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正月，光绪皇帝。年仅19岁的他娶一位不太漂亮又没感情基础的老婆。光绪亲政了，但慈禧太后依然要训政。按照大清礼法，小皇帝长大后就要走到第一线，太后再也没有垂帘听政的理由，而其间的分界线就是大婚。
1861年，咸丰皇帝去世后，慈禧联合慈安、恭亲王奕訢发动了“辛酉政变”，一举推翻顾命八大臣，掌握了实际权力，至此已经29年了。29年的资本积累，哪里是说退就退的，不仅跟着混饭吃的大臣不愿意，慈禧也不愿意啊。玩弄天下于股掌间的感觉，多美妙啊。
光绪亲政没几天，醇亲王就带头给慈禧上书，求老太太再训政几年。他言辞诚恳，仿佛慈禧不训政的话，大清就完蛋了。老太太看到人心所向，只好勉为其难：“哎，年纪大了还要操心琐事，一点儿都不让人清净。”为了慈禧的训政大业，朝廷专门制定了《训政细则》，明文规定皇帝和太后的权限：凡是需要皇帝主持的仪式，比如给优秀大臣颁奖、慰问退休老臣等，都交给光绪出面；其他的行政事务，则需要慈禧监督。
而最重要的任免权和批阅奏折权，依然在慈禧手中。老太太大权在握，不论是出于拍马屁还是明哲保身，大家都满意了。
于是刚刚亲政的光绪皇帝，只能捏着鼻子接受。其实这也可以理解，光绪只是19岁的年轻人，让他处理庞大的帝国事务，谁会放心啊。康熙够英明神武了吧，刚亲政还不是着急地削藩，逼反了吴三桂。如果平叛不成功的话，“刚愎自用”的评价是跑不掉的。
两年以后，训政结束，局面依然没有改变。每天的日常事务，光绪都可以单独决定，但事后必须向慈禧汇报，军机处也会呈送前一天的简报请老太太过目。没有什么事情可以瞒过她。慈禧可以直接向光绪下达命令，贯彻自己的意志，比如朝廷大臣的人选、重大事务的处理意见等。也就是说，光绪皇帝是总经理，慈禧太后是董事长。皇帝可以在第一线感受荣耀，但真正说了算的，依然是幕后的太后。
身处权力场，但凡手中有点资源，必然会引来无数人投靠，更何况是大清帝国的皇帝呢。在光绪处理政务的过程中，其周围逐渐形成所谓的“帝党”。他们希望帮助光绪争取实权，同时打通自己的上升通道，这可是从龙之功，属于最大的功劳。
这批人以帝师翁同龢为首，包括珍妃的堂兄志锐、文廷式、状元郎张謇等文人清流。他们是朝廷的在野党，努力争取话语权。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满蒙亲贵、封疆大吏、汉族地主都紧密团结在慈禧的周围，组成实力庞大的“后党”。他们占据最重要的官职，拥有一言九鼎的话语权，很多官员都是其党羽。
任何事情只要“后党”说不行，那就真的不行。一群大男人，为什么要匍匐在慈禧的裙下？“辛酉政变”之后，同治皇帝只是小朋友，大清由慈禧、慈安、恭亲王组成权力铁三角。由于政变中表现出来的心机和手腕，慈禧成为最重要的一角。拥有高位就是拥有资源，再加上权谋手段，慈禧一点点抛出诱饵，逐渐培养了很多自己人。后来慈安去世、甲申易枢[38]，另外两极也倒下，放眼朝廷，已经没有人能和慈禧抗衡。
光绪亲政前，慈禧的权势扩张到了极点。当初不听话的都被打趴下了，留下来的都是听话的自己人，也就是说，慈禧代表了大部分官员的利益。对他们来说，维护慈禧，就是维护自己。多年来，慈禧一步步走向胜利，所有人都见识到了她的狠辣，大家想投机之前，也要掂量掂量后果。
另外，慈禧惯用“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段。她只会制衡，而不是亲自下场，比如让李鸿章和清流对立、满洲大臣和汉族地主对立。任何人想投机，很快就会被另一派围攻，他们丝毫没有赢的机会。在这样的环境下，光绪的“帝党”想上位，简直比登天还难。但是，很快机会就来了。日本发动甲午战争，这让“帝党”成员看到了翻盘的希望。
1894年7月，甲午战争爆发。由于日本蓄谋已久，而清朝仓皇迎战，这场战争以中国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而告终。当时的“帝党”和“后党”都是主战的。光绪是为了保卫祖宗江山，慈禧是为了能够好好过生日。后来北洋水师战败，日军攻入辽东半岛，慈禧太后转变立场，希望赶紧议和了事。议和符合大多数官员的利益。
打仗要死人，要花钱，稍有不慎，乌纱帽都保不住，甚至还会连累派系利益。保持现有的格局不变化，成了“后党”的基本诉求。但光绪的“帝党”是想求变化的。如果继续死水一潭，“帝党”成员这辈子都别想出头。所以，现实诉求迫使光绪和“帝党”成员极力主战。只要仗打赢了，什么都可以有。
这是光绪的理想照进现实。操盘政治斗争的大哥，基本不会亲自下场博弈，而是通过推动某项政策实施，最终赢得政策的主导权，以及日常事务的话语权。胜利的一方会以此为突破口，进一步扩大战果，失败的一方往往日薄西山。
对日的战与和，就成为“帝党”和“后党”的博弈点。按照光绪和“帝党”的设想，甲午战争是自己的立威之战，一旦获得成功，便可以掌握朝廷的话语权，再不济也能获得自由，就像康熙擒鳌拜一样
。再加上翁同龢和李鸿章有私仇，所以他们不停地催李鸿章出战，最好能把北洋的家底拼光，再把日本阻拦在国门之外。在全民亢奋的时候，“后党”不得不暂时退让。但光绪和翁同龢不知道，北洋水师的装备已经落伍了，不论船速还是大炮，和日本都不在一个档次。而大清的官僚体系也烂到家，贪污腐败、贪生怕死成为官员的顽疾。
日本在进攻朝鲜时，总指挥叶志超不停向朝廷要钱、要粮，可日军攻入平壤时，搜出价值一千万两白银的金锭和金砖，留下的粮食足够日军吃一个月。反观清政府一方，朝廷各大官员在煤矿等企业都有股份，他们宁愿把优质的五槽煤卖掉换钱，也不愿意卖给北洋水师，导致军舰只能使用劣质的八槽煤，航速只有设计航速的一半。一处如此，处处如此。
从这方面来看，后党主和也不是单纯的卖国，而是他们知道自己有多少家底，与其拼光，不如留着当花瓶看。光绪和“帝党”的夺权计划，遭遇遍地都是蠢队友的囧境。随着战争失败，主战派的话语权再次被削弱，主和的“后党”再次成为朝廷的主心骨。光绪和慈禧的第一次交锋以光绪失败告终。
甲午战争在权力斗争、家事不和、公报私仇的纠葛中落下帷幕，李鸿章在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赔款2.3亿两白银。日本获得持续发展的巨额横财，大清则扯下了同光中兴的遮羞布。被迫在条约上签字时，光绪皇帝“绕殿急步约时许，乃顿足流涕”。这一刻，我相信光绪是为国而哭。
下一轮较量来自变法。甲午战败之后，大清朝野都被日本震惊了，区区东瀛小国，居然可以打赢大清帝国，到底是怎么回事？仔细研究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日本变法了，看来大清也需要变法。”此时朝野已经取得变法的共识。共识归共识，具体怎么操作、由谁主导，是需要争夺一番的。
假如没有慈禧，那么一切都不会有问题，所有事都有一个主心骨，可以按部就班地推行下去。问题就在于，朝廷是双头格局。大象在草原吃得很开心，蚂蚁也想多吃一点，双方的矛盾不可调和，只能有一个胜利者。没错，慈禧和光绪的关系是很好，但前提是光绪愿意做傀儡，老太太去世以后才能接手家业。只要慈禧活着一天，她就不愿意退位，“后党”成员也不愿意她退位。
更何况，此时已经由不得慈禧了。既然慈禧代表了那么多人的利益，她就不是她自己了，而是众多利益汇聚在一起的符号。她想做什么也由不得自己，只能被众人推着向前走。顺应人心时，慈禧是执刀人；一旦不能顺应人心，慈禧也无能为力，就像后来的袁世凯。
戊戌变法和甲午战争一样，是光绪和慈禧、“帝党”和“后党”的斗争，他们为国家，也为自己。变法的第一步是练兵。
1895年年底，袁世凯接替不熟悉军事的胡燏棻，正式在小站练兵，开启了近代陆军的先河。此时的袁世凯不知道，三年后维新派想利用这支军队，让谭嗣同找他商议“围园劫后”的事情。第二步则是更改制度。经过甲午战争的惨败，上至朝廷，下至民间，大家都对变法抱有极大的兴趣，尤其是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封疆大吏。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变法开启。他们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发布了一百多道诏书，想要彻底改革大清帝国，迅速搭建好强大帝国的架子。然而，9月21日凌晨，慈禧突然从颐和园返回紫禁城，限制了光绪的自由，紧接着便将光绪囚禁在瀛台，再次宣布训政。这一百多天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除了鼓励办企业、开放言路、建立国会等明面文章，我们一定要知道，水面下又有怎样的暗流汹涌。首先是掺沙子。光绪提拔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人为四品官衔，参与新政，并让宗人府保荐宗室成员。他要干什么？组建班底呗。就像汉武帝成立内廷一样，把朝堂大权夺回到自己的小圈子里来，让品级不高的人执掌大权。光绪皇帝撇开老油条，提拔了一堆新手，他是想组成以自己为主导的班底，一方面推进变法，另一方面增强话语权。然后是裁撤部门。
那年7月，光绪下诏裁撤通政司、詹士府、大理寺、光禄寺等部门，并把这些部门的职权划归内阁。这只是朝廷的部门，地方上还有一大批等着砍呢。好家伙，这么多部门养活多少人啊，您一句话就全部砍掉，让人家全家老小喝西北风啊，工龄也不算，退休金也不发，到底要闹哪样啊，给点补助也好啊。这些等待下岗的人，就成为讨厌变法的第一批人。
他们到处拉横幅喊冤，迅速引发了一股恐慌的风气。众多不明真相的群众一看，嚯，变法就是要砸吃饭的锅？是可忍孰不可忍。很多封疆大吏坐不住了，做了一辈子官，搞了一辈子政治，从没见过有人这么玩的，胡闹嘛不是，一点儿都不稳重。
最后是另立朝廷。9月初，光绪想开懋勤殿，作为变法的统一指挥机构。看看名字就知道了，类似于唐朝的政事堂，聚集宰相等人员处理政务。一旦懋勤殿成功建立起来，便会迅速成为大清新的权力中心，那么军机处、内阁的老臣就将成为摆设。
老臣们奋斗了一辈子，却被年轻人嫌弃。“敢情皇帝是要把大家都踹开啊！不能忍，不能忍，走，咱们找太后评理去。”慈禧听说以后，立刻阻止。光绪和“帝党”的“戊戌变法”，迅速把所有人都推向了对立面，导致大家为了生存，不得不求慈禧充当代言人。本来大家都蛮热心的，皇帝要变法了，他们仿佛看到官位和银子唱歌跳舞地跑来。老臣们挺想上车，可变法狠狠抽了他们一个耳光：“原来我们才是变法的阻碍啊。”说到底，年轻的光绪太把皇位当回事了。他以为皇帝的圣旨有很大的分量，发到哪里都会被严格执行。“嗯，我是皇帝，你们都是奴才。”
他认为权力是自上而下的，有了职位必定有权力。其实，权力是自下而上的，有了权力才有职位。光绪把先后顺序搞混了。身边有多少人，在朝廷有多少话语权，在宫门外有多少影响力，这才是实实在在的权力，有了这些，自然就有了职位，而不是有了职位，才顺便有了这些东西。
光绪皇帝本来就没多少嫡系和话语权，想通过推进变法迅速赢得权力，却忽视了自己的根基薄弱，就好比妄图一口吃成胖子，结果只能嘣掉门牙。他最好的办法是团结大多数，拉拢满洲亲贵和汉族地主，大家一起在变法的列车上吃香喝辣，然后各取所需。既得利益者发现皇帝不是自己人，只好按捺上车的心，默默站在“后党”的队伍之中。“戊戌变法”，真的是天下无人不“后党”。
如果说这些只是内部矛盾的话，慈禧还可以容忍：“年轻人嘛，总要多锻炼，边做边学，不碰钉子不成材。”然而，最大的麻烦来自康有为。据说这个一辈子七次上书的乡间老书生，在公车上书中，临阵退缩，却将公布上书当作自己的政治资本。后来假传圣意，自吹自擂。老太太坐不住了，连夜赶回紫禁城。此时的光绪还没有被废，估计慈禧还有扶上马送一程的想法，只是担心光绪做得太过分，回宫亲自监督，有什么事情也可以兜底。
然后轮到袁世凯出场。光绪之前召见过袁世凯，见见面，聊聊天，试图把袁世凯培养成自己人，以此，掌握一支可用的军事力量。后来谭嗣同也私下拜访袁世凯，撺掇他起兵勤王，包围颐和园以及杀荣禄。袁世凯听完，没说什么就回天津了。
直到慈禧回宫以后，袁世凯害怕了。万一他们把这事说出去怎么办？那还不如先下手为强，活下来最要紧，于是才有袁世凯告密的桥段。这是压倒光绪的最后一根稻草，光绪触碰到了慈禧的底线。至此，“百日维新”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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