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进京后，将中国自元明以来的所有积蓄一扫而空，接下来就是双方坐下来喝茶聊天，商讨一下条约的具体内容了。对于大清国来说，丧失点外交利益已经无关痛痒，最关键的是赔款，说实在的，那会儿的国库恐怕是拿不出一两银子了。
从后来的结果中我们知道，《辛丑条约》我们赔了各国四亿五千万两白银。这个赔款数字可不是随意定下来的，列强知道大清不富裕，想要更多也是幻想，但说什么也要掐准七寸，让我们既能勉强凑起来也不至于让财政全面崩溃。因此，列强特地组建了一个中国财源调查委员会，“主任”是毕盛，他们想了解一下中国到底能拿出多少钱。
与此同时，在李鸿章的授意下，大清也成立了一个“临时调查组”协助洋人工作，其代表是徐寿朋、那桐、周伯馥和翻译伍廷芳。李鸿章对他们再三叮嘱，一定要想办法隐瞒中国的财源将赔款数额降到最低。
毕盛首先提及中国的关税能得多少银两？徐寿朋说如果交给税务司征收，每年最多可得四、五百万两。毕盛对这个答案自然是不满意的，就算各国答应这个方法，每年按照四五百万两地还，不知要到猴年马月。因此，当徐寿朋试探性地问是否能分期付款的时候，毕盛将话题岔开了。
随后毕盛又问及中国的盐课能收多少银子？徐寿朋说要想从盐课上弄点银子可不容易。以往，盐课每年有1300万两的进项，但自去年（指的是庚子年）动乱后，盐业颇不景气，每年最多也就能收一千万两左右。于是，毕盛认为这一千万两可以用作赔款。徐寿朋提出了反对意见，说中国的若干应用要款，都靠盐课而得，最多只能出400万两。
下一个被提及的便是漕粮。毕盛认为漕粮上每年可出700万两，徐寿朋像账房先生一样给毕盛算账。中国每年大约运，米一百二三十万石，南方诸省四两银子可买一石米，加上运费二两，每年也只能拿到200万两左右。
这时一直沉默不语的英国公使萨道发话了，他说京城的进出口货物不是能收不少银子吗？徐寿朋说，崇文门只收进城货物的税，一年下来收到的银子只有七八十万两，连利息的零头都不到。
萨道继续追问，如果海关方面增加进口税，每年至少可以多收600万两吧？徐寿朋对这个问题十分乐意回答，他说，如果抬高进口税，你们洋人要是不反对的话，那我们就加税，这600万两肯定是有的。
接下来，毕盛又说，一年的军费可以省下300万两、人丁税可以凑2000万两、药品增加税收可得1000万两等。但这些都被徐寿朋一一作了解答，似乎也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总而言之，要想大清朝一下拿出这么多的银子，那是万万做不到。眼看茶也凉了，吃饭的时间也到了，双方达成协议——分期付款。
徐寿朋能争取到这个结果，在当时的情况下已经很不容易了。可是那会儿的大清朝，很难每年拿出更多的钱。另外，在甲午战败后，中国已经欠下了一屁股债。户部的官员算过一笔账，大清每年到手的银子大约八千万两，可支出却有一亿两，光是付利息，就得拿出二千二百万两。
各国列强考虑到中国若是被这些巨款给压垮了，他们也都拿不到赔款。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建议毕盛，允许中国分期付款，以30年来算的话，中国平均每年支付的赔款最好控制在二千万左右，剩下的那些还不了的钱就用提高海关税率的办法补上。
应该来说，洋人在赔款一事上是做足了功课了，中国但凡能生银子的地方都被他们算计到了。四亿五千两银子的赔款分摊到百姓身上，每人也要拿出一两，这分明是对中国人的一种侮辱。而向来以天朝自居的大清，接受了这种耻辱，用慈禧的话说就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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