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悟空虽然打怪是一把好手，但他的行动受限于如来佛祖设定的规则及唐僧阐释的教义，否则就可能招来紧箍咒的惩罚。何以作为“司法者”的孙悟空，其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西游记》是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简单的概括就是唐僧被如来佛祖选定为取经人，带领三个徒弟一路降妖除魔，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求取三藏真经，造福东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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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来，是西方极乐世界释迦牟尼尊者，在西牛贺洲天竺灵山鹫峰顶上修得丈六金身，无仁者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唐僧，是十世修行的金蝉子转世，心无旁骛，一心向佛。不过，最深入读者心里的，莫过于孙悟空。头戴凤翅紫金冠，身披锁子黄金甲，脚蹬藕丝步云履，手舞如意金箍棒，威风凛凛，英气逼人的齐天大圣，无疑是《西游记》的标志性图腾。
何以如此？如果对《西游记》进行一番法律上的遐想，也许会得出一些有趣的结论。
如来是西天取经规则的制定者。佛祖有三藏真经，欲传东土，“叵耐那方众生愚蠢，毁谤真言，不识我法门之旨要，怠慢了瑜迦之正宗，怎么得一个有法力的，去东土寻一个善信，教他苦历千山，询经万水，到我处求取真经，永传东土，劝化众生，却乃是个山大的福缘，海深的喜庆”。观音大士接如来佛旨，去东土寻找取经人，如来说的是：“这一去，要踏看路道，不许在霄汉中行，须是半云半雾；目过山水，谨记程途远近之数，叮咛那取经人。”如来佛祖在唐僧取经的故事中，实际上居于一个规则制定者的角色，他的目的是将三藏真经永传东土，劝化众生；他的规则是苦历千山，询经万水，而那千山万水，都是佛祖授权观音大士事先规划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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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僧是西天取经理论的阐释者。唐僧最常说的一句话是“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到西天大雷音寺求取真经”。这是一个信念坚定的取经人，他虽是肉身凡胎，但却深谙如来西天取经规则的奥义，并且用自己的行动不断探求和阐释取经的意义。一路上，唐僧遇到过要吃其肉的，要涎其色的，要夺其名的种种苦难和诱惑，但每次都能抵住诱惑，克服恐惧，勇往直前。
孙悟空的角色，不消说，就是西天取经规则的适用者。孙悟空火眼金睛，铁头铜骨，不仅武功了得，而且智慧超群。他面对各种妖怪，毫无惧色，总是能想到各种各样的方法消灭之，最终实现如来佛祖订立规则的目的。不过，孙悟空虽然打怪是一把好手，但他的行动受限于如来佛祖设定的规则及唐僧阐释的教义，否则就可能招来紧箍咒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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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法律活动来类比，如来佛祖就是立法者，唐僧是法学者，而孙悟空则是司法者。立法者当然重要，法律是司法的根基，无须详论。法学者当然也是重要的，他们探求法律的基本理论问题，为立法提供理论基础和智识支持；他们归纳和批判法律案件，为法律适用提供方法和思考工具，用《西游记》的故事进行类比，如果没有唐僧这样虔诚的理论家，师徒四人恐怕早就一拍四散了。
不过，在《西游记》里，作为“司法者”的孙悟空，其形象更加深入人心。何也？
一者，规则和理论是灰色的，规则和理论总是落后于生活的，而案例之树长青。如来佛祖的规则是打败妖怪，取经成佛；唐僧的理论是为何要打败妖怪，取经成佛；孙悟空面对的却是，如何打败妖怪。如来精心设计的取经路线，唐僧虔诚遵循的求经信念，都要以孙悟空降服一个又一个妖怪的方式实现。生活要比规则和理论预想的更精彩、更荒诞，也更出人意料，因此司法者并不总是规则的“搬运工”，他要用抽象的规则和理论来面对戏剧化的生活现实。就如同孙悟空一样，他面对的妖怪形形色色，有菩萨神仙的坐骑小童，有荒山野岭自行修炼的狐狸白骨，还有隐身西凉女王身后的心魔，这就要求他必须因妖制宜，运用其功夫，发挥其智慧，或武力降服之，或求救神仙菩萨，或巧设计谋。所以，在这充满张力的过程中，孙悟空的形象就生动起来了。
二者，法律代表正义，而司法是实现正义的手段。如果正义是法律的图腾，立法者就是这图腾的设计者，理论家就是这图腾的完善者，而司法者则是将这图腾展示于世的行动者。以《西游记》的故事作比，如来佛祖高居庙堂之上，掌握着芸芸众生之命运；唐僧总是正襟危坐，不苟言笑，谈论着佛法奥义；但孙悟空却是直面生活的，化缘是他，探路是他，打怪也是他。司法的过程亦是如此，立法者制定的是抽象的规则，法学者研究的是抽象的问题，而司法者，则需站在民众的面前，按照立法者的规则，根据法学者的理论，对实际发生的具体的活生生的案件——无论是家长里短的纠纷，还是对杀人放火的控诉——作出裁决，并最终通过一纸判决定分止争。
孙悟空的形象之所以更深入人心，是因为人们对他更熟悉，正如人们更熟悉法官、检察官而非立法者或法学家一样。正因如此，作为司法者的法官和检察官，更应该心怀畏惧之心，小心翼翼地审查案件，并作出经得起考验的判决，因为司法者的判决是具体的，也是活生生的正义。
来源：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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