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末年，犬戎攻破镐京杀死了周幽王。周幽王的儿子周平王即位，然后将都城迁往洛邑。东周，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春秋时期，就这么开始了。
从春秋时期开始，诸侯再也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了，开始互相吞并，争相称霸。同时，人们也开始不遵从周朝的“礼制”了，正所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礼崩乐坏的时代开始了。
孔子生活在春秋时期，对当前的乱世痛心疾首。对此，他选择积极入世，周游列国，一边游说诸侯，一边又是在民间授学，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这个乱世。
众所周知，孔子他老人家一生都在追求“复礼”，最有名的就是《论语》中的一句“克己复礼为仁”。
图 | 孔子雕像
关于“克己复礼”，孔子真正所表达的意思是什么？话说，孔子的弟子颜渊来向老夫子请教仁之道。孔子说：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论语·颜渊》
关于“克己复礼为仁”，我们通常见到的解释是，克制自己，一切都照着礼的要求去做，这就是仁。
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这其实不是孔老夫子本来的意思，而是北宋朱熹对四书集注修改后的解释。这句话，朱熹和孔子的原意最大的差异，就是关于“克”和“礼”这两个字上。
“克”，朱熹注为“胜也”，克制的意思，克己就是克制自己的欲望。而“礼”，朱熹认为不仅是具体的礼节，而是泛指天理， “复礼”就是应当遵循天理。
这很容易理解，因为朱子是理学宗师，主张的是“理礼合一”，“礼”既是“天理”，也是“人事”。所以，他认为，所谓克己，实际上只不过是天理战胜人欲，克去非礼，自然也就能复礼。
图 | 朱熹
汉唐时期佛教的传入，以及道教的发展，儒家之前董仲舒那套阴阳五行宇宙论在对比之下就不行了。尤其是在佛教超越的抽象世界（本体论）和人的心灵世界（心性论）面前，儒家被打的体无完肤。
所以，为了对抗佛教，宋儒们才“给天地立心”，将天理和人心（欲）结合。这样，人们就不用再通过董仲舒的那套“天人感应”从外部世界去间接地接近天，而是人人都可以从自己的内心世界去理解天理。
这就是朱熹为何将“克己复礼”解释为“克制自己，遵从天理”的原因，这是借孔老夫子来给自己的理学做背书。
孔老夫子“克己复礼”的本意，可不是让人去克制自己的欲望。因为，孔子那时候说的“礼”，还只是“天理”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而“克”在古代汉语中有很多意思，既有克制的意思，也有“做到”、“做好”的意思。因此，孔子讲的“克己复礼”，其实是说，只要每个人应该做好自己，人人各安其位，尽到自己的本分，也就恢复了一个社会的“礼”。
因此《论语·颜渊》的那段，如果翻译成白话应该是，“每个人都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一切行为都合乎于礼的要求，这就是仁。一旦这样做了，天下的人就都归向仁了。实行仁德，完全依靠自己，难道还需要靠别人吗？”
这时候，你也许会说，你这么翻译有什么依据吗？
当然了，如果我们弄清楚孔子所说的“礼”是什么，就会明白了。
孔子为什么要“复礼”？在商周时代，社会的生产力水平非常低。因此，相比于我们现代人，缺乏科学理论指导的古人对自然现象的解释能力也就十分有限。然而，人受因果逻辑的影响，自然不愿稀里糊涂的活着，一切的现象他们都得找出一套自洽的因果关系。神鬼迷信，也就大行其道了。
古人最敬畏的就是天，老天爷在想什么，自然就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而古人祭天，就是为了解老天到底是怎么想的。
图 | 祭天仪式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天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到了商代末期，周人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所谓的天命，也就是天的意志不是恒久的，是会发生变化的。因为商纣王暴虐无度，老天就抛弃了商朝。而周文王姬昌爱民如子，功德无量，天命就转移到了周。因此，周武王打出了替天伐纣的旗号。
天的意志跟人的行为发生联系，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人的能动性就要开始凸显了。
在这一套理论的基础上，周人建立了一套新的社会制度（传说的周公制礼），就是后来我们熟知的礼制。
然而，到了孔子的春秋时期，诸侯违背“礼”行事，后来不但没有受到天命的制裁，反而变得越来越强大起来。这就让人感到疑惑了：礼制到底是不是代表了老天的意志呢？既然老天都不惩罚违背礼制的人，人为什么一定要遵循礼制呢？
因此，没有了顺应天意的这个外在动力，“礼”的基础也就动摇了。大家都不怎么再遵循周朝的礼制了，社会也就进入了礼崩乐坏的时代。
孔子认为，这世道之所以这么乱，都是世人不再遵从礼制造成的。所以，他给这个乱世开出的救世良药就是恢复周朝的“礼制”。孔子总把“吾从周”挂在嘴边，是因为孔子他老人家的毕生理想，就是让春秋这个乱世重新恢复到“礼制”的秩序中来。
“礼”到底是什么？中国是“礼仪之邦”，自古以来，中国人不管是宴宾会客，还是丧葬嫁娶，社会中的一切行为，几乎都能找到一套程序式的礼仪。
因此，很多人就想当然的以为，古代人所谓的“礼”，无非就是他们在日常社会活动中的那一套礼节和仪式呗？
这只说对了一半，因为，礼仪只是周礼功能的一部分。为何这么说？先看《论语》中一个著名的典故：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论语·八佾》
话说，孔子谈论到鲁国的正卿季氏（也就是季平子）时说，“用八佾（佾，行列的规格，一佾为8人，八佾就是64人）在自己的庭院中奏乐舞蹈，这样违背礼制的事他都忍心去做，还有什么事情不可狠心做出来呢？”
图 | 礼乐仪式
那么，我们现代人就要不禁感到疑惑了，这孔老夫子管得可真宽啊，人家季平子用多少人奏乐舞蹈也要管啊？
这你就错怪孔子他老人家了，虽然周代礼、乐并称，但乐其实也是礼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据《周礼》规定，礼乐仪式中，只有周天子才可以使用八佾，诸侯使用六佾，卿大夫用四佾，士则用二佾。季平子为鲁国的正卿，按照《周礼》的规定，只能使用四佾，他用天子的八佾规格，无疑是僭越“礼制”的行为。怎么着，你季平子是想当天子啊？
所以，我们回过头再看，之所以孔子他老人家这么生气，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在周代，礼制可不仅仅是一种礼仪的规范，它更是一种社会制度的具体表现。“礼”的核心作用，是维持一种“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的宗法制度。
周朝实行的是分封制，政治是在血缘的基础之上建立的家国同构的模式。周代的天子、诸侯、卿大夫，既是君臣，也是亲戚，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宗法制社会下的大家庭，周天子是家长。
所谓，“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为长子三年，不继祖也。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礼记·大传》
图 | 宗法社会继承关系
所以，在家国同构的宗法制社会下，如何确定不同人之间血缘关系的远近，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原因也很简单，周天子在上，下面诸侯、卿大夫也都不是外人，政治关系与亲戚关系是一体的嘛。
如果在礼法上，要都是对大伯和娘舅一视同仁，那天下就大乱了。这就是所谓的“定亲疏”。
所谓的“决嫌疑”，就是要严格地按照等级划分所有人的地位。
给所有人进行地位排序？对，即使是面对自己的亲儿子，也不能一视同仁。你给大儿子买了冰淇淋，二儿子也想要，怎么办？不但不给买，还得好好教育二儿子不要对老大拥有的东西有非分之想。如果你对待二儿子和大儿子是一样的态度，那么就会产生“嫌疑”。
为什么？因为你的“平等”原则，会让别人产生“嫌隙”，看不出你两个儿子的地位谁高谁低，谁是你将来的继承人。“平等”的后果也很严重，儿子们从小就不知道家里的地位谁高谁低，将来发生继承人问题后，就会争斗个不可开交。
因此，宗法社会要给人人划分等级，即便同样是儿子，也要区分长幼尊卑，嫡庶贵贱，为的就是“绝嫌疑”。
所谓的“别同异，明是非”，就好理解了。守“礼”，就是一切按照“礼”的准则来区分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而相同和差别，用是否符合“礼”的准则来明辨是非。
“礼制”之所以能够维持宗法社会的稳定运转，是因为它给所有人都制定了社会等级地位和行为的边界的标准，所有人都必须根据自己的等级地位所在各安其位，根据自己的行为边界各司其职，谁也别做非分之想。
因此，在“礼制”笼罩下的社会，最不能出现的口号就是“一切皆有可能”。你要非得说你的生活还是有可能的话，得在前面加上一个限定语：“在礼制给你规定好的角色里，一切皆有可能。”
这就好比对着笼中的鸟说：“在这个笼子里你是自由的，可以尽情地展翅高飞。”
“礼制”让社会没有自由平等可言，孔子为何还要“复礼”？看到这，不少人会感到困惑：如果生活在这样礼制社会下，人生的一切可能性也都被剥夺了。对于这样反人性的制度，为什么孔子这样的先贤，后世的儒生还要追捧呢？孔子是不是脑袋坏掉了？这样的“礼制”怎么可能会是救世良药呢？
且慢，咱们先别接着下结论，先做一个假设。
你不是崇尚自由吗？假如你生活在周朝“礼制”下的宗法社会，觉得不想再继续生活在这种反人性的制度下了，于是，你就扛起锄头，拉着心爱的翠花离开村子。那时候地多人少，你打算去山野间找一片地开荒，去过自由的二人世界，再也不用处处受礼制限制。过三年五载，生下两个大胖小子，岂不美哉？
这想法很好，但不要忘了那一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自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在周代，脱离“礼制”下的宗法社会，去寻找自由，代价是巨大的，也可以说就是自杀。
你想组建一个小家庭，开垦出一片田野，去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诗意生活。但现实会告诉你，根本不可能。那可是周代啊。
咱们尚且不论，当时的冶铁技术还不成熟，铁制农具还没有普及，因此，你两口子、甚至是十几口子也开垦不出能够养活你们的田地。就算，你找到一块天然的良田，你有没有想过，一旦遇到洪水猛兽、自然灾害，你怎么办？
干旱的时候，你怎么引水灌溉？洪涝的时候，你如何疏通？霜降的时候你如何打霜？这些农耕的基础项目，都是需要成百、甚至上千、上万人的协作才能进行的。试想一下，你几口之家在荒郊野岭，安能独活？
图 | 古人协作治水
看到这些问题后，我想你就会收起那“自由平等”的口号，怀着对父老乡亲思念的心情，再次返回到那个人人不平等，等级森严的宗法制社会。在古代，尤其是在那生产力水平极其有限的周代，自由和平是不现实的。
因为，在那时候要想生存，大家只能进行合作，抱团取暖。有合作分工，就会有组织有秩序，人在组织中就会有地位的高低，就衍生出了宗法社会。
因此，在尊卑有序的社会中，也只有大宗族的族长，才能够整齐划一的领导并指挥大家，开沟渠疏导水患，生烟火驱霜。这些族长，就是家长、族长、仕、卿、诸侯、国君。
我们生活在分工极其精细的现代工业社会，人不再被栓在土地上，一个几口人的家庭，甚至一个人，只要通过劳动为别人创造价值，就可以生存。所以，“人人平等”的口号才能深入人心。我们习惯了这样的口号，可能是忘记了“自由平等”等概念，也是社会随着近代工业文明发展，出现的产物。
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生产力水平，会决定这个社会的形态与制度。宗法制度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这也可以从侧面说明，这套制度是中国农耕社会下的最有效组织形式。
在宗法社会的“礼制”下，一个人虽说不能逾越自己的阶位行使，但好处是，当有危机突然降临时，他也不是孤身一人。因为在宗法大集体中，甚至一个人的生老病死都有人照料。在这样一个“谁都不是外人”的熟人社会关系中，人人都表现的含情脉脉（至少表面上是），一切事物都是按部就班地在礼制下运转，具有高度的稳定性。
人最渴望是什么？不是自由和平等，而是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生活中获得所谓的安全感。而人的安全感，又与一个绝对稳定的生活状态是高度相关的。
看到这里，你一定明白了，为何咱们的孔老夫子等人会费那么大的力气，耗费毕生的精力也要回到那个严格遵从“礼制”的宗法社会。
孔子“复礼”为什么会失败？这个问题，或许你早已经认识到了，依靠“礼制”所维系的宗法制社会，也必定是一个小规模的熟人社会。也只有这样的社会中，才能依靠血缘关系确定亲疏远近、尊卑长幼，人们才能够各安其位、各司其职，保持秩序井然。
今天，在中国很多偏远地区的农村，一个村一两个姓，还保留着宗法社会下的乡土气息。
在这样的社会中，统治者自上至下逐级行使权力，被支配者自下至上逐层恪守自己应尽的义务。正所是谓“主子的主子不是我的主子，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这样一来，周天子对地方诸侯的控制力是相当微弱的，对于不听调令的诸侯，周天子只能表示无可奈何；同样，诸侯虽然地位高，但他也管不了贵族、卿大夫们养的门客。当诸侯国君的命令调不动卿大夫时，他们往往也只能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
然而，统治者对权力的欲望总是无限的，周代搞的这一套分封制，也只是在文明的初级阶段，有限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下的无奈选择。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冶铁技术的成熟、铁制农具的推广，以及各种农业技术的进步，社会生产力水平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宗法社会的那套“礼制”，对诸侯实现中央集权统治具有天然的制约，看着周天子那一副窝囊的样子，那些富有野心的诸侯们不寒而栗。因此，他们要进行变法，要实行编户齐民、郡县制，拼了命也要打造一套由中央直接任命官员到地方的中央集权式官僚体系。
只有做到这些，诸侯才能将自己的权力在社会中一竿子插到底，对基层社会实现有效地组织和动员，不再受到宗法贵族们的掣肘，可以放心地去追逐自己富国强兵的梦想了。
因此，孔子为什么最终“复礼”失败，道理也就不难理解了。
诸侯们抛弃过去的“礼制”，不断地进行扩张，社会不断地变大。社会膨胀后，原来的熟人社会就被打乱了，逐渐变成了陌生人社会。这样，过去的宗法封建制也就不再适应统治者的政治需求了，也就逐渐地瓦解掉了。
这就好比将十几个、几十个村子拆掉合并，原先的村民进入到了一个比以前更大的社区，在社区中，人们没有了之前在村子里的血缘纽带，也就团结不起来了。这样一来，我空降一个百十来人的物业公司就能管理起一个几万人的社区了。
郡县制就是这样的逻辑，宗法社会瓦解也就意味着周礼的生存土壤也将不复存在了。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各国都在绞尽脑汁变法，这时候谁听从孔子的说教，退回宗法制的小社会，在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那就等同于自取灭亡。这也就是孔子“复礼”失败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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