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0年以来，在多个重要场合提到“国之大者”，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对它了然于胸、心中有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再次强调：“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那么，“国之大者”究竟是指什么 ？它的历史源流和当代发展又是怎样的呢？，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国之大者有怎样的理解?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国之大者有怎样的理解
自2020年以来，在多个重要场合提到“国之大者”，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对它了然于胸、心中有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再次强调：“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那么，“国之大者”究竟是指什么 ？它的历史源流和当代发展又是怎样的呢？
一、《道德经》“国中有四大”的政治思想
“国之大者”的“国”指国家，“之”为助词，“大”意为根本，“者”代指事物。它所指的是国之为国、治国理政的根本所在，诸如国本、国体、国是（重大国策）等。历史上，中国人很早就对国家兴废之道进行过诸多讨论。现在人们在追溯“国之大者”的典故来源与历史内涵时，一般会习惯性地从组词的相似性出发，联系到《左传》《孙子兵法》中所记载的相近字词。如《左传·成公十三年》所载刘康公说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以及《孙子兵法·计》所载孙武说的“兵者，国之大事”等。不过，《左传》等古籍里说的“国之大事”主要指国家需要重视和处理的部分重要事务，未能完全揭示“国之大者”所蕴含的深刻思想。
在中华文化经典中，最早较接近“国之大者”这种精炼表达，并赋予其深刻内涵的当推老子的《道德经》。《道德经》第二十五章说“国中有四大”“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相关内容正是在论说国家根基，其中的“四大”各自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深刻的政治思想内核。
“天”，古人指在上的轻扬之气、日月星三光等。同时，太阳东升西落，月盈月缺，斗转星移，它们不断变化，周而复始，这些又直接与时间相关。因此古人也常说“天由四时成”，四时指立表测影中日影最长、最短以及中分的相应情况，所对应的就是历法里夏至、冬至、春分、秋分四日，以及由此区分出来的四季，它们也与日月星一样，健行而永无停滞。故孙子说：“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孙子兵法·计》）即“天”的深层内核特指时间。以此为基础，它又代表着一切事物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从国家层面而言，任何一国都是建立在特定的时间中，不可能脱离具体的历史与时命。
“地”，古人指在下的混沉之气、无涯的大块等。同时，古人又说“地由五行成”——大地由金、木、水、火、土等五元素构成。因此，大地在具备广袤无垠特征的同时，各处又具有截然不同的风情物候。那么对于身处具体位置的个人、族群、邦国而言，“地”既是那个厚载万物的庞然巨物，又指无限中相对有限的地域。正如汉字“国”寓意裂土封国，以戈矛护卫。一个邦国总是建立在一定的国土之上，也因此有了自身独特的地理与地域特征。
“道”，即路，指万物所在、所行的路径。包括上至日月星辰所运行、下至江河湖海所流转、中及芸芸众生所奔走的种种道路。在老子看来，道路之所以为道路，是因为它“虚无”“处下”，也正因此才能容万物，并使万物行于其中。只要是物，都身处、行走在特定的道路中，国家亦然。不过，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道：大国有大国之道，小国有小国之道，春秋诸侯国也是各有其道，因此说“道可道，非常道”。国家都要重视自己所处所走的道路，不然会成为迷失者。《道德经》则劝诫国家走大道、正道，不要想着走巧径、邪路。
“王”，指人，更指打通天、地、人三才的人群领导者。在早期的中华文化经典中，“大人”“圣人”等原指有德君主。《周易·文言传》注解“乾卦”的九五之爻，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这里的“大人”本义就是指依从规律治国理政、实现国家和谐发展的最高领导者。王，就是这样的“大人”，他“以百姓心为心”，遵从自然之道，安邦定国，治平天下。
简而言之，老子说的国家四大根本支柱在于它的历史与时命、地域与经济文化、正确的发展道路，以及通达而坚定的领导者。
二、“国中有四大”思想在历史上的体现
老子的“国中有四大”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治国理政历史的经验总结与理论提升，可以在其前后的诸多历史典故与中华典籍中获得呈现和印证。
天（时间、历史）的重要性，在于国以史立，以时兴。中国人很早就有了历史理性，积极记录国家历史。上古三皇五帝事迹见于“《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左传·昭公十二年》），后世尧、舜、夏、商周之事则载录于《尚书》《春秋》等等。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可以更好地理解当下与未来，在国家重大问题上做出合理判断与选择。《礼记·礼运》里记载孔子在讨论“大同”与“小康”理念时，涉及了他对历史与现实的看法。他说对于身处春秋时期的中国人而言，尧舜时代的大道通行、天下为公的“大同”，虽然美好，但已成历史，而夏商周以来的大道隐退、天下为家的“小康”虽有不足，但却是历史的选择与现实的基础。且在商礼与周礼之间，他也选择了更切合当时社会现实的后者。荀子在谈论国家治理时，也指治国者应通观历史与现实，当自觉“法后王”——即有道君主治国，论大道与精神则止于尧舜禹，论礼乐制度则取法周代以来新近君主，更具体的条例则因地制宜（见荀子《非相》《王制》《正名》等）。至于法家商鞅、韩非子等，对“法后王”的强调更胜儒家，自不待言。
国家治理对国土、地域的重视，也是自古以来的传统。《左传》载晋公子重耳（即后来的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曾流亡在外，向野人乞食，但对方只给他一把土块。重耳恼羞成怒，欲鞭打对方，臣下狐偃却以“块”为大物、寓意上天赐其国土而劝解之。重耳听言，转怒为喜，接受土块，以之为宝，车载同行。联系这段典故的更多背景，我们可以知道当时重耳一行流亡在外，漂泊无依，沦落到要去蛮族之所乞食的境地，对方叫他“吃土”，的确有轻蔑、羞辱之意。但狐偃知道他们势单力孤，不可得罪对方，于是找了句漂亮话哄重耳离开。虽然这是狐偃的老狐狸做法，但它之所以能起到安抚宽慰的效果，在于人们本就将土地与国家绑定。国家建立在具体的土地上，也就意味着它必然是在无涯大块的某一地域之中。因此，高明的治国者必须知全局，只有这样才能把握自身的一域。如西汉早期，汉武帝面对汉匈局势，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完成中华历史上著名的“凿空之旅”，使汉朝人得以全面了解自身与匈奴所处的地域关系。汉武帝以及之后的几代君主以此为基础，积极联络地缘政治板块上的其他邦国，为最终取得对匈奴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国家发展道路，历来是思想家们关注的焦点。先秦时期，道家、儒家、墨家、法家等诸子百家都提出了自己的建国方略、治国理念。最终，秦国采用了法家主张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并一统天下。这个模式在经历过汉代的调整与消化后，最终成了传统中国的基本国家遵循。
国家领导者对于邦国兴废的作用，自是不言而喻。古人常将他们比作牧羊人等。中华典籍对三皇五帝、尧、舜、禹、商汤、周文武等国家优秀领导者的称颂、赞誉，随处可见。在传统的治国为政理念里，除强调领导者要“以百姓心为心”外，也强调人民对国家领导者权威的维护。后世评价齐桓公、管仲时，认为他们对中华文化的最大功绩在于“尊王攘夷”。孔子曾感叹：“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即指如果没有管仲劝诫齐桓公贯彻尊王之道，中国将失去首脑与核心，四方将陷入混乱，乃至被外敌侵扰，亡国灭种。
老子的“国中有四大”思想影响甚大。后来孙武将它转化运用到考察他的“国之大事”——兵争问题上，他说，考察兵争，“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孙子兵法·计》）。相关体系只是将论述对象由“王”转为与军事相应的“将”，并外加涉及军队组织、编制与管理的“法”而已。此后，《道德经》的相关内容被不断形而上化，内涵变得更为丰富，甚至玄虚、缥缈，但政治思想本义始终是它的底色，影响深远。
三、“国之大者”对“国中有四大”的接引与发展
今天，所凝练的“国之大者”对这些优秀传统文化有所接引，并做了重要创新发展。如果将“国之大者”对应“国中有四大”，那么“天”“地”“道”“王”将分别对应今天中国的新内容。
“天”，即指我们生活于21世纪、新时代。我们不是生活于古代，也不是生活于30年前，更不是想象中未来的某个时间节点，而是切切实实的当下。在当今世界，人类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迎来了新的变化，任何拘泥于过去的观念或耽想，都是脱离现实而危险的。因此，在谈到“国之大者”时，强调“要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党中央正是基于对这种历史挑战与机遇的洞察，部署并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地”，中国国土广袤，各地物候、人情不同，相应的历史文化也丰富多元。同时，我国位处东亚以及汉字文化圈，这也决定着地缘政治格局。更为重要的是，当今世界处于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并行的复杂形势中，身在其中的我们有着特殊的位置与处境。对于这些“大地”，不可不知。因此，在谈到“国之大者”时指出，中国各地的山川自然资源是我们的生物基因库、生态屏障、民族祖脉、文化象征，我们应当好生态卫士，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同时强调，在面对当今全球复杂的经济政治局势时，要有大局意识，懂得谋全局者才能谋一域。
“道”，即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谈及“国之大者”时，多次强调“最为重要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简而言之，即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个自信。
“王”，对应领导全国人民谋发展的中国共产党。说：“要自觉讲政治，对国之大者要心中有数，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在面对国家治理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时，牢记“国之大者”的突出表现在于“讲政治”，而中国最大的政治，就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当然，凝练的“国之大者”也对“国中有四大”进行了重大创新发展，在传统文化所强调的“以百姓心为心”的基础上，赋予“国之大者”最为彻底的人民性：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历史，土地是人民的土地，道路是人民的道路，党是人民的党。正如指出的，“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栏目主编：王多 题图来源：IC photo 图片编辑：邵竞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来源：作者：陈成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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