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有一段精彩的故事，讲的是渭州城小种经略相公府提辖鲁达仗义出手，救助流落在渭州的金翠莲父女，当街打死一个屠户的故事，施耐庵把这段故事叫做“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历来，这段故事被高度评价，认为鲁达惩恶除暴，行侠仗义，是十分正义的行为。然而，我认为，施耐庵写这段故事绝非赞扬鲁提辖的暴行，而是谴责鲁达仗势欺人，当街行凶的恶霸行径。同时，也借此揭露抨击当时军阀恶霸为所欲为，鱼肉百姓的社会乱象，引出梁山大聚义，反抗宋徽宗，揭示《水浒传》“替天行道”主题，书写梁山好汉的英雄故事。
绿野老道通过细读文本，从“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这段故事出发，来细细评判一番《水浒传》中的鲁提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水浒传》中的暴力是如何假正义之名横行，从而赢得喝彩的。我们为“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喝彩，究竟对还是不对。
《水浒传》中，与人斗殴的情节描写，“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可谓最精彩、最可读的一节。施耐庵在这段故事中，层层推进，把鲁达的鲁莽与不讲理写得淋漓尽致。同时，在鲁达的霸道不讲理中，又把这个蛮横之人写得有几分狡黠。
鲁达到了郑屠的肉铺，并没有拿金翠莲的事质问“镇关西”，而是走到跟前，叫了一声“郑屠”。正在看着十来个刀手卖肉的郑屠，看见鲁达来了，赶忙从柜台里出来，冲着鲁达唱喏，请鲁提辖宽恕怠慢之罪。叫副手搬条凳子，请鲁达坐下。
这个细节交代了鲁达与郑屠的关系，双方应当是十分熟悉的，平日里大概也是这般交往。而且，鲁达应当是郑记肉铺的常客。所以，鲁提辖一到，郑屠显得十分恭敬，打躬作揖，搬了条凳子请他坐下。书中写道，鲁达经常去酒肆茶楼，可以随意赊账。大概也是郑屠的老主顾，不然，郑屠怎么知道鲁达要坐下来呢？这里有没有茶喝，更没有酒吃。
鲁提辖果然坐了下来，说道：“奉着经略相公钧旨，要十斤精肉，切做臊子，不要见半点肥的在上头。”郑屠立即应道：“使得，你们快选好的，切十斤去。”看来，鲁达真的是经常光顾郑记肉铺了，否则，郑屠便会问，今天是那阵风把提辖大人吹来，亲自来买肉了？
鲁达原本就是来寻事的，见郑屠招呼手下去切肉，便喝住了，要郑屠亲自动手。郑屠哪敢怠慢，毕恭毕敬答道：“说得是。小人自切便了。”这个细节说明，郑屠很有点怕鲁达，这样的主顾得罪得起吗？开罪了鲁提辖，经略府的生意还做不做了？而且，郑屠的手艺应当不错，大概也是凭着这份手艺做大了肉铺，带了十来个徒弟，成了渭州城的土财主。
郑屠切了十斤净精肉，熟练的用荷叶包好，问鲁达：“提辖，教人送去。”鲁达、郑屠之间套路熟悉，做生意倒还真有点默契。而且，北宋时期做生意大致也是这般操作的，官府采买只顾点货，那时便有“快递哥”负责送货了。《东京梦华录》就曾经记载了这样的事情，客人进店喝酒点下酒菜，“即使人外买软羊、龟背、大小骨、诸色包子、玉板鮓、生削巴子、瓜姜之类。”鲁达在潘家酒楼喝酒，店家也是这么操作的，鲁达听到间壁有啼哭声，搅了他们喝酒的雅兴，便把碗碟全部丢在地上，酒保一见，赶紧上前询问道：“ “官人要甚东西？分付买来。”
鲁达与郑屠很熟，郑屠也深知鲁达的路数，操作流程十分到位。但是，鲁达是前来寻衅的，自然不按套路出牌了。见郑屠包好了十斤净精肉，便又要切十斤净肥肉，不要带一点精肉。郑屠不解的问道：“却才精的，怕府里要裹馄饨，肥的臊子何用？”郑屠真的跟鲁达很熟，也通过鲁达而熟知经略府的饮食习惯，小种经略相公大概喜欢吃馄饨吧。
切好了十斤净肥肉，郑屠照例要遣人送进经略府。此时的郑屠还是按照往常的规矩，老老实实的与鲁达做生意，并没有被激怒，没有给鲁达打人的机会。于是，鲁达又要切十斤寸金软骨，也要细细地剁做臊子，不要见些肉在上面。这等无理要求，郑屠就不理解了，笑着对鲁达说：“却不是特地来消遣我！”
消遣，意思是捉弄， 拿关系比较近的人来捉弄，以打发空闲，消闲解闷。看来，鲁达与郑屠的关系的确不错。
但是，鲁达根本就不是来“消遣”郑屠的，而是来打人讨说法的。好不容易等到郑屠有点不满，便立即抓起两包肉泥，劈头盖脸的打在了郑屠的脸上。
如此欺人，郑屠顿时大怒，便从那一把无明业火焰腾腾的按捺不住，从肉案上抢了一把剔骨尖刀，托地跳将下来。早有准备的鲁达，一步腾挪到大街上，一场精彩的斗殴便开演了。
这段描写，说明鲁达与郑屠之间的关系十分熟络。鲁达利用了这层关系，却并不问金翠莲的事情。鲁达其实并不需要问明白金翠莲与郑屠之间的事，折腾了这么许久，一句话都没提到“强媒硬保，虚钱实契”。看来，鲁达此行的目的，不一定就是为了金翠莲。
却说郑屠拿了把剔骨尖刀，要与鲁达交手。一个屠户竟然敢与渭州城小种经略相公府的提辖打架，而且敢持刀行凶，此人还不是个恶霸吗？绿野老道却说，郑屠没有这么大的胆子，因为鲁达的官职没有那么吓人——这是后话，容后再叙。况且，鲁达如此欺人，搁在谁的头上都按捺得住“无明业火焰”。
鲁达原本是军官出身，一身好武艺，且通过“消遣”激怒了郑屠，是打有准备之仗。郑屠赶上前来，左手要来揪住鲁达，却被鲁达按住了左手，一脚将他踢翻在大街上。郑屠不是对手，但却不惧怕武将打扮的鲁达，撇开金翠莲的挑唆不说，这样的郑屠可谓不畏强暴了。
郑屠倒地，鲁达立即在他胸前踏上了一只脚。举起醋钵儿大小拳头，不容郑屠分辨，照着郑屠的鼻子就是狠狠的一拳。此时，施耐庵这样描写道：
打得鲜血迸流，鼻子歪在半边，却便似开了个油酱铺，咸的，酸的，辣的，一发都滚出来。
鼻子遭到击打，最难受的感觉就是酸，然后才是痛。鲁达这一拳竟然打出了这般味道，可见其下手之狠。郑屠鼻子歪在一边，鲜血迸流，如打翻了油酱铺一般，一塌糊涂。
吃了这一拳，估计一般人恐怕就当场丧命了。即便是扛打的，大概也是深度脑震荡，迷迷糊糊的了。郑屠被打得晕晕乎乎，挣扎不起来，口中只说“打得好”。郑屠很死硬吗？大概也是。但若是打得轻，不服鲁达倒还说得过去，被打成这样，难道还不许别人哼哼吗？
鲁达听了郑屠的说“打得好”，越发气恼，竟然还有不向我求饶的？于是，大骂道：“直娘贼，还敢应口。”提起拳头来，就眼眶际眉梢只一拳：
打得眼棱缝裂，乌珠迸出，也似开了个彩帛铺的，红的，黑的，绛的，都绽将出来。
这一拳打得更凶，更是要害，郑屠眼珠都被打出来了。施耐庵以“财帛铺”来描写郑屠大脑中的反映，以“红的，黑的，绛的”这三种颜色，从外观上描述了郑屠的受伤程度。郑屠被打，先流出了红色的血，然后，血的颜色越来越深，最终流出了绛色的血。以我们这里的话说，郑屠的老血都流出来了，这是要死人的征兆。鲁达的这一拳，身体素质稍好的人也扛不住，当街死掉十分正常。
郑屠还真是条汉子，被打成这样，神志尚且清楚，便开口讨饶了。然而，鲁达却不依不饶，又开骂道：
咄！你是个破落户，若是和俺硬到底，洒家倒饶了你；你如何对俺讨饶，洒家偏不饶你。
应嘴不行，讨饶也不行，反正，鲁达就是不讲理，不打死郑屠不罢休。有人说，鲁达是失手误伤人命，但是，从鲁达的出手情况看，明显有故意打死郑屠的嫌疑。因为，渭州城只能有一个“镇关西”。
鲁达不饶郑屠，接着，第三拳便打了下来。这一拳比前面两拳更凶更猛：
又只一拳，太阳上正着，却似做了一个全堂水陆的道场，磬儿，钹儿，铙儿，一齐响。
读到这里，还有人说鲁达是失手误伤人命吗？对着太阳穴如此下手，这可是致命死穴。而且，鲁达下手十分重，竟然将郑屠的大脑打得轰轰响，好比全套水陆道场，热闹非凡。
尽管鲁达是带着“义愤”前来教训郑屠的，下手有可能不知轻重。但是，军官出身，习过武的鲁达难道不知道哪个部位要取人性命？因而，绿野老道坚信，鲁达是要坚决的打死郑屠。激情之下，对郑屠下了死手。
打死人之后，鲁达恐怕就清醒过来了，寻思道：“俺只指望痛打这厮一顿，不想三拳真个打死了他。洒家须吃官司，又没人送饭，不如及早撒开。”
我相信这是鲁达真实的心理活动，但是，打人之时却是晕了头，照死里下手。三拳打死郑屠，可谓拳拳致命，绝没有失手的情节。打死了人，却为自己开脱，鲁达算不得好汉，而是一个充满血腥暴力的恶人。
鲁达自知理亏，知道打死郑屠毫无理由，于是就跑路了。鲁达为自己的跑路找了一条毫无道理的理由：吃官司没人送饭。
《水浒传》中有杨志杀牛二，武松杀嫂杀西门庆都是主动投案，他们难道不怕吃官司？不担忧没人送饭？因为，杨志、武松杀人是正义之举，可以坦然面对，不怕道义上的谴责。而且，这两人敢作敢当，也赢得了广泛的同情。鲁达打死郑屠，施耐庵就不赞同，在这段故事中，就是把鲁达写成了恶霸行凶。
但是，由于假定了鲁达是行侠仗义，郑屠就是渭州城的“镇关西”。所以，鲁达的血腥暴力便赢得了一直以来的喝彩、点赞。
实际上，渭州城真正的镇关西不是郑屠，而是另有其人。假若我们搞清楚谁是镇关西，再来评判“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恐怕才能对鲁达打死郑屠是行侠仗义还是霸道恶行作出公正的评判。
却说鲁智深、史进、李忠在潘家酒楼喝酒，遇到了金翠莲父女。金翠莲拭着眼泪对鲁达说：
奴家是东京人氏。因同父母来这渭州，投奔亲眷，不想搬移南京去了。母亲在客店里染病身故，子父二人，流落在此生受。此间有个财主，叫做镇关西郑大官人，因见奴家，便使强媒硬保，要奴作妾。谁想写了三千贯文书，虚钱实契，要了奴家身体。
从金翠莲的话中，读者了解到郑大官人就是“镇关西”。这个镇关西的确很霸道，“强媒硬保”、“虚钱实契”，等于是强抢般的霸占了金翠莲。读到这里，不由得人不生气，痛恨“镇关西”这个恶霸。如此，便为鲁达打死“镇关西”找到了充分理由，这样的人确实该打，打死也不足惜。
但是，说郑大官人就是“镇关西”，只是金翠莲的一面之词。从上文解析之一的文本来看，鲁达与郑屠十分熟悉，渭州城还有这样一个“镇关西”，鲁达如何不知？那么，鲁达为何与郑屠很熟呢？这要从鲁达的官职说起。
书中交代得十分清楚，鲁达当时是小种经略相公府中的提辖。需要注意的是，《水浒传》中还有杨志、索超、孙立做过提辖。索超、杨志当时是“入班做了提辖”，从比武的情况看，是入了军官班，与徐宁的“金枪班”相仿，施耐庵把这两人写成了武将。孙立则明确的被写成了登州“军马提辖”，也是武将军官。鲁达的提辖与这几个提辖不一样，是“小种经略府提辖”，是为经略府服务的。
小种经略相公在鲁达打死郑屠之后，也证实鲁达是老种经略相公拨来的“帮护”提辖，也就是经略府的内勤人员。从鲁达平素的行为来看，他的地位并不高，经常出入茶肆酒楼，身边竟然无一个随从。鲁达整天喝茶吃酒，施耐庵在这段故事中，实实在在的写了一个真提辖。
《宋史·职官》中说，“守臣带提举兵马巡检、都监及提辖兵甲者，掌统治军旅、训练教阅，以督捕盗贼而肃清治境。”，这是北宋时期的事情，提辖并不是一个官名，而是由守臣兼任的一项工作职责。到了南宋时期，具体来说是南宋绍兴年间，宋金重开边境榷场，这才有了提辖的官名。《文献通考·职官考十四·杂买杂卖务》中说：“绍兴六年，诏杂买务杂卖场置提辖官一员。”
提辖，实际上就是管理买务杂卖场的官员。施耐庵在《水浒传》中把提辖分为两类，以“提辖兵甲者”这个职责写了杨志、索超、孙立这三个提辖，借用南宋时期的官名，写了鲁达这个提辖。鲁达其实就是一个管理经略府买务，管理渭州城杂卖场的货真价实的提辖。因而，他与郑屠混得非常熟，按照现在的话说，郑屠就是鲁达管理下的一个经营户。而且，经略相公府的猪肉，大多应当是从郑屠的肉铺采买的。正因为如此，郑屠非常熟悉经略府的饮食习惯，也熟知鲁达买肉的套路。
鲁达寻衅，郑屠可以忍让，大家彼此都很熟，消遣就消遣吧。但是，鲁达却不是来消遣的，而是来取人性命的。两包肉泥砸在脸上，欺负人到家，换谁也不怕谁，大不了生意不做了。
鲁达与郑屠是这样的关系，难道不知道此人的行为？假如郑屠真的叫“镇关西”，一贯的霸道渭州城，鲁达早就打上门去了。因为金翠莲说郑屠是“镇关西”，因而激怒了鲁达，渭州城怎能有两个“镇关西”？原来，渭州城真正的“镇关西”不是别人，就是鲁达自己。
《水浒传》中渭州城的“镇关西”就是鲁达，即便是金翠莲没说假话，也是把郑屠错当成了“镇关西”。或者说，郑屠暗地里也以“镇关西”自居，但却是个山寨版的。这样讲有道理吗？
鲁达在渭州城只是个负责买务杂卖场的提辖，但是，在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那里，鲁达却做过关西五路廉访使。
却说鲁达一脚踢翻了郑屠，在他胸前踏上了一只脚，举起醋钵大小的拳头，大骂郑屠：
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做镇关西。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户，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镇关西！你如何强骗了金翠莲？
鲁达这番话，道明了他来到郑屠的肉铺最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金翠莲，而是为了“镇关西”。所以，他是来寻衅打人的，绝不是行侠仗义。鲁提辖的话说得明白，他才“不枉了叫做镇关西”。鲁达没有说假话，在施耐庵的笔下，关西五路廉访使其实就是“镇关西”的代名词。
《宋史·徽宗本纪》中说，政和六年（1116年）“改走马承受公事为廉访使者。”也就是说，廉访使者（也叫“廉访使”）是由走马承受公事改过来的官名。宋徽宗为何要改这个官名呢？
《文献通考·职官》说：“走马承受，诸路各一员，宋仁宗时置，以三班使臣及内侍充，隶经略安抚总管司。无事岁一入奏，有边警则不时驰驿上闻。”这个官职原本隶属经略安抚使所辖，但是，由于直接向皇帝入奏，经略安抚使也得“遇军兴差发军马，具数关报走马承受。”因而，走马承受往往不接受经略安抚使节制，经常干预边事，大肆收受贿赂，欺压百姓。宋徽宗对此忍无可忍，屡次下诏严厉斥责，改掉了这个官名。
但是，官名改了，廉访使者的恶行却没有改掉：
宣和五年，诏："近者诸路兼访官，循习违越，附下罔上，凡边机皆先申後奏，且侵监司、凌州县而预军旅、刑狱之事，复强买民物，不偿其直，招权恃势，至与监司表里为恶。自今犹尔，必加贬窜。"（《文献通考·职官》）
由此观之，关西五路廉访使者就是一个十足的“镇关西”。鲁达曾经做过关西五路廉访使，所以，施耐庵就把他写成了“镇关西”。并且，借鲁达的话，道明了《水浒传》中真正的镇关西就是渭州城的鲁提辖。
有观点称，鲁达的这番话说的不是自己，而是老种经略相公。因而，这样断句：“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做镇关西”。为了给鲁达辩护，让暴力假正义之名盛行，竟然罔顾文本做如此篡改，实不可取。
上文讲到，廉访使是由走马承受改过来的官名，是由经略安抚使管辖的一个官员，级别肯定要小于经略安抚使。如果按照为鲁达辩护的那般断句，老种经略相公岂不是官越做越小了？施耐庵可没这样写，直到鲁达打死郑屠之后跑路，延安府还是老种经略相公坐镇。
廉访使者一般由“以三班使臣及内侍充”，按说，鲁达几乎是没有机会做到这个官职的。但是，因为这类官员就是恶霸，所以，施耐庵才把鲁达写成了廉访使者，写明了鲁达就是《水浒传》中的“镇关西”。
由此推及，鲁达赊账便是“强买民物，不偿其直（值）”，打死郑屠便是“招权恃势”而为恶。如此暴行，为何却总是能得到正义的点赞呢？
金翠莲在潘家酒楼讲述了郑屠“强媒硬保，虚钱实契”的恶行，这样的郑屠确实也是渭州城恃财欺人的一方之霸。但是，他却没有能力“镇关西”，在一个小小的提辖面前都毕恭毕敬的。说他“附上罔下”却也没错，但所“附”者却是真正的镇关西。这就是郑屠的悲哀，附镇关西反倒被镇关西打死。郑屠确有恶行，因而，鲁达行凶便被正义“初始化”了。
但是，金翠莲接下来的话，却又不对了：
未及三个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利害，将奴赶打出来，不容完聚，着落店主人家追要原典身钱三千贯。父亲懦弱，和他争执不得，他又有钱有势。当初不曾得他一文，如今那讨钱来还他？
金翠莲说得明白，她与郑大官人生活在一起不到三个月，“他家大娘子”便将金翠莲赶打了出来，再也不允许与郑大官人“完聚”。不仅如此，还要追讨原本就没有的三千贯典身钱。
读到这段文字，再回想金翠莲日后与赵员外的结合，可以想象，当时的有钱人确实都买小妾，但却基本上是作为“外宅”，并没有娶到家中。郓城县押司宋江，也曾经与阎婆惜“在县西巷内，讨了一所楼房，置办些家火什物安顿了阎婆惜娘儿两个，在那里居住。”
所以，郑大官人虚钱实契买了金翠莲，大概也是安置在外宅。这事终究没能瞒过郑屠的大娘子，这个悍妇知道郑大官人私养外宅后，便将金翠莲赶打出来，不容她与郑大官人团聚。不仅如此，还要追讨原本就没有的三千贯钱冤枉债。
金翠莲的这番话，被一股脑的读成了郑屠作恶。金翠莲的诉求，大致有两点，容她与郑屠“完聚”，免掉三千贯冤枉债。然而，鲁达却并没有完全满足金翠莲的愿望，而是凑了十五两银子，发付金翠莲父女回东京。这爷俩愿意回东京吗？出了渭州城，金老立即与古邻一道去了偏远的雁门县，金翠莲还是要为生计着想，便又做了赵员外的外宅。
《东京梦华录》中，介绍了汴京城的京瓦伎艺，其中说到：“崇、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张廷叟、孟子书主张小唱。李师师、徐婆惜、封宜奴、孙三四等，诚其角者”。《水浒传》中的金翠莲、阎婆惜等，大概都是从京师下到“基层”，以伎艺谋生的下层女子，她们的愿望就是典身与人，与郑屠、赵员外、宋押司这类的人做外宅以免“生受”。
这样分析金翠莲，倒不是说她们不该被救济，而是说，鲁达其实并没有把金翠莲的话听进去，并没有满足金翠莲的诉求，打人打得毫无道理。而且，鲁达打郑屠时，最后才说“你如何强骗了金翠莲？”，即便如此，强骗金翠莲难道就得被打死吗？
然而，鲁达慷慨出手，资助与自己毫无瓜葛的金翠莲，济贫助困，当得起侠义之名。因有此义举，鲁达打死郑屠，便彻底被正义化了。
救人是救人，暴力是暴力，这是两回事，暴力不能假正义之名横行。鲁达救助金翠莲，是正义之举，打死郑屠则是借金翠莲之事泄个人私愤，要夺回“镇关西”的名份，霸占“镇关西”这个名头。所以，在拳打郑屠之前，鲁提辖大骂道：“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户，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镇关西！”
在鲁达的眼中，渭州城还有谁敢与自己叫板？操刀的屠户都是“狗一般的人”，这不是史料中“招权恃势”的镇关西（廉访使）吗？
镇关西打死一个“狗一般的人”，当然毫无正义可言。梁山好汉一句话不对头就要杀人，现实中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谁又敢骂别人是“狗一般的人”呢？这样骂人岂不是太欺负人了吗？
上文讲到，杨志、武松的暴力行为虽然情有可原，但这两位好汉却是敢作敢当，投案自首。施耐庵以此表明自己的立场，绝不赞同如此暴力行为。即便是正义的杀人，也得有个说法。后来，在写到武松帮助施恩醉打蒋门神时，施耐庵同样是评判态度的。书中特别交代了孟州牢城的黑暗，交代了施恩的背景和恶行。
孟州牢城简直就是人间地狱，管营公子为了霸占孟州道，坐地起黑，便以“吊盆”、“土布袋”迫使囚徒就范，供他驱使。施恩自己曾经告诉武松：“捉着营里有八九十个拚命囚徒”在孟州道做黑恶经营，竟然连过往妓女都不放过。
武松帮助这样一个黑恶势力，打走了另一个恶霸，孟州道上的商户更陷入了黑暗之中。书中写道：“自此施恩的买卖，比往常加增三五分利息，各店里并各赌坊兑坊，加利倍送闲钱来与施恩。”
醉打蒋门神很精彩，似乎是“拳打镇关西”的另一个版本，但武松这样的暴力行径能假正义之名而行吗？武松醉打蒋门神是以黒制黑，所以，做了行者的武松自认为“做下的罪犯至重，遇赦不宥”。这就是施耐庵对待暴力，对待黑恶势力的态度。
鲁达当街行凶，暴力伤人性命，即便郑屠也是渭州城的恶霸，也是以恶制恶，绝非正义的行为。因而，施耐庵写杨志、武松杀了人，官府以“念武松那厮是个有义的汉子”为之开脱。此处的“义”讲的是正义之义，《水浒传》通篇讲“忠义”，所谓的忠义，就是施耐庵要强调的主题“替天行道”。
施耐庵以“关西五路廉访使”这个特殊的符码，把鲁达写作了镇关西，也通过这个官名在历史上的行为，来反映北宋晚期的吏治腐败。从这个意义上讲，“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肯定也是非正义的暴行。
《水浒传》也是一部充满宗教色彩的传奇大书，施耐庵极有可能就是个佛教信徒。因而，负案逃亡的鲁达被赵员外送上了五台山。五台山僧众一见鲁达，一齐反对剃度他：“却才这个要出家的人，形容丑恶，貌相凶顽，不可剃度他，恐久后累及山门。”
书中没写郑屠相貌如何，而是我们依照金翠莲的话，把他想象成了“貌相凶顽”之人，于是，呈现在舞台荧屏的郑屠就成了“镇关西”的模样。施耐庵在五台山这一节故事中，特地补写了这一笔，鲁达才是这般凶顽之人。
智真长老也赞同僧众的话，说：“（鲁达）上应天星，心地刚直。虽然时下凶顽，命中驳杂，久后却得清净，正果非凡，汝等皆不及他。”在智真长老的眼中，鲁达确实就是个“凶顽”之人。
五台山僧众没有冤枉鲁达，入了佛门后，大闹五台山，打伤僧众，打坏金刚，把佛门之地搞得乌烟瘴气。鲁智深继续“凶顽”表现，在五台山继续“镇关西”的暴力行径。然而，遗憾的是，这一段被施耐庵深刻谴责的暴力故事，却也赢得了喝彩，也被认定为“正义”的行为。
施耐庵交代，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发生在宋徽宗宣和元年（公元1129年）二月，这一年的正月，宋徽宗下“革佛诏”，掀起了一场禁佛毁佛的运动。革佛诏引起了佛门的强烈不满，一批僧人要辩论“革佛诏”的是与非，为首者如日华严、明觉等七位僧人便被杖杀。宋徽宗下诏收缴佛经中与道教相抵触的部分予以焚毁，大肆破坏佛教设施。
《水浒传》中，施耐庵以“待诏（皇帝身边的人）”定下的六十二斤禅杖重量，表明嘉佑三年（1058年）梁山妖魔出世，经历六十二年后，就是宣和元年。以鲁智深吃狗肉，怀揣狗腿打伤僧众、毁坏金刚来谴责宋徽宗。赵佶生于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这一年干支壬戌，属狗——施耐庵都把宋徽宗写成了一条狗，难道鲁智深大闹五台山不是暴力？难道这样的暴力也要假正义之名而横行霸道？
李卓吾说：“李逵者，梁山泊第一尊活佛！”，这样的评价，简直就是在亵渎施耐庵，亵渎《水浒传》。李逵沧州城杀死无辜的小衙内，施耐庵连续用了两个佛门符码来谴责李逵的暴行，乃至兽行。难道李逵倒还成了梁山第一尊活佛，真不知李逵哪里尊佛敬佛了。难道沂岭之上拔掉泗州大圣祠（观音祠）的香炉不是毁佛行为，反倒是敬佛了？
“朱仝误失小衙内”故事的大背景，被施耐庵设计为“时过半月之后，便是七月十五日盂兰盆大斋之日”。这一天有个佛家典故，说的是目连为救地狱中受苦受难的母亲，求救于佛祖。佛祖告诉他，在七月十五这天，以盂兰盆盛百味果蔬，供养十方僧众，借助十方僧众的法力救母。在七月初一的这天，朱仝带着小衙内去看河灯，先去了地藏王菩萨的寺院，然后才到河边。地藏王菩萨是救苦救难的菩萨，发誓地狱无鬼才成佛。
盂兰盆节也是道教的中元节，从七月初一起，地狱之中解除鬼禁，直到七月十五。因而，这一天“修设好事”，祭奠先祖，为逝去的亲人祈祷解除地狱之苦，放河灯就是其中之一。
李逵在这一天杀人，而且是杀了四岁的无辜小孩，当为佛、道所不容。但愿《李卓吾评水浒传》是一部伪书，如此假正义之名行暴力之实，不是《水浒传》的读法，施耐庵绝对不会宣扬暴力。
智真长老力排五台山僧众之议，剃度了鲁达，原因是鲁达“，上应天星，心地刚直”。因而，鲁达入了佛门，大闹五台山之后，便开始步入正道，与梁山好汉一起“替天行道，保境安民”。《水浒传》中，鲁智深与武松攻打曾头市正东大寨，与正北大寨的杨志会师，射杀了副教师苏定。
曾头市一战就是梁山好汉抗金的预写，照夜玉狮子的主人便是后来灭掉北宋的金国王子斡离不。在“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故事中，施耐庵借小种经略相公的话，隐伏了鲁达将投入到抗金战斗中：“日后边上要这个人时，却不好看”。历史记载，二龙山三大头领中的杨志就是个抗金英雄，在种师中帐下任“选锋首”，与金国王子斡离不大战榆次。
鲁达原本就是种氏经略相公的部下，必定也会与杨志一道，出现在“边上”杀敌立功。此时，便不再是鲁达，而是经过修炼，将成“正果”的鲁智深。
梁山好汉都是江西信州龙虎山伏魔大殿中误走的“妖魔”，是带着天然的“魔性”来让宋徽宗“夜眠不稳，昼食忘餐”的。因而，鲁达一出场，就是朝廷体制内的“镇关西”。鲁达打死郑屠，实际上就是北宋时期吏治腐败，欺压百姓的一个缩影。仅从文本来解读，鲁提辖的行为也已经远远超出了行侠仗义的范围，就是一个仗势欺人的暴徒行径。
当然，不必苛求鲁达有强烈的法制意识，“镇关西”本身就说明了当时的吏治腐败，金翠莲的事即便是诉诸官府也难以得到支持。但是，施耐庵设计的就是“镇关西”打死了郑屠，这件事情的本身就是非正义的。不能因为“梁山好汉”而把所有的坏事都说成好事，把“妖魔”的暴行乃至兽行假以正义之名而津津乐道。以暴制暴不值得提倡，更不值得为之点赞。
文学便是人学，任何一个人的成长历程，都是曲折的，不可能一出世就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所作所为都是正义之举。也不能把英雄的事迹倒推回去，把英雄成长过程中的曲折全部都说成是英雄之举。
《水浒传》是一部深刻反映北宋时期社会矛盾与人文精神的文学作品，其中的梁山好汉都有三段式曲折的经历，都是从“妖魔”成长起来的“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英雄好汉。因而，不必纠结鲁提辖就是“镇关西”，打死郑屠就是暴力行径，不能先入为主，翻开书就认定鲁达就是一个行侠仗义的好汉。
同样，也不必刻意美化所谓的上上人物，作恶就是作恶，行善就是行善，需要有一个是非判别。如此，才能深刻理解《水浒传》的实质本义，真实的解读每一个梁山好汉，让这部伟大的著作继续流传，体现其真正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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