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李崇寒
就像生活在信息爆炸时代的我们对碎片化阅读的担忧，900多年前苏轼也有类似疑虑：“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和印本的广泛流传使得“以文为治”的宋人迈入“知识爆炸”时代，普通百姓人家只要愿意读书，不愁没处买，可买来看还是不看、看得粗还是精，是个问题。比苏轼大几十岁的老儒就没那么幸运，他们年轻的时候，赵宋政权初建，国子监藏书版才四千，遑论民间，老儒们“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有幸借到书了，日夜抄写、诵读，生怕书还给对方后再也读不到了。到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时，国子监藏书版十余万，读书人不用受耳授、手抄之苦，急遽增多的诸子百家印本改变了过去的阅读习惯，老师们时常抱怨，印本多了以后，有的学生读书往往鲁莽随便，不太认真。不过相比手写传抄书籍，雕版印刷对于知识流通、图书传播和文化繁荣的推动还是产生了深远影响，“宋代文学、哲学、海内外贸易、科学技术的巨大变化跟进步，没有一个不是跟印刷术发明相联系的”，这其中既有雕版印刷，也包含补雕版印刷不足之活字印刷。
雕版印刷虽比抄写方便，亦有局限性，比如印一页雕一版，一套书版只能对应一种书，若是遇上大部头的书，光是刻版就得耗上若干年，不仅成本高，占地空间大，如果没有机会重印，弃置一边的话，得不偿失。有什么方法既能减少成本、提高印刷效率，又能满足市场需求，提供更多种类的书籍？庆历年间（1041—1048）布衣毕昇想了一招，对雕版进行“灵活处理”，化“死版”为“活版”，即后来熟知的泥活字印刷法。
毕昇活字版复原模型，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根据沈括在《梦溪笔谈》的记载，毕昇的操作流程如下：活字以黏土制成，“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常用字造20个或以上，以备一版重复出现时所用，文稿中出现的生僻字原所制活字中没有的，当下补刻；制版时，在铁板上敷上一层松脂、蜡、纸灰混合制成的药剂，将活字依次排在上面，用火加热铁板，使松脂、蜡稍熔化，“以一平板按其面”，活字得以平整、固着在铁板上；印刷时，为了提高效率，通常用两块铁板，一块板覆纸刷印，另一块板排字，第一块印版印完后，火烘之，使药熔化，轻轻一抖，取下活字备用，第二块印版开始刷印，相递使用，提高效率；活字不用时按字韵分类放入木格之中，贴上标签，便于检索。如此实验的成效如何？“若止印三二本，不算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显得极为神速”，看来毕昇发明的初衷是为了印制篇幅及印数大的刊物，从刻字用料、拣字排版、储备多用字、补刻冷僻字和保管活字等流程来看，都是基于对雕版印刷术弱点的革新和改进。
毕昇发明泥活字之前，北宋各州县发行的田宅契纸已出现了活字印刷的雏形。民间买卖土地、房产，须先到官府买来印制好的田宅契纸，双方商定条件后，在契纸上填写、画押或钤上私印，再由官府查验，盖章后方为有效。契纸的格式是统一的，由政府规定，以木雕版印成，但每张合同上的“千字文”编号是机动的，印刷这种仅有少数文字变更的公文最简便方式，就是在印版相应部位留出凹槽，将需要出现的字号以木活字嵌入其中，保证整版大体不变，仅编号随时变化，省得人力填写。这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活字印刷，但为后人提供了变革雕版印刷术的思路。毕昇试过以木活字排版印刷，结果发现木料纹理疏密不匀，刻制困难，木活字沾水后容易变形，与药剂相黏后不易分开，种种操作不便让毕昇“舍木而用泥”，终究是泥活字试验成功了才被沈括记录并传播开来，至于毕昇用泥活字印了哪些书？销量和效果如何？不得而知。毕昇死后，泥活字为沈括子侄辈获得，可能也印过一定数量的书，不知是沈括亲眼见过毕昇操作还是从亲人处听说，关于毕昇本人和他与沈括的交集，我们所知甚少。
一个基本共识是，平民毕昇当在杭州（当时最大的印刷中心）从事与书籍印刷行业相关的工作。他可能来自蕲州（今湖北省英山县草盘地镇），因为1990年湖北省英山县草盘地出土的一方墓碑上刻有“故先考毕昇神主、故先妣李氏妙音墓”。他离乡背井到大城市杭州谋生，与家在杭州的沈括或其子侄有一定来往，在日复一日的实践中积累经验，探索新的路径。在他反复多次的试验过程中，身边必定有众多助手帮忙，这绝非一人所能完成的工作，“合乎情理的推测为，毕昇可能是书籍铺主人。从生产经营来看，他有这种发明的需要；从研制所花费的人力、物力来看，他能够承担得起，并可组织刻工、印工来共同从事各项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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