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信的广泛意义来讲，古代国与国之间往来的公函国书，皇帝颁布的诏书，臣下向君王上呈的文书及亲朋旧友间往来的私人信函，都可称为书信，但前三者都具有公文的性质，本文研究的文献范围限定在后者。
书信在很早以前就成为我国古代散文中的重要部分。书信从何而起，历来说法不一，学者多受“春秋说”的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书记》中云：“三代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介弥盛。”意思是说上古政务不多，书信的使用频率比较低，而春秋时代由于各诸侯国之间的政务往来比较频繁，便随之促生了许多的书信作品。因此，多认为书信产生于春秋时代，是由早期的公务往来之书逐渐演变形成。但是刘勰在这里只是介绍了书信发展逐渐兴盛的一个情形，并未涉及书信具体的源头问题。
此外，清代姚鼐编撰的《古文辞类纂》和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都将《尚书·君奭》作为书信的鼻祖来看待。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分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赞颂、辞赋、哀祭 13 类采集文章，他在书说类中首选《君奭》篇，并在《序目》中云：“书说类者，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奭》之篇。春秋之世，列国士大夫或面相告语，或为书相遗，其义一也。战国说士，说其时主，当委质为臣，则入之奏议;其已去国，或说异国之君，则入此编。”
曾国藩在《经史百家杂钞》中说道：“书牍类，同辈相告者。经如《君奭》及《左传》郑子家、叔向、吕相之辞皆是。后世曰书，曰启，曰移，曰牍，曰简，曰刀笔，曰帖，皆是。”褚斌杰先生在《中国古代文体概论》中也提及这个问题：“我国最早的书牍文，当产生于春秋时期。《左传》中载有《郑子家与赵宣子书》(文公十七年)、《巫臣遗子反书》(成公七年)、《子产与范宣子书》等，是我国保存下来的最早的一批书牍文。但从这些书牍的内容和写作目的看来，与后世一般所称的书牍文，有很大不同;从传递信息的角度看，它们有书信的性质，但从内容和功用上说，它们实际上是外交辞令的书面化，或略等于列国之间交往的‘国书’。”
至于书信的源头具体到什么时间，赵树功先生在《中国尺牍文学史》中认为“《君奭》说”和“春秋说”皆缺乏有力证据，尺牍类具体的源头，暂不可考早期“书信”的概念是比较模糊、不甚明确的，章表、奏启、议对等所有书写的文字，从广义上都可以纳入“书信”的范畴。随着书信概念的不断发展和文体样式的逐渐细分，“书信”的概念也越来越明确，明吴讷《文章辨体序》云：“昔臣僚敷奏，朋旧往复，皆总曰‘书’。近世臣僚上言，名为‘表奏’，唯朋旧之间，则曰‘书’而已。”
他从臣僚向上进言陈词的公牍和亲朋间往来的私人信笺两大类中进一步明确出书信的概念，界其限于朋旧之间的信函。后来为了对公文和私人信函加以区别，“一般把前者称为‘上书’或‘奏书’，属公牍文的‘奏疏’(亦称‘奏议’)类;后者则单称‘书’，或称为‘书牍’、‘书札’、‘书简’，属应用文的‘书牍’类。”这样，就将书信定义为亲朋间交往的私人信函，大大缩小了“书信”概念的范围，成为现代意义上所谓的书信了。
书信作为我国古代散文中比较实用的一种文体，从产生到发展成熟，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在此期间，由于载体、用途和身份等的不同，书信产生了许多不同的名称，主要有“牍”、“札”、“简”、“帖”、“函”、“启”这几类。“牍”是古人以竹简、木板为刻写记录文字的材料而得名，汉许慎《说文》云：“牍，书版也。长一尺，既书曰牍，未书曰椠。”后多用于人臣上书给皇后太子、王公大臣;“札”又叫“书札”，因所用木板是薄而小的木片，“札与简同以木为之，而作字于其上。后乃转以为书札名之，即汉人所称笔札是也。
至今世，则为公牍中一体，而朋友往来之间，鲜有称札者矣。”至于“简”，徐师曾云：“简者，略也，言陈其大略也，或曰手简，或曰小简，或曰尺牍，皆简略之称也。”可见“简”为简短随意的书函;“帖”，书于绢帛而谓之;“函”是在传递过程中因有封套而称之。可见这些名称虽不一，但它们都是书信的一种，只因古代书写材料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称谓。还有不少名称，与封建社会时期的上下尊卑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如“启，开也，开陈其意也”，在书信的开始和结尾皆书“某启”，“独两汉无启，则以避景帝讳而置之也。”
约自魏晋以后开始流行。褚斌杰先生认为：“在古代有奏启与书启的不同。给君主、诸王上书用‘启’的名称，是魏晋时代开始的;至于‘书启’，则是指一般亲朋之间的往来书信，前者属上行公文，后者则是一般的应用文。”表是臣下用以陈情的，“古者献言于君，皆称上书。汉定礼仪，乃有四品，其三曰表，然但用以陈情而已。”它是披着等级和权势色彩的一种公文，由于所呈对象的不同，而有了独特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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