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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名，在我们这儿也称作小名儿，是家长给孩子取的最早的名字，一般都很上口，流传很方便。农安街是当初昌邑屯的一部分，受到闯关东移民的影响，孩子出生父亲出门“碰名儿”的也会出现。“碰名儿”是古老的习俗，刚出生的孩子由父亲出门碰名儿，碰见谁了，就请这人为孩子取名；如果碰不上人，碰见什么动物，就给孩子取这动物的名字，可以说是碰到啥算啥。
我家在农安街40号，家里正房的房子挨着一个棚子，棚子和邻居老林家的房子并排平行，房子山墙是我家的大榆树，大榆树粗大的枝干连着我家的棚子，棚子又连着邻居老李家饭店的房子，老李家房子挨着一株山里红树，山里红树在我家房子的山墙旁，踩着高高的山里红树可以登上我家房子。小时候，孤单的我就会有事没事的烦大人或者“蔫不登”的淘气，每天的快乐就是上房，在房上奔跑，有时候也会爬上老林家房子，只要一露头就会被眼尖的林家大娘发现，她就会站在她家院子里嗷嗷喊，我便快速的滚到她看不到的一边，趴在房檐上观察，等林家大娘进屋，再骑上房脊，再被发现，再被喊，反复多次，乐此不疲。
老林家是堂姐的婆家，直到她退休我才知道姐夫和姐夫家的哥哥们学名叫什么，但是他们的小名儿我从小都知道，因为在我家院子里就能听到林家大娘的声音，留锁儿、二头、三麻子、四傻子.....其中三麻子是我姐夫。其他几位哥哥不常见，经常看到的只有姐夫，调笑姐夫也是平时快乐之一，看到姐夫我就会大声说起一个儿歌“姐夫姐夫，上山打野鹿，野鹿嗑榛子，姐夫是孙子”，至于野鹿为什么嗑榛子，又与姐夫是孙子有什么关系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逗着玩，喊完就跑。而后，随着老屋动迁，老林家的哥哥们有很多年没见到过了，也很多年没听到林家大娘喊他家孩子小名儿的声音，当年的四傻子应该也是六十岁上下的老人了。
对于老林家孩子的小名儿，斜对门的老王家孩子的小名就很接地气，老大叫狗子、老二叫狗剩儿、老三叫臭儿、老四叫臭孩儿，就像老人总说起个歪名好养的习俗，果然老王家的孩子都很健康，就是现在我都不知道他们的学名是什么，直到很多年之后，才看到王狗子本人，才知道那个朴实的半大老头有这样一个小名儿。比起别人家孩子，祖母生七个养八个，八个孩子只成活了三个孩子，除了大伯有个“磐石”的小名儿外，都不曾拥有一个有特点的小名儿了，就连大伯家孩子的小名儿也是学名的简称，大平、二平、三平、巧丽，平淡无趣，就连我也是叫学名而已。由于排行最小，外人也有叫我老疙瘩的，但是加上我的姓，匪气十足，张老疙瘩，太有名气了。
二哥跟随祖父长大，小时候还得了小儿麻痹瘸了脚，深受祖父疼爱，经常惹是生非，打仗斗殴，由于心狠手黑，被周边的同龄人称作“亚瘸”，但是这是外号，不是小名儿。1954年出生的二哥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农安街老屋开了一家串店，就是用他的小名儿命名，称作二平串店。二哥是一个能屈能伸的汉子，早年是吉林市第一批开上私家车的“倒爷”，而后家道中落，也经历了牢狱之苦，出狱后便自谋职业，开个串店也能混个温饱，时不时还能照顾一下故去大哥家的孩子。提起二平串店，在当地也是小有名气，二哥坐在凳子上，一只脚也踏在凳子上，一只手搓着脚丫子，一只手翻烤着肉串，想想画面也是十分酸爽。就是这样一个搓脚大汉，趿拉着拖鞋，烤着肉串，店里也是时常爆满，形象并没有影响生意，反而似乎更好。
当然，在昌邑屯农安街上还有很多人有小名儿的，后来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拆迁机器的轰鸣各奔东西。岁月流逝，还有谁记得那些人，那些小名儿，也许他们还在吉林市某个角落过着从前一样的生活，只是彼此没有交集而已。（图/文 张海川，稿于2018年12月23日，图文无关）
作者简介：
张海川，1979年生于吉林市，吉林本土文化推广人、城市记录者，系吉林市政协文史研究员、吉林地方文化主题微信平台曼陀罗文化创始人、原吉林日报报业集团房地产报主任记者。
撰写的吉林老地名、吉林老建筑、吉林市山川地理文化、消失的企业与学校等系列文章在各媒体发表，本人曾被《江城日报》、《新文化报》、《东亚经贸新闻》、《江城晚报》、吉林市电视台、吉林市人民广播电台采访、撰稿发表。
写过的关于吉林市的名胜古迹、山川地理都是其实地走访、照片拍摄的，与二战史专家戈叔亚有共同的原则“有些人是用笔来写东西，有些人是用心来写东西，我是用脚来写东西，就是每一个我研究的地方，一定要用脚步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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