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这篇文章并非挑动蒙藏两族的对立，而是通过梳理史料，来尝试厘清宗喀巴大师的族源，破除一些明显存在误导的言论。
其次，本文作者为安多地区的藏族学者——金丝牦牛，可作为藏族阐述此问题的一家之言。
众所周知，宗喀巴罗桑扎巴是藏传佛教史，乃至世界佛教史上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撇开宗教信仰来讲，他也是位成就非凡的佛学理论研究者和实践者。
然而，正如一句藏族谚语所讲：“闻到檀香味你争我夺，闻到臭味互相推诿”，如今网络上却出现了，宗喀巴为蒙古人后裔之说，甚至一些网站词条，公然注明其父亲是蒙古族。
发表这些言论的人，多为一些没有经过专业知识训练，仅凭借网络时代获取信息容易的便利，用东拼西凑，不成体系的知识点，编造毫无依据的谬论，以达到博人眼球、吸引粉丝的目的。
虽然说，谬论迟早会被真相所打败，本不值得驳斥，但若是放任不管的话，很容易出现“谎言重复一百遍，就会变成真理”的状况，危害性极大。
有人会说，宗喀巴大师这样拥有伟大成就的人物，出身哪个民族根本不重要；
还有人会说，对藏传佛教来说，宗喀巴大师属于哪个民族也不重要。你看莲花生、阿底峡都不是藏族人呀。
这话咋一听，好像很有道理。
但他们的思维深处，有两个前提条件：
首先、默认或者接受了，宗喀巴大师是蒙古人的事实；
其次、他们是站在宗喀巴大师的高度来说话的。
但是我觉得，首先要尊重客观事实，一切论述都要有证据作为支撑；
其次，构成社会结构的主体是凡俗之人，站在道德高点固然很爽，但俗人的心理感受，也应该得到尊重。
从宗喀巴的自身经历来说，只身一人从安多到卫藏学习，毕生潜心于浩如烟海的佛学经典、历经反复锤炼和长期实践后，成就宏大的事业。
他的人生经历，本身就是一则励志故事，
尤其，宗喀巴大师创立的甘丹赤巴制度，完全摒弃了身份贵贱、财富大小、地域歧视的限定，那句“只要好男儿有学识，甘丹金座无主人”（ཨ་མའི་བུ་ལ་ཡོན་ཏན་ཡོད་ན། དགའ་ལྡན་ཁྲི་ལ་བདག་པོ་མེད།）的名言，激励着世世代代的莘莘学子。
网络上认为宗喀巴为蒙古人后裔说法，主要依据是其父亲叫做达鲁噶齐龙本盖，藏文史料里记载为ད་ར་ཁ་ཆེ་ཀླུ་འབུམ་དགེ。
大家知道，“达鲁噶齐”与“达鲁花赤”是一回事，乃是蒙元时期集军政、民政和司法于一身的地方督官。
由于忽必烈以前，曾一度有不得让汉人担任达鲁花赤职务的规定，这便给了很多人发挥想象力的空间，说蕃人同样不可以担任达鲁花赤。
但这说法有极大的漏洞，我们随便找一本元史翻开看看，里面那些担任过国师（八思巴）、帝师（胆巴）、宰相（桑哥）的名字，有多少是来自于藏区的蕃人。
既然能做这种中央级别的高官，一个管理地方的达鲁花赤，怎么就不能做呢？
所以，即便宗喀巴的父亲有达鲁花赤的头衔，就能证明他是蒙古人吗？
那有没有蕃人可以做达鲁花赤的直接证据呢？
其实是有的！
在西藏历史上，有一份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具吉祥萨迦班智达致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诸善知识大德及施主书》（དབུས་གཙང་མངའ་རིས་དང་བཅས་པའི་དགེ་བའི་བཤེས་གཉེན་ཡོན་མཆོད་རྣམས་ལ་སྤྲིངས་པ།）
这份通常被称为《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的文献，是萨班与阔端在凉州会盟后，写给藏区各地领袖的一封公开信。
它作为西藏自愿加入到祖国大家庭中的一份重要历史文献，是西藏纳入中国版图的法理依据之一，传世抄本珍藏在西藏自治区博物馆里。加之该书的作者萨迦班智达，本身就是一位精通十明的大学者和影响东亚历史走向的重要历史人物，它的史料价值自不用赘述。
萨班在短短两三页的书信中，用真挚的感情，深邃的立意，精炼的文字，透彻地说理，告诫西藏各地首领，必须顺应时代的潮流，真心诚意地归附当时在全国占支配地位的蒙古王室，指明此乃惟一的道路。
这份史料价值极高，信息量非常大的书信中，便有与达鲁花赤有关的记载，原文如下：
ད་དུང་ཡང་ཅི་ཟེར་གྱི་ངག་ལ་ཉན་ན་ཁྱེད་རྣམས་ཀྱི་ཡུལ། ས་ཕྱོགས་ཀྱི་མི་སྡེ། སོ་སོའི་དཔོན་གང་ཡོད་པ་དེ་དཔོན་དུ་བསྐོས། ས་སྐྱ་པའི་གསེར་ཡིག་པ་དང་དངུལ་ཡིག་པ་བོས་ལ། ངེད་ཀྱི་ད་ར་ཁ་ཆེ་འདི་བསྐོས་ན་འཐད་པ་ཨེ་ཡིན་ཟེར་བའི་ངོ་སྤྲོད་གྱིས་ལ་ཕར་འགྲོ་ཚུར་འགྲོའི་བང་ཆེན་པ་གོ་ཆོད་པ་ཚུད། དེ་ནས་དཔོན་གྱི་མིང་། མི་སྡེའི་གྲངས། འདབ་ནོར་གྱི་ཚད་ཡི་གེ་ལེགས་པོ་གསུམ་གྱིས་ལ།གཅིག་ངེད་ལ་བསྐུར།གཅིག་ས་སྐྱར་ཞོགགཅིག་རང་རང་གི་དཔོན་གྱིས་བཟུང（ཟུངས）། ཡང་ངོ་བལྟས་པ་འདི་ཡིན།མ་བལྟས་པ་འདི་ཡིན་ཟེར་བའི་ས་རིས་ལེགས་པོ་གྱིས།ཤན་མ་ཕྱེ་ན་ངོ་མ་བལྟས་པའི་ཞོར་ལ་བལྟས་པའི་ཚོ་ཡང་བརླག་དོགས་ཡོད།
为方便阅读，我给大家找了译文：
又谓：“若能遵行功令，则尔等之地，各处部众原有之官员仍然加委供职，召萨迦之金字、银字使者来，吾任之为达鲁花赤极为妥当。”
此事可广为宣谕：应派干练之使者从事之。另将各地官员姓名、部众、数字、贡物之量善缮三份，一送吾处，一放萨迦，一由各地长官执掌并书志某已降、某未降，若未分别，则恐于未降者之祸殃及已降者。
关于《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 》，此前王尧、李有义、邓锐龄等先生皆有汉译。
但我对照原文和汉译文时候发现，这些汉译文有跟原文在理解上有一些出入，为此我找了好几篇汉译文，发现都无一例外地加了双引号，将这段话理解为由阔端所言。
我想出现这个问题，无非就是两种原因：
一种可能是翻译者认为，当时的萨班没有这么大的权力；
另外一种，可能是翻译者对藏文一些介词、词汇的理解，比较刻板导致。
其实，书信中的这段内容，是萨班在给收信领袖们出主意，教他们如何让卫、藏、阿里等地的原有地方官员，获得达鲁花赤的职务。
当时，萨班和阔端已就如何管理西藏事务达成了一致，萨班的话完全可以代表阔端的意图，或者前者可以用后者的口吻说话。
懂藏文的朋友都知道，藏语文关于“说”这个词，有ཟེར 和གསུངས། 两种，ཟེར 为平时所用；གསུངས། 为敬语，用于作者尊敬的对象。
对比上下文不难发现，信的开头引用阔端话时用གསུངས། ，可在这一段里并没有出现གསུངས། ，而出现一次ཟེར ，这说明此处并非引用阔端之言，而是萨班在用自己的口吻说话。
为了让大家准确理解这段话，我自己翻译了一段大白话：
“如果能听我劝的话，你们首先确定各自的区域和属民，让原有官员继续任职，叫萨迦的金字、银字使者带信前来，向他们介绍自己的推荐人选，担任本地区的达鲁噶齐，顺便派一名能胜任来回护送信件任务的大使者。信中要写清楚各自官员的姓名、部众数、贡物量，并写一式三份后，一份寄送给我处（即萨班和阔端处——译者注）、一份放到萨迦、一份自己保管。同时，还要把归降者和未归降者的地界说明清楚，否则有可能尚未归降者的祸害，殃及已归降者。”
通过上述资料，我们可以看出，萨班时期任命藏地达鲁花赤的基本程序，也就是在原有地方官员中推荐合适的人选，并把官员姓名、部众、数字、贡物等上报三处表示归顺，就意味着得到了任命。这就是由本地蕃人官员委任达鲁花赤的铁证。
除此之外，这份书信还有关于白利的重要记载
原文：ན་ནིང་གི་ལོ་འགའ་ལ་སྟོད་དུ་དམག་སོང་བ་མེད། ངས་བི་རི་ཁྲིད་ནས་ངོ་བལྟས། འདིར་ཤིན་ཏུ་ངོ་བལྟ་ལེགས་པས། སྟོད་མངའ་རིས། དབུས་གཙང་བ་རྣམས་ངོ་བལྟས། བི་རི་ཐ་ཐད་ཚོ་ཡང་ངོ་བལྟ་བར་ཡོད་བྱས་པས། ད་བར་ལ་དམག་མ་སོང་བ་དེ་ཕན་པ་ཡིན་ཏེ། སྟོད་ཀྱི་མི་རྣམས་དེ་ཚོ་མི་ཤེས་ཏེ་མཆིས།
译文：前此数年，霍尔军旅未曾压堆，余偕白利来归顺时，此间善通款曲，并言堆阿里、卫、藏等部已降，白利各部将各各归顺，故至今未遣军旅亦已收益矣，然堆境人众亦有不知此情者。
信中提到的“白利”这个地方，到底在哪里，学术界争议不断。
之前大部分学者，都把这个“白利”跟五世达赖喇嘛时期（明末清初），出现于康区的白利顿云加措联系起来，认为此白利在今康巴藏区甘孜、昌都一带。
但是最近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萨班时期的“白利”大概在今青海贵德一带，也就是今安多地区。
如若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那当时白利的区域，大概在今安多（甘青）一带。
范围再扩大一点，也不会超过今多康一带，我们可以推测宗喀巴大师的故乡（宗喀），就在白利各部之中。
从这份信的全称，我们可以得知，写信时安多地区基本上归顺了，所以只写给卫、藏、阿里等地的主要人物。
因此，可以说当时萨班就带领白利归顺，实际上是包括宗喀地区在内的多麦地区完成了归顺，而且归顺过程非常顺利（འདིར་ཤིན་ཏུ་ངོ་བལྟ་ལེགས་པས། ），可以推断当时已任命了许多旧有的地方官为达鲁花赤，以便给卫藏、阿里等地的僧俗官员吃了“定心丸”。
另外，现在有些抖音主播还说“宗喀”一词是蒙语，为“准噶尔”的变音，在蒙语里为“左翼”之意。
这种说法更是毫无根据，“宗喀”本是藏语对湟水流域的称呼，大宗喀、小宗喀ཙོང་ཀ་ཆེ་ཆུང་两个地名，反复出现于敦煌藏文文献里，如今有学者已考证出了其具体位置，大致在今西宁和平安一带。
敦煌文献写成于8~9世纪，这时蒙古民族都尚未形成，哪来的左翼、右翼之说？
还需要补充一点，“准噶尔”这个词，在藏文文献里也大量出现，并沿用至今，即ཅུན་གར ། ，它跟“宗喀”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已经论证清楚了，宗喀巴父亲的达鲁花赤头衔，与其种族不存在对应关系。
那接下来，咱们谈谈宗喀巴家族的来历。
很多宗喀巴大师传都明确记载，其家族属于“玛མལ་ ”氏，这是个很古老的藏族姓氏。
据西北民大卡岗扎西才让老师考证，མལ玛这个姓氏跟今拉萨市的墨竹工卡县的“墨”字有关联，而墨竹མལ་ཏྲོ་两字反复出现于敦煌藏文文献中。
大家知道，以墨竹工卡为主的拉萨地区，长期以来是吐蕃政教文化的中心。
他进一步考证认为，由于古藏语里有同属一个单元的藏文字母随意调换的习惯，这个玛མལ跟玛尔巴大师མར་པ།都同属一个姓氏。
还有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宗喀巴大师在卫藏地区学习时，有个绰号叫做安多纳吾切ཨ་མདོ་སྣ་བོ་ཆེ，翻译通俗一点叫做：来自安多的大鼻子。
宗喀巴的鼻子，真有出奇的大吗？
在文献里没有相关的记载，保存至今的佛像和唐卡上，也没有表现出相关的脸部特征。
按照藏族造像和唐卡艺术的传统，一般会尽量表现出人物的体貌特征，比如唐东杰布的大胡子、米拉日巴的瘦弱、桑结嘉措的扁头等等。
那宗喀巴大师的鼻子，为何没有突出表现呢？
有学者认为“那吾切、卡吾切”是吐蕃时期的官位名称，并以此认定宗喀巴为吐蕃时期重要官员的后裔。
刚开始，我个人对这种说话时不以为然，但是自从研究了《致蕃人书》中，任命达鲁花赤的相关记载后，才反应过来，可能还真有其事。
了解藏族历史的人都清楚，吐蕃王朝崩溃后，直到凉州会盟，是整个雪域高原的分裂割据时期。
大小官员互不统属，而能够胜任地方官员者，一般都是吐蕃王室或者贵族后裔，否则不能服众。
这一点，从古格王朝和唃厮罗政权创立者，均为吐蕃王室后裔的身份，便可见一斑。
另外，世袭至今的甘青川藏区各类土司，都自称祖先是赞普或者贵族后裔的事实，又是一个例证。
综上所述，宗喀巴大师不可能是蒙古后裔，反而很有可能出身于吐蕃贵族后裔。
参考资料：
1.阿旺贡噶索南：《萨迦世系史》（M），民族出版社（藏文），1986年。
2.王辅仁、陈庆英：《蒙藏民族关系史略》（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3.班玛更珠：《论萨迦班智达的家国情怀 再读致蕃人书和萨迦格言》（J），《中国藏学》2017年第四期。
4.卡岗扎西才让：《对宗喀巴姓氏玛和玛尔的首次考证》（J），《西藏研究》（藏文版）2019年第三期。
金丝牦牛 写于2021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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