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义枢
摘 要：现存明清日记文献中蕴含着丰富的戏曲史料，但并非所有的日记都记录了戏曲信息。战难日记、读书日记中的戏曲史料相对较少，而日常生活日记中常常富含大量戏曲史料，各种日记对戏曲史料记载的详略程度有所不同。日记中的戏曲史料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有些史料已经为戏曲史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由于日记文本的阅读不易，前人所引只占现存日记史料的极少部分，事实上还有大量的日记戏曲史料亟待挖掘并加以研究。丰富的日记体戏曲史料将为戏曲研究的各个维度提供可靠的事实依据。
关键词：明清日记；戏曲史料；分布；价值
日记是记载个人日常的生活、语言、思想、行动的文字。这种文体按照时间顺序记录作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以及作者对人对事的看法，历来被认为具有直接史料的价值，是治史者所必须参考的资料。古代日记有多种称呼，如“日录 ”“ 日 历 ”“ 日 史 ”“ 日 谱 ”“ 日 志 ”“ 纪 略 ”“ 偶 录 ”“ 琐 识 ”“ 纪 游 ”“ 纪 程 ”“ 随 笔 ”“ 笔 录 ”“ 杂 录 ”“ 笔记”“札记”“扈从记”“随使纪”“行记”等，仅从标题看难以准确分辨日记和笔记。现存的大量稿本日记并没有名称，很多只标注年份，如“乙亥日记”“壬辰日记”之类，后人为便于区别，往往笼统地用日记作者的姓名、表字、谥号或者书斋名，称其为某某日记，如《翁同龢日记》《祁忠敏公日记》《玉华堂日记》《萧斋日记》等。此外，还有一些日记虽标其书名称为“日记”，事实上并非日记，如明代许浩的《复斋日记》，书中记载均未标明时间，所记亦多为传闻，实为笔记文体。明杨豫孙《西堂日记》、清张文
《螺江日记》亦未标注时间，所记内容亦是日常所感，非记事体。从目录学角度而言，与传统的日记体著作归入史部不同，这些日记实应归入子部类。本文所谈明清日记主要指有明确的时间顺序记录，如流水账一般，记录日常生活的文体。
一、戏曲史料在明清日记中的分布状况古代日记是我国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仅数量庞大（现存日记总量在千种以上，其中晚清日记数量居多），且极具史料价值。明清是中国古典戏曲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存世日记最多的两个朝代。观剧作为明清人最主要的日常娱乐方式之一，必然会在他们的日记中得到体现。已故日记史家陈左高先生尝言：“日记著录剧曲的层见叠出，不乏积稿盈尺、裒为巨帙。”他认为这类史料“有待汇辑”［1］。
然而，大部分日记以稿本或抄本存世，因其稀缺性，各图书馆多将其列入善本而不轻易借阅，加之日记记载的戏曲史料较为零散，虽然研究者认识到这些史料的价值，但大多数人并不愿去做这种费力之事。目前虽影印出版了一些日记集，如历代日记丛钞（200册），燕行录全集（续编）（150册），国家图书馆藏抄稿本日记选编（60册），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86册），清代稿抄本（收日记23册），北京师范大学藏稿本丛刊（收日记4册），北京大学藏稿本丛刊（收日记4册）等，但这些稿抄本字迹潦草，有的简直无法卒读，因此，引起戏曲研究者重视的也较少。时至今日，除了少数几种人们熟知的日记外，其他日记中记载的大量戏曲史料尚未得到披露，更遑论为研究者征引了。
明清日记中记载的戏曲史料相当丰富。但由于日记所记内容各有侧重，事实上并非所有的日记都记载了戏曲史料。从日记主人的写作心态来看，日记可分为公记和私记，公记是给公众看的，一般探讨学术问题或记录某些重要的历史事件。私记则多生活琐事，主要为撰者助记之用。故相对而言，私记中的戏曲史料比公记要丰富得多，如陆陇其的日记就没有一条戏曲史料，而潘允端的日记就有大量戏曲史料。但也不能绝对化，不能说私记的戏曲史料都比公记的多，如李慈铭的日记显然是公记，其日记多讨论学术问题，他在世时日记就为其门人传阅，王彦威的日记就经常抄录李慈铭日记内容，而李慈铭的日记就记载了较为丰富的戏曲史料。有些日记虽然是私记，如许印林的日记，每日开销是必记内容，但其日记记载的戏曲史料不是太多，究其原因，不外乎两点：或是日记作者本身就不喜欢看戏，或是其本人认为看戏这种事情太过平常，无记录之必要。还有的日记不仅记录了要事，也记录了每日的日常琐事，但后人为其刊刻出版时，为节约成本，往往将一些观剧等生活琐事删除，如谭献《复堂日记》刊本，是其原本日记的整理本，书中鲜有观剧记录。实际上，谭献极爱观剧，并与伶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人号糜月楼主，有《燕市群芳小集》等传世，原本日记应该有丰富的戏曲史料，后来经过增补的《复堂日记补录》中就有不少与戏曲有关的内容。还有一些日记抄本，也删除了一些被誊抄者认为无关紧要的观剧记录，这从王季烈抄的《缘督庐日记抄》和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原稿本的对比中就可以看出。
现存古代日记从内容上大致可分为四种：读书日记、战难日记、行程游记，日常生活日记。读书日记所记载的戏曲史料极少，如清代窦克勤《寻乐堂日录》、刘源渌《读书日记》、宋咸熙《宋氏惜阴日记》等。战难日记如王秀楚《扬州十日记》、秦震钧《守临清日记》、刘毓楠《清咸丰十年洋兵入京之日记》之类，这些日记所载戏曲史料亦相当稀少。行程日记在古代日记当中的数量很多，如清代方象瑛《使蜀日记》、李调元《出口程记》、李燧《晋游日记》、菊如《滇行纪略》、赵亨钤《铅差日记》、杨恩寿《坦园日记》等。此类日记有两种情况：一种即以大量的篇幅记录地理信息、沿途人文自然景观，有些还对所历之地理详加考证，如徐炯《使滇日记》等，有些则以文学手法描绘了沿途景象，如《徐霞客游记》、戴名世《乙亥北行日记》，这部分日记记载的戏曲史料极少。另一种并不完全记录地理信息，还兼顾了行程中的人事，这些日记则有一些戏曲资料，如菊如《滇行纪略》、赵亨钤《铅差日记》等，有的则记载了相当丰富的戏曲史料信息，如李燧《晋游日记》、杨恩寿《坦园日记》等。日常生活日记往往篇幅浩繁，多者达数百册之巨，这些日记作者养成了长年记日记的习惯，往往将人情往来、消费娱乐、读书问学等各种生活细节事无巨细一并记录，这种日记有些记载了相当丰富的戏曲史料，如《玉华堂日记》《祁忠敏公日记》《张
日记》《郑孝胥日记》等。当然还有一些虽属日常生活日记，但作者极少言及戏曲，如胡庆具《庚复日记》《张文虎日记》《李星沅日记》等。笔者认为，这些日记作者并非数年都未看戏，而是其日记对日常生活的记录有选择性。
一部日记中的戏曲史料分布亦不均衡，有的年份撰者记录了很多，有的年份则记录得很少，这主要与撰者的生活经历有关。譬如，王彦威早期日记就记录了丰富的戏曲信息，后期日记就很少看到戏曲史料了，这主要是其后期公务较为繁忙所致，林则徐、曾国藩等人的日记亦如是。翁曾翰喜欢看戏，其日记中记载了丰富的戏曲史料，可是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一整年未见有任何戏曲史料，这主要是其家中变故所致，是年其祖母和小女儿相继去世，作者处在服丧期及自身的心力交瘁导致其不再流连于舞榭歌楼。
日记戏曲史料的内容大部分都与观剧有关，多是日记作者平时观剧的记录，但亦有少数日记提到了戏台楹联、作者与演员的交往、学唱昆曲、阅读剧本、戏曲研究等。如徐兆玮日记的戏曲史料内容就包括三方面：剧院观剧、剧本阅读、戏曲研究。
日记中的观剧记录，其记载侧重点和详略程度也有明显不同，可分为多种层次，以下从两个极端例子论之。最简略的，仅言“听戏”“观剧”，未涉及演剧地点、剧目、演员、缘起、观感等。如《徐迪惠日记》道光八年（1828年）三月十八日记云：“阅《六书说》。放告，带问案。夜观剧。”［2］481此类史料信息含量太少，很难为戏曲研究者利用。有的日记对戏曲的记载则信息含量很大，试看瑞安人张
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二十日日记：“危。晴。早晨命大娒划舟到岩下杜宅妹丈紫石处看戏，盖伊杜姓圆谱演戏。班是福建老荣升也。午饭后同沙渎陈渭如及杜式如去看戏。晚有微雨。又去看戏。是夜演《柳树精》新戏，曲折与《聊斋志异》中《画皮》一则相似，颇堪娱目。”［3］在本则日记中，与何人一起到何地看戏、演戏缘起、演戏班社、演戏时间跨度、所演剧目、剧情、观剧后感受都加以记载，像这样详细描述戏曲信息的日记作者往往都是对戏曲特别热衷之人，如杨恩寿、张
等，还有一些对中国戏曲很好奇的外国使节如马戛尔尼、洪大容等。更多的史料提供的戏曲信息往往介于以上两者之间，涉及了观剧缘起、演员、剧目、班社、演出观感、戏资等一项至几项不等，这些史料为人们了解古代演剧史提供了丰富宝贵的信息。与文人笔记和小说中的戏曲史料相比，这些日记的记载限定了时空，所记也无文学描写的倾向、无有意歪曲的必要，故其记载一般都是确切可靠的，可以为戏曲史及相关方面的研究提供确凿的事实依据。
二、明清日记中蕴含珍贵的戏曲史料历来治戏曲史者都重视日记史料。翻阅戏曲史，可以看出前贤对日记史料的频繁征引。如胡忌、刘致中《昆剧发展史》对詹元相《畏斋日记》、黄振《斜阳馆日记》等日记的征引；陆萼庭的《昆剧演出史稿》对《游居杮录》《玉华堂日记》《祁忠敏公日记》等日记的频繁引用；朱家溍《清代内廷演剧始末考》的大量立论依据来源于《恩赏日记》；曾凡安《晚清演剧研究》的重要论据亦来自《翁同龢日记》《王文韶日记》《湘绮楼日记》等；李子敏《瓯剧史》的撰成也有赖于《张
日记》提供的瓯剧演出史料，等等。因此，近年来，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日记进入了戏曲研究者的视野，有的还被撰成单篇论文揭示其戏曲史料价值，如《玉华堂日记》《祁忠敏公日记》《李日华日记》《快雪堂日记》《嘉庆丁巳、戊午观剧日记》《管庭芬日记》《王锺霖日记》《王文韶日记》《坦园日记》《李慈铭日记》《绛芸馆日记》《忘山庐日记》《张
日记》《退想斋日记》《丁治棠日记》《杜凤治日记》《燕行录全集》以及清升平署《恩赏日记》中的戏曲史料价值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揭示。
事实上，据笔者考察，富含戏曲史料的日记远不止上述日记。以下这些日记均蕴含大量的戏曲史料，如：萧士玮《萧斋日记》，唐梦赉《吴越同游日记》，《王际华日记》，《乾隆添减底账》，《袁枚日记》，张璿华《查学山人日记》，谢兰生《常惺惺斋日记》，《李燧日记》，毕槐《公车日记》，《张廷济日记》，沈宝昌《翕羽巢日记》，范道生《瞻岱轩日记》，倪稻孙《海沤日记》，王文熔《癸丑纪闻录》，《王彦威日记》，陆以湉《北行日记》，《何兆瀛日记》，何荫柟《锄月馆日记》，《那桐日记》，《朱峙三日记》，《翁曾翰日记》，黄金台《听鹂馆日识》，杨廷桂《北行日记》，《荣庆日记》，《郑孝胥日记》，林骏《颇宜茨室日记》，《吴承湜日记》，《徐兆玮日记》，粟奉之《粟赓竾日记》，恽毓鼎《澄斋日记》，《许宝蘅日记》，顾励准《秋篱剧话》，温世霖《昆仑旅行日记》，等等。相信通过进一步的寻访和阅读，还会有更多的发现。
一些日记虽然仅记录少量戏曲信息，但由于其信息提供了戏曲研究的关键信息，亦非常值得重视。前人论著对这些史料频繁征引，如：冒襄《南粤省亲记》对调腔演员朱楚生的记载，章腾龙（菉天）《粤游纪程》对广府班的记载，叶绍袁《甲行日注》对顺治五年（1648年）平湖民间演剧戏资的记载，姚廷遴《历年记》对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圣驾南巡时在苏州观剧之记载，等等。事实上，还有不少日记中的戏曲史料具有重要的价值却未被发现。如：
文震孟在明天启元年（1621年）十一月二十日的日记中云：“日大早，逆行三十六里，宿峄县，市有演剧者，复往观焉，弋阳、四平皆若钧天之奏也。”［4］506四平腔是晚明非常重要的声腔，曾与昆山腔平分天下。学术界现在掌握的明代四平腔史料仅有顾起元、胡文焕、文震亨、黄景昉、张岱、张大复、萧士玮、钮少雅、计六奇、沈宠绥、李渔等11人记载的只言片语，由于资料的匮乏，至今人们对四平腔在明代的流播还不甚了解。该则日记提供了明代天启年间四平腔已经在山东枣庄流传的情况。
《乾隆添减底账》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正月十四日日记云：“本日首领张世泽来说，花唱侉戏用黑炭六斤，不唱停止。随首领于保林回过，总管王常贵、马国用同知记此。”［5］312现在学界认为“侉戏”的最早记载在嘉庆七年（1802年）五月五日的《旨意档》［6］，该则日记则将“侉戏”这种演出形式的记载向前推36年。
王际华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正月十三日的日记中云：“晴……未正，至浙绍会馆，中书前后辈团拜，曹少司空、蒋少司马、袁通参及予四人为首座，到者约四十人。袁少宰亦与焉，则瞠乎后辈矣。是日系黄中翰瀛元司事，保和班演剧。晚循年例祀先。”［7］161这是现存日记中对乾隆年间著名昆班保和班的最早记录，而这个戏班最早仅见于乾隆五十年（1785年）的《燕兰小谱》和乾隆五十年《重修喜神祖师庙碑志》。此外，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云：“即赴庆大人寿筵，未正归。裕庆班。”裕庆班在《重修喜神祖师庙碑志》排第四位，李调元将其列为京班的六大部之一。遗憾的是这个班社未见其他史料记载，以致有人在研究“京腔六大班”所指具体班社时，因《碑志》提供的史料是孤证而把这个班社排除出去［8］。日记提供的裕庆班的资料亦显珍贵。
王际华乾隆三十五年八月初五日记云：“皇上六旬大庆，予蒙恩允准随皇子及内廷王大臣等与同乐园庆宴。共一百〇三人演《九九大庆》十六出：曰《八洞九如》，曰《福禄天长》，曰《麟凤呈祥》，曰《千秋彩索》，曰《海屋添筹》，曰《永寿无疆》，曰《女娲呈瑞》，曰《麟趾振振》，曰《虹桥现大海》，曰《霓羽舞诸天》，曰《仙子效灵》，曰《敛福锡民》，曰《舞花上寿》，曰《盛世崇儒》，曰《福缘善庆》，曰《如环转》。以卯正三刻上戏，申正一刻毕。”清宫万寿演剧《九九大庆》连台本的剧目，多见于升平署档案，而在嘉庆以前的南府演了哪些《九九大庆》的具体剧目，目前尚无其他资料可资参考。朝鲜使臣徐浩修、朴趾源的日记提供了乾隆七旬、八旬万寿演《九九大庆》的具体剧目，也是现有史料的唯一记录，乾隆六旬万寿演《九九大庆》的剧目也一样由日记文献提供。
英使马戛尔尼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西历12月20日记云：“……中国官场接待上宾，当于宾客到馆之一日起，至离馆之一日止，令伶人继续演剧，自晨至暮，不可稍休，休则即系失礼。”［9］48这条记载间接指出了清乾隆年间兴盛的官署演剧之原因。
顾廷纶在嘉庆七年（1802年）八月二十二日的日记：“卯正，中丞出门往外城各处拜客，余与小桐饭后往广德楼看戏，班名四喜，目下都中最时者，是日演《粉庄楼》，大约南边凤台光景，特人数较多耳，看至申初回行馆收拾行李，将起程南旋矣。”［10］276这则记录对四喜班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傅监印《傅先生日记》光绪十八年（1892年）五月十七日：“甲戌，晴热甚，四点半钟由戏院起身，六点多钟到大马头下船，乘轿回本署。陈德常来教洋文，孙璧臣备席备艇，约到西关观四喜京班。”［11］68-69这则日记则透露出四喜班后期在北京难以发展，到广州谋求发展的情况。
黄楙材《西
日记》光绪五年（1879年）九月十三日在马来西亚槟榔屿的日记：“……适值里社赛会（原注：土地神，称曰：太伯公），扮演抬阁故事，鱼龙灯彩，备极华丽。有戏园一所，男女合串，粤东班也。”［12］227-228吴广霈《南行日记》光绪七年（1881年）七月二十八日在槟榔屿记云：“晚，颜弟某邀至清芳阁观剧，是为闽帮公所。时闽广二班合演戏目，虽略辨而曲词嘈杂，所谓不入耳之欢，且地多蝎虫，承尘上攀援殆满。南方卑湿地，究非乐土。剧一折，遂命车归，解衣就枕。”［13］430由于闽粤华侨在东南亚较多，戏曲有重要的祭祀和娱乐的用途，因此也被带到了国外，广东福建戏曲在东南亚的传播很普遍，但至今直接的史料少见，这两条明确记载了晚清时期闽粤戏曲在东南亚的传播，尤为珍贵。
姚鹏图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四月十三日日记：“……是日在公府听《合钵》一折，不到姑苏，不聆昆曲者五年矣。曲非甚工，然胜沪上诸姬。伶人盖府中家乐也。”［14］395学界认为，孔府昆班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孔庆镕去世而衰歇，后期孔府家班唱京剧和梆子腔较多。根据孔府档案，孔府戏班唱昆曲的最晚时间是光绪十八年（1892年）的高盛班。这条日记是至今所见孔府家班上演昆曲的最晚记载。
诸如此类记载了重要戏曲信息的日记还有很多。丰富的日记中潜藏着这些可以印证、补充、修正现有戏曲研究结论的戏曲史料。
三、明清日记戏曲史料应加以整体研究仅从少量独特的材料来看这些史料还不够，这些史料需要做全面的考察才能显现出其学术价值，这可从演剧史研究的多个维度加以审视。
（一）演员研究 在现存的戏曲史料当中，前人论著征引的演员资料多来自文人笔记如《燕兰小谱》《明僮小录》等，这些史料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某些著名演员的逸事，此外还有诗文集中的记录，这些史料由于文体的限制，对演员信息的记录相对简略。而日记戏曲史料记载的演员信息则有其独特价值。首先，日记详细叙述了文人与艺人密切交往的过程，如沈宝昌日记中对姚桂芳（秋蘅）、梅巧龄等一批演员的交往，郑孝胥日记中其与王灵珠的密切交往，王彦威日记中其与演员露芬的频繁交往；其次，有的日记对一些演员的记录甚至比文人笔记记载的还详细，如王锺霖日记对张二奎的详细记录，吴承湜日记对侯俊山（十三旦）的详细记录；最后，日记本身独具的时空限定性对具体了解演员的活动则是其他史料无法替代的。这些史料将是《燕兰小谱》《消寒新咏》《怀芳记》《明僮小录》等伶人史料的具体诠释和必要补充。
（二）戏班研究 戏曲班社作为演剧史的基本单位，对其认识得越充分，越能接近演剧史的真相。目前戏曲史研究中使用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文人笔记和诗文集，而这类信息在日记体戏曲史料上非常丰富。例如：潘允端日记记载了明代上海戏曲的很多班社，如余姚梨园、绍兴梨园、湖州梨园、余杭梨园、吴门梨园、弋阳梨园、松江梨园、屠隆家班、凤楼家班、郭秦家班、潘允端家班等；王际华日记就记载乾隆三十五年至乾隆三十九年（1770—1774年）北京的重要戏班：保和班、王府新班、大成班、裕庆班、雅芳班、戬谷班、和成班、宜成班、泰成班、馀庆班，是目前所见乾隆中期北京地区班社信息的又一重要来源。翁曾翰日记则记载了同光年间北京地区四喜班、春台班、万顺和、三庆班、嵩祝成、永庆和、祥和泰、双顺和、全胜和、永胜奎、瑞胜和、连升班演出的情况，并从其中可以看出昆曲、梆子腔、二黄等剧种此消彼长的痕迹。《张
日记》甚至记载了晚清民国时期温州地区七十多个班社，可见此期间温州诸腔竞陈、诸班竞演的盛况。若将日记中的戏班史料进行汇总分析，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某个地区有哪些名班以及这些戏班的盛衰轨迹。
（三）剧目研究 中国古代剧目信息来源以往多依据剧目典籍、诗文集等的记载，而戏曲是一种舞台艺术，剧目典籍记载的剧目未必上演，对人们了解演剧史有先天的不足。诗文集保存了不少剧目信息，而这些诗词的创作时间往往未在文集中体现出来。古代日记在对观剧活动记录时，往往会提及剧目，毕竟这只是一笔带过的事情。日记史料中剧目信息异常丰富，更有甚者仅记剧目内容和班社，佚名《嘉庆丁巳、戊午观剧日记》即是显例。与剧目典籍和文人诗文集中记载的剧目相比，日记中记载的剧目信息有其独特价值所在：这些剧目都是真正在舞台演出的剧目，而且还能确定其演出的具体时间和地点，这对演剧史的研究将是一个重要的材料库。此外，日记史料还提及了不少未见于曲目典籍记载的剧目，这将为编纂中国古代的戏曲总目等著作提供丰富的资料。
（四）声腔研究 日记中也有丰富的声腔史料，潘允端日记记载的万历年间松江地区流行的昆腔、弋阳腔等，文震孟、萧士玮日记之记载山东、扬州流行的四平腔，冒襄《南岳省亲日记》记载在杭州流传的调腔，高士奇《蓬山密记》之清宫昆弋腔，顾彩日记之记载湖南流传的秦腔，郁永河《采硫日记》之记载台湾的泉州下南腔，章腾龙日记之记载桂林广腔，朱维鱼《河汾旅话》记载之山西梆子腔，王彦威日记、翁曾翰日记记载之北京流行的梆子腔，管庭芬日记之记载流传北京之罗罗腔，温世霖日记记载之甘肃弦子腔、西凉腔，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些确切而丰富的声腔史料将为戏曲声腔的研究提供重要依据。
（五）演剧习俗研究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古代演剧缘起主要有以下几种：神诞演剧、庆寿演剧、团拜演剧、单纯的娱乐演剧和商业演剧等，日记以丰富的史料验证了这类演剧主流。然而，由于演剧是古代娱乐的一种主要途径，演剧的缘起事实上异常丰富，如王际华日记记载的官员升迁演剧、结婚演剧；宋大业日记记载的军队出征之前宫廷演《班定远封侯》《韩范讨西夏》等剧；赵亨钤《铅差日记》记载的行船前的演剧；李器之《一庵燕记》记载的丧葬演剧；《翁同龢日记》记载之弥月演剧；《张
日记》记载的修谱演剧、聚赌演剧；马戛尔尼日记记载的官府迎宾演剧；何荫柟日记、张謇日记等记载的清代帝后万寿时期各地方官署的演剧等。此外，还有观众的构成问题，是否有女席，除了演正剧外还有哪些加演，软包戏、坐唱班一般是应哪些情况而演等。这些演剧习俗在明清日记戏曲史料中都能找到比较丰富的信息。
（六）演剧经济研究 戏班的组建费用，戏价的多少，这些资料对戏曲史的研究也很关键，明清笔记小说诗文集等记载了一些，而小说等文学作品又有不实的可能。而日记主要对日常生活的记录，很多作者记日记的目的也是为了辅助记忆，日常开支成为古人日记的重要内容。特别是清末的一些日常生活日记，演剧经济史料就更加丰富。许印林日记、张
日记几乎把每天开支都记录在册，至于道光朝以前的日记，由于这些史料的匮乏，有的记载就显得更加珍贵了，如潘允端在万历十六年（1588年）三月二十二日记：“又买苏州小厮呈翰，银二两五钱。”提供了明代家班演员的价格，万历十八年（1590年）四月初一日记：“申，买戏衣九件，共银四两六钱七分。”［15］，参照该日记其他丰富的物价信息，可以推算出明人养戏班的成本。叶绍袁在顺治五年（1648年）二月十一日云：“平湖郊外，盛作神戏，戏钱十二两一本。”［16］273这则材料提供了平湖民间演剧的成本信息。詹元相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正月二十六记云：“村中接祁门章姓乐师教鼓吹，写定谢金十三两，共学粗乐、细乐、十番、昆腔十五套（原注：每套八钱，外总加一两。）。”［17］242这则日记则提供了康熙年间徽州乐师的酬金。王际华在乾隆三十九年二月三十日日记则提供了具体请一个戏班的价格：“……遂至浙绍会馆会乙丑同年……馀庆班演剧，至亥初散，共四席……本日戏，大钱二十四千文，予出也。馀杂费诸同年公出，时庵料理也。”［7］375毕槐在道光丙申年（1836年）三月十七日在北京广和楼的观剧消费：“票钱每人京钱一百四十八，茶钱三十，小食三十。”［18］289这些价格信息虽在日记史料中不是最主要的内容，但相对于其他类型的戏曲史料，这些史料已经远较他者集中、可靠，并有与日记所载其他物价信息相比较的便利。
（七）剧评研究 日记中还蕴含不少剧评信息，包括剧情评价、演员声容评价、表演技艺评价等，这些剧评具有重要的价值，具有其他史料无法代替的现场感。如王彦威光绪二年（1876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北京福寿堂观山西梆子腔：“介丞邀听福寿堂西腔……饭后偕彦清赴之，演《佘堂关》，淫艳不可方物；演《捉放》，善到之至；演《芦花梦计》，低回宛转，凄怆伤心，此亦西腔中流之砥柱也。《飞叉阵》之武斗，则真横绝京师者矣。”［19］164-165再如杨恩寿，其本人就是一个戏曲家，有戏曲理论和剧作作品传世，其日记中记载的戏曲史料则具有显著的文艺评论性质，倘若要研究杨恩寿的戏曲理论及剧作，其日记中记载的戏曲观感是不可忽视的。
此外，日记史料由于其确切的时间编年，将能为戏曲史的详细编年、名伶的详细年谱、著名戏班的编年史、经典剧目演出的历时性研究等提供最直接的材料。大量的日记均有可能蕴含着丰富的戏曲史料，在全面阅读明清日记的基础上，钩稽、考辨、校订其中的戏曲史料并加以系统研究，将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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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申 淯］
The Distribution and Value of Diary Historical Data of the Traditional Opera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uang Yishu
Abstract：The existing diary literature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containsrich historicalmaterialsofthe traditional opera，but not all diaries record the traditional opera information.There are relatively few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traditional opera in the war diary and the reading diary，daily life diaries are often full of rich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traditional opera.Various diaries have different details on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traditional opera,The historical data of the traditional opera in the diary is very convincing,some historical data have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opera history.But it is not easy to read the diary texts，The former cited only a small part of the existing diary historical data.In fact,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traditional opera to be excavated and studied.The rich diary data will provide a reliable factual basis for each dimension of the traditional opera research.
Key words:diarie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historical data of traditional opera;distribution;value
中图分类号：I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17）06-0104-07
收稿日期：2017-04-2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明清日记戏曲史料辑纂与研究”（12YJC76003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黄义枢，男，文学博士，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浙江杭州 310018），主要从事古代戏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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