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局工作(长江局鸡鸭科长)(1)

1938年中共长江局在武汉组建国共合作政治部第三厅。图源:武汉电视台纪录片《纪念包围大武汉75周年》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南京失守,国民党政府事先已迁往重庆,国民党中央及军事委员会迁到武汉。九月,中央已派董必武同志先去武汉开展统战工作,建立办事处,后来处长钱之光也从南京到了武汉,住在安仁里。这里对外叫“董公馆”,电台就架设在此。十二月,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到武汉后,成立了长江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越来越多,安仁里住不下,经国民党同意于一九三八年一月迁到原日租界大石洋行。李克农为长江局秘书长,吴克坚和我为秘书,我兼机要科长。二月,周恩来同志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任政治部三厅厅长。不久,凯丰、邓颖超、罗炳辉、李涛、聂鹤亭、张爱萍、张经武、边章伍等都到了武汉。这期间,虽然有王明的投降路线的干扰,但由于周恩来、董老、叶剑英和其他同志的抵制,使党中央关于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全民抗战的方针得以贯彻,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和反动政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统战工作和国际的宣传工作都有很大开展;南方各省党组织也相继恢复和发展。办事处为延安和前方运送干部和物资的工作也特别忙。

由于形势的发展,电台通报量越来越多,除了设在大石洋行的电台外,在湖北省委机关又设一部半公开电台,以后又在二耀小路设一电台。联络地点有延安、重庆、长沙、南昌新四军、竹沟彭雪枫办事处,鄂东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处,前方总部等。这时机要电台人员也增多了,电台方面有申光、肖贤法、柳仁甫、刘澄清、王清生(王老五)、刘成义等,由申光负责,主要搞机务。由于工作开展得快,人员培养一时跟不上,有的报务员水平比较低。有一次派一报务员经徐州到山东建电台,出发前申光教给他如何使用波长表,但他到了徐州就忘了,只好又回到武汉重新学习。机要科有李金德、彭健、朱轩、张海清等。

当时来往的电报很多,我是长江局的秘书兼机要科长,所以整天在四层楼内上下跑送电报,大家叫我“机要科长”,有些同志听成“鸡鸭科长”,慢慢就叫开了。后来就把“鸡”当成机要,“鸭”当成电台的代名词。所谓“鸡鸭行”,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当时正值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力量英勇地抵抗着敌人。在国内外都有很好的影响。国民党这时期还不敢公开对我们进行破坏,因此我们的活动比较自由,有时可以看看电影,饭后无事就租自行车沿江跑跑。遇到日本飞机轰炸时,除值班员外,可以坐卡车到法租界躲避。

长江局时期,机要工作是在周恩来、李克农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他们特别重视保密工作和对机要人员进行保密教育。李克农的主要工作,一是抓情报,由张唯一、陈家康专搞此事;二是抓机要。机要工作都在四楼,一头是机要科,一头是电台,不准别人随便上去。情报、电报看完就烧掉,不存档。遇到日本飞机轰炸时,值班的机要员只能提着密码箱在底层的楼梯下躲避,不准出大门。有一次朱轩值班,警报响了,他违反规定提着密码箱也随大家躲到法租界去了,回来后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以后就再未出现此类事情。

李克农同志的警惕性是很高的。我们架了一个电台在湖北省委的住处,李有时到那里去检查工作。陶铸当时在湖北省委工作,也常到那里去,但他两人不认识。一天晚上,李克农正在电台那里,陶铸大摇大摆地走进来,李一见有生人进来,立即警惕起来,不让陶进去。陶铸看到一个戴眼镜的生人挡着他,也很惊奇,他偏要进去,李就偏不让他进。结果两人互相怀疑,就在走廊上打起架来,把李克农的眼镜也打掉了。后来别的同志赶到,对他们作了介绍,才消除了误会。大家都说,克农和陶铸演了一场“三叉口”。还有一次,黄埔军校的一些同事和同学如张治中、康泽等,请原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吃饭,李克农亲自去做保卫工作。吃饭时,他们轮流向周恩来同志敬酒,有些人企图把他灌醉。李克农同志为保护周恩来同志的健康,便起身抢过酒杯代饮。饭后,还有人请来摄影师,给大家照相。第二天,李克农同志到照相馆去,装着看看底片的情况,他拿到底版后(当时底版都是玻璃的),看了一下,“哗啦”一声掉在地上摔碎了。嘴里说真可惜,实际上是他假装失手摔碎的,是防止特务利用这张照片去宣传。以上这两件事,都说明李克农同志过去在敌人内部进行斗智斗勇,养成了良好的保密习惯和高超的斗争艺术。他的言传身教,给我们机要人员进行了很好的教育。

由于形势的变化,周恩来同志未开完六中全会就赶回武汉,进行了各项工作。在武汉危急时,他亲自同肖贤法、张元谈话,布置他们留在武汉搞地下电台。后来因条件困难,肖、张于一九三九年撤到重庆。

在武汉期间,做机要通信工作的同志们,都忠诚可靠地战斗在自己的岗位上,保住了机密,完成了任务,受到了锻炼。

作者:童小鹏

编辑:卫中

*本文摘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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