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说曾：“学习多种语言能使记忆中充满词语，而不是充满事实和思想。”这是学习多门外语最大的坏处。掌握多种语言只能表明说话者能够用不同方式来表达同一个对象，但不等于他理解了那个对象，就好比老司机知道通往终点的路线有多少条，但他不一定熟悉作为终点的那个地方。而且多种表达方式往往会干扰我们对对象的理解，有时候还会伤害到自己的母语。
例如井上哲次郎将metaphysical汉译为“形而上学”，严复则译为“玄学”。两种译法都无法准确说明metaphysical的意思，反而混淆了朱熹的“形而上学”和王弼的“玄学”，伤害了母语。又如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都反对笛卡尔和莱布尼兹的形而上学，但国内的教科书却把他们称为“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这种“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反对“形而上学”的说法，显得十分别扭和矛盾，其实他们应该叫“机械唯物主义者”才是。为此，我们有必要弄清楚究竟什么是西方人所说的“形而上学”？
对于我们来说，执着于词语的纠纷毫无意义，所谓“得意忘言”，我们只要知道metaphysical的内容，也就能够理解metaphysical的意思。而要了解metaphysical的最初内容，应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入手。
亚里士多德（前384年—前322）
经验与技术的区别在亚里士多德的年代，尚未有科学的说法，人们依靠感觉去认识事物，各种感觉集合到一起，最终会形成记忆。记忆再不断的积累，就出现了经验。例如，例如一个造车轮的工匠，当他还是新手时，只是在师父的指导下粗制滥造，他用眼睛观察车轮、双手比量其大小，凭各种官能去产生记忆。后来，随着日子的积累，车轮的印象变得越来越深，他也渐渐的熟能生巧，成为了一名老工匠，这时候我们就说他是“有经验的”。
可是经验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它只能判断个别的东西而难以推广到普遍。医师可以判断甲患有某种症状，吃了这种药会好，也能根据乙的类似症状，判断它需要吃同样的药。可是这种判断乃是个别的判断，它会随每一次诊断而转移。如果医师不对甲和乙的共同病症有了解，不进行普遍的判断，发现患病的原因，那么他开的每剂药都有用错的危险。因为患者是个别的，病症却是普遍的。良医懂得从个别的患者身上诊断出普遍的病症，然后对症下药；庸医却迷惑于不同患者之间的外在同异，找不到病根之所在，最后只得凭经验去盲猜开药。
经验只知其然，理论兼知其所以然。在理论的指导之下就会形成技术，掌握技术的人往往比只有经验的人更能干，因为他们能够找出原因，解决问题。经验只在有限的领域内才如鱼得水，一旦超出这个领域，便会一筹莫展。最出色的建筑工可以凭经验造出牢固的房屋，但是如果换了一个地方，改变了地质与土壤，他就无法再保证质量，除非接受工程师的领导。而且老建筑工的经验没办法传给他人，只能自己去积累。理论技术却不一样，它可以在不同人群间传授。
大部分技术都是追求实用的，人们通过感官去认识自然界的现象，并理解它们的成因，利用它们的规律来提升生产效率。这些技术都追求应用性，它们使我们对各种事物都产生了解。
当社会发展，出现有闲阶级之后，一些人从为实用而求知转变成纯粹是为了求知而求知。他们在所有具体的技术之上，建立起一些更高的学问。例如，古埃及的僧侣阶级拥有闲暇的特权，因而发明了数学，研究1 1为什么2这种超感官的知识。
在古希腊还出现了一些研究事物原因和原理的人，他们研究的不是具体的事物，而是所有的事物，也叫作“万有”。当我们说一个人是有“智慧的”，这含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指这个人对一切可知的事物都有了解，非常博学；另一层是指这个人懂得大家都觉得难以知晓的事物，十分精深。在这个世界上，最博学的莫过于知晓一切事物的原因及原理了；而最精深的则是能够洞察事物的初始原因和第一原理。把这两者结合起来，那么最有智慧的人就是认识到一切事物初始原因的人。
亚里士多德认为有智慧的人所从事的技术就是哲学，它不同于一般的技术，不是研究具体的事物，而是一切事物；不是探索某个原因，而是第一原因。哲学所面对的问题都是终极的问题。宇宙起源、世界开端、万物由来、何为至善，这些问题跟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多大关系，研究它们没有实用的意义，只是满足自己的求知欲而已。
哲学就像奢侈品，当精神得到满足之后，就会向更高的阶段发展。变得纯粹与自由，我们不再为其他利益而寻找智慧，一切思索皆是出于对智慧的热爱，所以哲学家也被叫作“爱智者”。亚里士多德说：
“一个有所迷惑与惊异的人，每自愧愚蠢；他们探索哲理只是为了摆脱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
一切技术都在探究具体事物的原因，而哲学则在探究万物的初始原因，因此哲学离感官经验最为遥远。
哲学与形而上学是什么关系？
今本《形而上学》是由几篇文章合成的一本书，书名并非亚里士多德所取，古代人也没有把他的这部作品称为“形而上学”。黑格尔说：“我们称之为‘形而上学’的，亚里士多德叫它做τὰ μετὰ τὰ φυσικά（‘第一哲学’）。”而亚里士多德的这个“第一哲学”，现在一般又被称作“本体论”。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认为τὰ μετὰ τὰ φυσικά是哲学中最先在、最重要的、最纯粹的一部分；而关于事物的物理学（自然哲学）则属于“第二哲学”，这是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
当然，唯物主义者不同意这种划分，自然就是第一性的东西，我们为什么要在自然之前加上一个虚幻出来的形而上世界呢？人的认识无穷无尽，形而上学家凭什么说自己有能力研究终极问题呢？世间万物复杂多样，渺小的人类哪来的自信认为自己能够穷尽“万有”呢？把哲学视为奢侈品，当作思辨游戏，完全不在乎它的实用性，那么这种哲学跟清谈还有什么区别呢？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哲学其实只是“思辨哲学”，用费尔巴哈的话说就是“形而上学是秘传的心理学。”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里说：
“有一门学术，它研究‘存在之所以为存在’，以及‘存在由于本性所应有的秉赋’”。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形而上学就是研究存在的学问，它有两个核心问题：
一、存在之所以为存在，因为凡物各有其所是，所以“这是何物？”的“是”是最根本的问题；
二、存在由于本性所应有的秉赋，凡物各有其性，所以“这怎么是某物？”的“怎是”是第二个问题。
当然了，这些晦涩难懂的问题也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只是思辨哲学家们的谈资而已。用尼采在《人性的，太人性》的话来说，它们“比处于暴风雨危险中的水手眼里，关于水的化学分析的知识还要无关紧要。”
尼采反对旧形而上学
亚里士多德与自然哲学家的差异在早期的古希腊自然哲学家中，大家都有这样一种思想，认为万物由某种元素组成，这种元素不生不灭，自古固存。虽然万物会有成坏，但构成它们的基本元素却不会消失，这种利用元素来解释原因的理论就是“质料因”。泰勒斯用水来作为基本元素，阿那克西美尼则用气，赫拉克利特说世界是一团火，他们都属于“单元素说”。
此外，恩培多克勒认为基本元素分为水、火、土、气四种，留基波和德谟克利特认为是原子和虚空两种，阿那克萨哥拉则提出微分的聚散是万物生灭的原因，微分永恒存在，他们都属于“多元素说”。
对于“质料因”的主张者，亚里士多德认为主张“单元素说”的人没有说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元素能够演变成万物，也就是说缺乏对动因的说明。而“多元素说”的人也没说清楚问题，他们平常并不谈动因，只是在辞穷语尽时才偶尔提及。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认为“动力因”在“质料因”的前面，是更早的原因。
不过我们阅读先哲的残篇，就会发现亚里士多德的评价并不是公正。其实大部分哲学家都没有区分“质料因”和“动力因”，他们认为二者其实是合为一体的。在他们看来，事物运动的原因就在元素内部或者元素之间，而不是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在元素之外找一个“不动的推动者”（即“隐德来希”）来做动因。
例如，赫拉克利特说：“一切都通过斗争而产生”，这便是以元素内部的斗争为动因了；阿那克西美尼认为冷和热是导致气元素出现浓缩稀释，进而创造出万物的动因；恩培多克勒认为“爱”和“憎”的矛盾使四种元素分分合合，构造万物；阿那克萨哥拉认为“奴斯”的安排，使元素在旋涡中混合、分离，产生万物，这就是“目的因”。
不过亚里士多德好像不理解，却仍然发问：
“至于动变的问题——事物从何而生动变？如何以成动变？——这些思想家，和其他人一样，疏懒地略去了。”
其实自然哲学家们已经做出了回答，事物从自身的元素中产生动变，元素内部的矛盾以及元素之间的矛盾为动变提供了动力，动因其实就在元素里面。亚里士多德分离了“质料”与“动力”，把“动力”视为在“质料”之前，然后再去寻找一个“形式因”。使古代具有唯物倾向的自然哲学最终转向了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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