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舜禹是上古三圣贤，他们被称颂与上古一种制度即禅让制有关，历史上对他们三人的评论是不一样，常常是对尧舜称贤，但对禹则不然，究其原因，是因为尧舜传之贤，禹传之子。正是由于禹的传子行为破坏了人们心中理想的禅让制度。但是现实中，我们发现，纪念大禹的庙宇好像更多一些，说明在历史上这种争论就没有结果。
陕西韩城黄河龙门是黄河上一处著名景观，在元代建设了纪念大禹为主的，规模宏大的庙宇建筑群即建极宫。建极宫完成后，元代皇帝非常重视，不仅敕赐宫名“建极”，殿名“明德”，阁名“临思”，而且命大司农姚枢大书其额，遗右丞相张启元诏王鹗做文以记。可见元代皇帝对大禹还是非常重视的。王鹗于是作《龙门建极宫记》。
王鹗（1190-1273）是一个牛人，字百一，曹州东明人。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状元，授翰林应奉，累迁尚书省郎中。金哀宗天兴三年蒙古军攻破蔡州，王鹗为张柔所俘。后来忽必烈召见，他进献治国之道。中统元年（1260）任翰林学士承旨，制度典章多由其裁定。至元五年卒，谥文康。王状元最大的贡献应该是帮助蒙古人制定了适应统治的制度典章，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的人。而他在《龙门建极宫记》中，以尧有圣德，舜有明德，而禹称绝德评价三贤，其实很有眼光。
王鹗在碑文中开篇提出了疑问：“臣闻诸先儒，法始乎伏羲而传乎尧，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三圣相承而守一道。西汉贾捐之乃谓尧舜圣之盛，禹入圣域而不优，盖以谓尧舜传之贤，禹传之子欤，抑尧舜之德，禹以功欤？”
作为一种制度，传贤与传子哪一个更好呢？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相对于尧舜的所谓“传贤”，大禹的“传子”，是一种社会进步，是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对生产关系进行的一次重大创新，对于推动社会民展有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标志着中国社会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转变。如果说尧舜是守成，那大禹绝对是创新了。
对大禹的这种创新，很早就有人有不同的看法。不过当时人们受认识水平局限，对大禹作用的表述还是不够科学，所以尧舜禹之间的官司一直在打。“传子传贤出乎天与，孟轲之说详矣。”王鹗引用了亚圣孟子的话来说明，传子传贤在天不在人，孟子其实已经看到了从尧舜传贤到大禹传子是社会民展的必然，即天意，但这还是无法改变人们对禅让制的美好回忆和向往，没有真正揭示大禹贡献的实质。而王鹗接着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即“尧成盛勋，舜有大功，而禹则万世永赖，而复克勤克俭，不伐不矜，闻善则拜，见有辜则泣。”并大声发问：“由是观之，则大禹之功德于尧舜何间焉？”大禹比尧舜的功绩那是丝毫也不逊色啊。王鹗大声感叹：尧有圣德，舜有明德，而禹称绝德。但是王鹗与孟子的天意说区别并不是很大，不过还是没有讲清楚尧舜与禹的本质区别。
王鹗在文中还引用了柳宗元的评价：“德配于二圣，而唐虞让功焉；功冠于三代，而商周让德焉。”其实柳宗元的评价要更进一步了，它说明了禹在承先启后方面的特殊作用，已经将大禹与尧舜评价拉开了距离。
对于大禹，司马迁在史记中其实给予的评价是非常准确的。历史上对于三皇五帝有各种说法，而司马迁在王帝本纪中，将禹没有列入五帝本纪，即没有将他如有的观点那样进入五帝，而是列入夏本纪之中，这种排列其实说明他已经看到禹与五帝之间的不同了。但是他以自己的方法进行表述，不过王鹗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甚是可惜。
王鹗在碑文开篇通过对大禹功绩的评价来说明建设建极宫的必要性。无意中提出了一个如何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重要问题，反映出他有比较浓厚的民本主义思想。《祀典》曰：“能御大蓓者祀之，能捍大患者祀之。”禹之平水土也，挈天下垫溺之民，而置诸安平之地。对于人们做出贡献，造福于民的人都应该得到祭祀，这不正是民本主义思想的体现吗？
最早人们对禅让制非常称赞，因为从文献和传说中，禅让制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原则，体现了一切以民为本的原则，而传子制度则充满了血腥，伴随着残酷的斗争。但是随着考古工作不断有新发现，提供新证据，我们对禅让制的美好又一次出现疑问，禅让制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美好，而传子制对传说中的传贤制真的是一种进步啊。
所以说大禹的最大功绩就是创新和提高，他带来的是一种质的变化。而建极宫所在的位置黄河龙门，在中华文化中也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表象作用，即通过跃龙门来实现个人命运的转变和提升，这种转变是鱼和龙之间的差别，也和传贤传子之间的差别一样，是一种质的变化。而我们的努力，正是为了个人，为了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命运能实现质的飞跃，这样在龙门为大禹建设庙宇的意义非同凡响，难怪元代皇帝如此重视呢。
维禹之功，庇民无穷；维禹之德，配天无极。皇帝命名建极宫，但老百姓更习惯称之为大禹庙。你看，建极宫没几人知道，大禹庙无人不知啊，这就是民之力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