陈鸿寿自京南归，客居扬州康山草堂数日，见主人藏一拳石，恰与江郎山山形相似，主人恰好也姓江，遂以“江郎山馆”名其读书处，主人请陈鸿寿刻“江郎”白文印及此印，是年陈鸿寿三十五岁。
此印印面略狭长，“江”“山”二字笔画疏少，“郎”“馆”二字笔画繁密，作者采用了两种处理方法，一是将“江”字“工”部中竖作一转折，二是“馆”字宝盖与食旁搭接，减省一竖。即少者增之，繁者减之，使章法上趋于协调。陈鸿寿用刀猛利生辣，起笔和转折处如斩钉截铁，锋芒毕露，如冲锋陷阵，气势雄壮。
陈鸿寿白文“灵花仙馆”
此印现藏上海博物馆，乃陈鸿寿为赠别友人张大镛而作，边款云：“远春将之豫中，刻此赠别，嘉庆甲子九月廿又五日，曼生并记。”是年陈鸿寿三十五岁。此印结字繁密，为满白文布局。满白文容易显得臃肿而无骨，此印走刀威猛，通过短切使线条曲折，笔画起伏强烈，尽显英迈之气，如飘风忽举，鸷鸟乍飞，显得十分沉着痛快。陈鸿寿的用刀摆动幅度大，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浙派特点，周三燮题其《种榆山馆印谱》云：“曼生擅书名，篆刻尤能事。用刀如用笔，刀手笔锋恣。写石如写纸，石胜纸质腻。”陈鸿寿治印意多于法，如云雷激荡，显示出勃发的才情。
赵之琛朱文“补罗迦室”
此印作于嘉庆十九年（1814），为赵之琛自用斋馆印，刻得极为用心。“补罗迦室”典出《宝积经》，“譬如补罗迦树，随解之处，中表皆有吉祥之文”。赵之琛言其室曰“补罗迦室”，寓吉祥之意。
此印章法、篆法、刀法均极讲究，如“罗”字绞丝旁书作“乡”形，“迦”字走之底简作一点一折，以简驭繁，处理极为巧妙。“室”字至部上作五边形加两小短线，亦见生趣。章法上，四字并不均分印面，而是有细微的错落变化。此印四面款，两面楷书录其斋名之由来，另两面以隶书刻其自写“补罗迦室图漫成三绝”。此印用刀不似陈鸿寿猛利生辣，于刚健俊美中另有一种清劲渊雅之美。
赵之琛白文“汉瓦当砚斋”
此印作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冬日，赵之琛在友人问渠斋中翻阅汉印印谱，仿刻了这方急就章。数年后，杭州集印家何元锡见此印，认为与其所藏黄易书“十二汉瓦斋”匾额相配，便乞得此印，以为文房之用。赵之琛此印为中年力作，取法汉急就章，故用刀少了拘谨，线条凝练洒脱。“斋”字下部一组密集的竖线，笔意含蓄，“砚”字右下的崩裂，反而增加了古拙韵味。赵之琛在边款中言：“仿急就章刻固匪易，而篆尤难”，可见其对此印篆法花了不少心思。此印章法上一派自然，没有惯常治印时的雕凿痕迹，全印在洒脱稚拙中见精神，使方折平直的线条充盈着动感和立体感。
钱松朱文“上马杀贼下帏著书”
此印于1858年为陈韬所刻。陈韬，安徽休宁人，行伍出身，钱松以此语刻印相赠，应是对其文武双全的褒赞。钱松的用刀，以切带削，轻浅取势，富有顿挫起伏，立体感很强，故线条更为古厚生涩，富于韵味。钱松曾言：“篆刻有为切刀，有为冲刀，其法种种，予则未得，但以笔事之，当不是门外汉。”钱松篆刻故面目丰富多样，意境极为高古。此印刻得章法紧凑，真气弥漫。“上”“下”两字笔画极简，空间上处理成扁平状。此印虽采用密不透风的章法布局，但密而不拥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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