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文明对成都平原有着深远影响。据《华阳国志》记载，古蜀五祖之一——杜宇，就因教民务农而受到人民的爱戴，其死后还化作杜鹃鸟，每年春耕时节在稻田中声声啼血，催人耕种。今日（6月7日）上午，有关成都平原农耕文明的考古发掘，又有了新发现。
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外公布宝墩遗址最新田野考古发掘成果：首次发现4000多年前的水稻田遗址。这是成都平原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水稻田遗迹，对了解成都平原史前水稻种植史具有重大意义。
据悉，目前已经提取的2件土样标本植硅体检测结果显示：该地层中有水稻植硅体分布，并且是主要农作物类型。从生物指标来讲，该地层已经基本可以判定为水稻田。此外，在此前植物考古中，宝墩遗址发现了4500年前的碳化水稻、黍、粟及其他植物遗存。
位于成都新津的宝墩古城遗址，虽然是我国长江上游地区时代最早、面积最大的史前城址，也是成都平原上人类第一次大规模定居生活的地点，同时也是成都平原稻作文明发源地，但目前尚未出土农耕工具，不过，在距今3200年前左右的金沙遗址，则出土了长141厘米的翻土工具——木耜。
金沙遗址出土的木耜
成都平原的农耕文明是怎样的发展脉络？金沙遗址的农耕技术处于怎样的地位？红星新闻记者采访到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遗产保护与研究部副主任郑漫丽，她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成都先民稻作种植技术提高，农业得到发展
“这次宝墩发现水稻田遗迹，是一种实物证据，证明早在4500年前，成都平原的先民就已经掌握了稻作农业的耕作技术，而这种技术也得到了延续。”
成都平原的农耕文明可以提早到宝墩文化时期。在此之前，我们仅仅通过植物考古发现了碳化水稻、黍、粟及其他植物遗存。再通过不同遗迹水稻、黍、粟出土比例分析，确认成都平原的农业经济结构是以稻谷为主，兼种粟和黍。郑漫丽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这种通过植物遗存的比例及发现概率进行分析的方式，对基础数据的要求很高，即数据量较大得到的分析结果就越准确。同时，受不同时期遗存保护情况的影响，这种理想化的数据获取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它反映的是一种趋于正确结果的可能”。 郑漫丽认为，这次宝墩发现水稻田遗迹，是一种实物证据，证明早在4500年前，成都平原的先民就已经掌握了稻作农业的耕作技术，而这种技术也得到了延续。
此前，通过植物考古发现，与宝墩遗址的稻作农业相似的还有商周时期的金沙遗址，金沙遗址中发现的旱作作物比重很低，“我们甚至还发现了这一时期谷物储藏前已进行集中加工，部分稻粒尺寸有所增大，可能与人类栽培有关”。 郑漫丽认为，在上千年的时间里，成都平原的先民在稻作种植方面不断地积累经验，提升技术，改良稻作农业的技术。“成都平原的先民对于水患关系的处理，可以从都江堰水利工程中看出，那时的成都平原内水患从人，从此进入‘天府之国’的农业高速发展状态，汉代的各种劳作的陶俑、画像砖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劳作场景。” 郑漫丽表示，农耕技术的发展，以及水患关系的平缓都不断促进了成都平原稻作农业的发展。
金沙木耜弥补了宝墩遗址尚无农耕工具出土的遗憾
“耜在整个早期农耕历史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金沙遗址出土的木耜，弥补了宝墩遗址尚无农耕工具出土的遗憾。”
成都平原的农耕文明发展，还可以从出土的农具上看出，生产工具对农耕技术的影响巨大。在金沙遗址中出土过一件木耜，这是目前国内唯一一件保存较为完整的商周时期木质农具，通长141厘米，出土于金沙遗址生活区，形状很像现在的铲子，通体由一块整木制成，因深埋于淤泥之中，隔绝空气才得以保存。
“耜在整个早期农耕历史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金沙遗址出土的木耜，弥补了宝墩遗址尚无农耕工具出土的遗憾。”郑漫丽介绍道，耜是中国古代主要农具之一，用于翻土。新石器时代的耜有骨制、木制和石制。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就发现过骨制的耜，直到商周时期耜还是主要的翻土农具，后来也出现有青铜制的耜。战国时耜变薄加宽称为臿，铁器出现后，木耜开始套上铁质刃口，大约到三国时期，耜才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可见耜在整个早期农耕历史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红星新闻记者│ 乔雪阳 曾琦
编辑│ 李学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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