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中共长江局在武汉组建国共合作政治部第三厅。图源：武汉电视台纪录片《纪念包围大武汉75周年》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南京失守，国民党政府事先已迁往重庆，国民党中央及军事委员会迁到武汉。九月，中央已派董必武同志先去武汉开展统战工作，建立办事处，后来处长钱之光也从南京到了武汉，住在安仁里。这里对外叫“董公馆”，电台就架设在此。十二月，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到武汉后，成立了长江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越来越多，安仁里住不下，经国民党同意于一九三八年一月迁到原日租界大石洋行。李克农为长江局秘书长，吴克坚和我为秘书，我兼机要科长。二月，周恩来同志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任政治部三厅厅长。不久，凯丰、邓颖超、罗炳辉、李涛、聂鹤亭、张爱萍、张经武、边章伍等都到了武汉。这期间，虽然有王明的投降路线的干扰，但由于周恩来、董老、叶剑英和其他同志的抵制，使党中央关于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全民抗战的方针得以贯彻，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和反动政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统战工作和国际的宣传工作都有很大开展；南方各省党组织也相继恢复和发展。办事处为延安和前方运送干部和物资的工作也特别忙。
由于形势的发展，电台通报量越来越多，除了设在大石洋行的电台外，在湖北省委机关又设一部半公开电台，以后又在二耀小路设一电台。联络地点有延安、重庆、长沙、南昌新四军、竹沟彭雪枫办事处，鄂东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处，前方总部等。这时机要电台人员也增多了，电台方面有申光、肖贤法、柳仁甫、刘澄清、王清生（王老五）、刘成义等，由申光负责，主要搞机务。由于工作开展得快，人员培养一时跟不上，有的报务员水平比较低。有一次派一报务员经徐州到山东建电台，出发前申光教给他如何使用波长表，但他到了徐州就忘了，只好又回到武汉重新学习。机要科有李金德、彭健、朱轩、张海清等。
当时来往的电报很多，我是长江局的秘书兼机要科长，所以整天在四层楼内上下跑送电报，大家叫我“机要科长”，有些同志听成“鸡鸭科长”，慢慢就叫开了。后来就把“鸡”当成机要，“鸭”当成电台的代名词。所谓“鸡鸭行”，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当时正值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力量英勇地抵抗着敌人。在国内外都有很好的影响。国民党这时期还不敢公开对我们进行破坏，因此我们的活动比较自由，有时可以看看电影，饭后无事就租自行车沿江跑跑。遇到日本飞机轰炸时，除值班员外，可以坐卡车到法租界躲避。
长江局时期，机要工作是在周恩来、李克农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他们特别重视保密工作和对机要人员进行保密教育。李克农的主要工作，一是抓情报，由张唯一、陈家康专搞此事；二是抓机要。机要工作都在四楼，一头是机要科，一头是电台，不准别人随便上去。情报、电报看完就烧掉，不存档。遇到日本飞机轰炸时，值班的机要员只能提着密码箱在底层的楼梯下躲避，不准出大门。有一次朱轩值班，警报响了，他违反规定提着密码箱也随大家躲到法租界去了，回来后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以后就再未出现此类事情。
李克农同志的警惕性是很高的。我们架了一个电台在湖北省委的住处，李有时到那里去检查工作。陶铸当时在湖北省委工作，也常到那里去，但他两人不认识。一天晚上，李克农正在电台那里，陶铸大摇大摆地走进来，李一见有生人进来，立即警惕起来，不让陶进去。陶铸看到一个戴眼镜的生人挡着他，也很惊奇，他偏要进去，李就偏不让他进。结果两人互相怀疑，就在走廊上打起架来，把李克农的眼镜也打掉了。后来别的同志赶到，对他们作了介绍，才消除了误会。大家都说，克农和陶铸演了一场“三叉口”。还有一次，黄埔军校的一些同事和同学如张治中、康泽等，请原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吃饭，李克农亲自去做保卫工作。吃饭时，他们轮流向周恩来同志敬酒，有些人企图把他灌醉。李克农同志为保护周恩来同志的健康，便起身抢过酒杯代饮。饭后，还有人请来摄影师，给大家照相。第二天，李克农同志到照相馆去，装着看看底片的情况，他拿到底版后（当时底版都是玻璃的），看了一下，“哗啦”一声掉在地上摔碎了。嘴里说真可惜，实际上是他假装失手摔碎的，是防止特务利用这张照片去宣传。以上这两件事，都说明李克农同志过去在敌人内部进行斗智斗勇，养成了良好的保密习惯和高超的斗争艺术。他的言传身教，给我们机要人员进行了很好的教育。
由于形势的变化，周恩来同志未开完六中全会就赶回武汉，进行了各项工作。在武汉危急时，他亲自同肖贤法、张元谈话，布置他们留在武汉搞地下电台。后来因条件困难，肖、张于一九三九年撤到重庆。
在武汉期间，做机要通信工作的同志们，都忠诚可靠地战斗在自己的岗位上，保住了机密，完成了任务，受到了锻炼。
作者：童小鹏
编辑：卫中
*本文摘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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