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若国目前学界仍理论不清，这是因为若国（包括邔国）是一个比楚国更为古老的国家，有关文字的记载较为混乱，出土文物较少，有据可证的东西并不多。
然而，对若国的研究，却是解开楚若（鄀）关系、解读《楚居》中隐秘的史事、破解楚史若干问题的一把钥匙。
《世本》载：“鄀，允姓之国。黄帝之子昌意降居若水，为诸侯，此其后也。”
《竹书纪年》：“帝颛顼高阳氏，母曰女枢，见瑶光之星，贯月如虹，感己于幽房之宫，生颛顼于若水。”
《竹书纪年辑证》引《义证》言：“《大戴礼·帝系》曰：‘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泜水，昌意降居若水。’《史记·五帝本纪》‘泜’作‘江’，余同。索隐曰：‘降，下也，言帝子下为诸侯。’”
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昌意居若水，颛顼生于若水。
若水，《索隐》注：“江水、若水皆在蜀，即所封国也。水经曰‘水出旄牛徼外，东南至故关为若水，南过邛都，又东北至硃提县为卢江水’，是蜀有此二水也。”照此说若水在四川（蜀地），或岷江、或雅砻江一带，但当时黄帝族系受各方面条件制约，其领地应该发展不到蜀地，并且“江水（国）”亦不在蜀，《正义》引《括地志》云：“安阳故城在豫州新息县西南八十里。应劭云古江国也。《地理志》亦云安阳古江国也。”因此，以《山海经·海内经》为代表的岷江说，以《水经注·若水》为代表的雅砻江说，均不足凭信。
又有一说若水即为汝水，“若”“汝”古音同，如《史记·张仪列传·索隐》：“若者，汝也。”昌意之国在今河南汝水附近。徐少华、田昌五、马世之、陈朝霞等主张此说。
从出土文献看，鄀，在商朝称为“若”，出土有青铜器《若癸鼎》《亚若癸尊》《亚若癸卣》《若父己爵》《亚若父己爵》等，从若称“亚”来看，若应是殷商“内服诸侯”。通常认为西周时期若称鄀，并分裂成二鄀国，即上鄀、下鄀。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认为有两鄀，即上鄀与下鄀，下鄀释为蠚，下鄀有《下蠚雝公缄鼎》《下蠚公簠》等，而上鄀有《上鄀公敄人钟》《上鄀公簠》等，而郭沫若认为南郡之鄀为鄀本国，因此称为上鄀，上鄀在金文中有鄀哀公、鄀晨公、鄀公敄，鄀器中的“鄀公”或为楚国县公。据《下鄀雝公缄鼎》出于上雒，上雒即今陕西商洛市。因此郭沫若认为下鄀即在今商密，由宜城而迁，而上鄀在商洛，后被晋所灭，成为晋邑。
陈朝霞《从近出简文再析鄀国历史地理》，据西周晚期有上鄀器物《上鄀公敄人钟》、下鄀器物《下蠚雝公缄鼎》，而周恭王时期鄀国之物《士山盘》尚只称鄀，到周夷、厉两王始有下鄀、上鄀之分，因此陈朝霞认为鄀国分裂为上、下鄀时间在西周中期，夷、厉两王之前，上鄀即今河南西峡县西十五公里丁河古城遗址，下鄀，即古商密之地，在楚穆王四年，鄀国叛楚后，楚迁鄀于内地，即今湖北宜城东南的乐乡，两鄀都亡于楚。
马世之也认为“约在西周中期，就出现了上、下鄀之分，直到春秋早期，二者还并行发展。”
郭沫若、陈朝霞等均认为下鄀即古商密之地，而对上鄀之地二人观点不同。如果按陈朝霞所言上鄀在今丁河古城遗址，则不能解释《楚居》“乃窃若人之犝”，即公元前1042年，酓绎封“子男之田”，屈紃居夷屯，派人偷若人小牛来祭祀。夷屯距离丁河古城遗址，两地直线距离就达180多公里，显然是不可能完成“偷牛”之事的。
杜预认为：“昌意所封在鄀，鄀乃襄州乐乡矣。”《春秋释例·鄀》也注：“《世本》云：‘允姓之国，昌意降居为侯也’。在襄州乐乡县也。按，《隋书·地理志》襄阳郡下云：江左并置雍州，西魏改为襄州。杜佑《通典》：隋后改为襄阳，郡因之，乐乡县属焉。春秋鄀国地也。”
襄州，即在今湖北襄阳。《元和郡县志·乐乡县》记载：“本春秋时鄀国之城，在今县北三十七里，鄀国故城是也。在汉为鄀县地，晋安帝于此置乐乡县，属武宁郡。隋大业三年改属竟陵，皇朝改属襄州。”而据《旧唐书·乐乡》记载：“汉鄀县，属南郡。晋于合城郡置乐乡县。武德四年，置鄀州，领乐乡、长寿、率道、上洪四县。贞观元年，省上洪县，八年，废鄀州，以长寿属温州，以乐乡、率道属襄州。”《太平寰宇记·废乐乡县》记载：“在（襄）州南二百二十里，旧管四乡。本春秋鄀国地。迄今有若乡，在若水之旁。晋隆安五年，于今城戍置乐乡县，属武宁郡。后魏废帝元年，置鄀州，贞观八年废鄀州，以其地改属襄州，周显德二年并入宜城县，皇朝开宝五年割隶荆门军。”
杜预为西晋人，其时乐乡尚未设县。东晋隆安五年（401年）置乐乡县，为武宁郡治。治所在今湖北钟祥市西北六十六里乐乡关。隋属竟陵郡。唐属襄州。五代周显德二年（955年）废。鄀国故城，在今乐乡关北三十七里，其位置大约在今胡集镇政府一带。此处有罗山遗址，位于钟祥市胡集镇罗山村七组。
2006年，武汉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和钟祥市博物馆联合对罗山村古城遗址进行了调查考证，确定为一处保存较好的东周时期遗址，具体年代约为春秋中晚期至汉晋。经对该处考古遗存结合文献分析，初步确定为“古鄀国、汉晋鄀县”所在。该地位于乐乡关东北约三十余里、胡集镇东6公里处。遗址处于落差达十余米的岗地上，平坦如砥，面积约75万平方米，其中南北长约1500米，东西宽约500米，文化堆积层厚约2.2米。采集的陶片为泥质灰陶为主，夹砂红陶次之，纹饰有弦纹、绳纹，器形有鬲、豆、罐、盆、瓮及筒瓦、板瓦等。
经考古专家现场勘查，在遗址旁尚有一条渐次淤塞的古河道沿其东侧向南折向西蜿蜒流过，与《水经注》中所载“古鄀国、楚鄀县”地望完全相合。据《水经注》所载汉水迳故鄀城南，结合卫星地图所示古河道痕迹，可知今胡集镇转斗社区一带，还是一片汪洋。罗山遗址在春秋战国之时东侧紧临汉水，处于蛮水（鄢水）南面，北部以蛮水为界与鄢邑相望。
鄀邑、湫郢、鄢郢、朋郢（垪郢）地理位置示意图
钟祥罗山遗址的发现，较好地解决了楚穆王（公元前625年～公元前614年在位）四年，将“商密之鄀”由淅川迁来此地置为楚鄀邑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了《左传·定公六年》令尹子西让楚昭王“迁郢于鄀”的问题。楚昭王“迁郢于鄀”，鄀是鄀地，并不鄀郢，因为自楚穆王定鄀邑之后，鄀再没有升格到“郢城”的级别。《楚居》中也没有记载此事，说明楚昭王并没有居住在鄀地，子西“于是乎迁郢于鄀，而改纪其政，以定楚国（《左传》）”，所迁只为定“邦”，而楚昭王时居“秦溪之上”。
关于楚国的国家建制，我们目前还知之甚少。我认为楚国在酓达（熊通）称王之后，实行的是“都邦制”，严谨的说法是“一都一邦制”，即一城为都，一城为邦。这点也不是楚人首创，而是师从周王。周人有三大都邑，曰岐周、宗周、成周，从西向东排列，每个都邑都是双城。楚惠王时，“白公起祸，王太子（熊中）以邦复于湫郢。”楚柬大王（熊中）时，“王太子（熊当）以邦居朋郢。”，以上两条记载，均见于《楚居》，可为从证。包山楚简第8简：“王（楚怀王）游于蓝郢之游宫，焉命大莫敖屈阳为命邦人内（纳）其溺典”，此“邦人”之“邦”即楚邦。怀王时的楚邦不详，疑为朋郢。
楚昭王时，阖闾入郢，郢都（福丘）遭到破坏。在楚国动乱之际，令尹子西的首要任务就是“安邦定国”，只是时机不成熟，直到公元前504年，“四月己丑，吴大子终累败楚舟师，获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国大惕，惧亡。子期又以陵师败于繁扬。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为矣。’”
子西“迁郢于鄀”，实际即“迁郢于邦”。那么问题来了，此“邦”在鄀邑何处呢？
《水经注》载：“沔水又经鄀县故城南，古鄀子之国也。秦楚之间，自商密适此，为楚附庸，楚灭之以为邑。县南临沔津，津南有石山，上有古烽火台。县北有大城，楚昭王为吴所迫，自纪郢徙都之，即所谓鄢鄀卢罗之地也，秦以为县。”
按《水经注》所言“县北有大城”，果然在罗山遗址（鄀邑）以北，直线距离大约16公里处有“小胡岗遗址”。
“小胡岗遗址”位于宜城市东南郑集镇红星村，处在一条东西走向的平缓冈地上，遗址南北长约1500米，东西宽约1200米，面积约180万平方米，其面积小于楚皇城遗址面积（220万平方米），大于宜城郭家岗遗址面积（12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0.5～1.5米。暴露出灰坑。采集陶片以泥质灰陶为主，有少量夹砂红陶，纹饰有绳纹、瓦棱纹，器形有鬲、豆、盆、罐及板瓦等。
从卫星地图看，“小胡岗遗址”东临汉水，南靠蛮河，非常方便水上交通。在遗址的周围，有一东西长约6000米，南北宽约2500米的不规则半椭圆形环绕水系印痕（西到肖家冲，东到何坡村西，北到扬旗岗，南到下武当），印痕不知何时形成，遗址处于印痕的东北角。
从“小胡岗遗址”规模来看，已非常具备郢城的规模。然而此处并不是《水经注》所说的楚昭王自纪郢徙都之处。一是经考古发掘，此处被确定为战国遗址，非楚昭王所处的春秋末期。二是“小胡岗遗址”地处蛮河以北，其北5公里处就是今楚皇城（鄢郢），以蛮河为界，显然它已进入鄢地。从时间和所处位置来看，它均不符合相应的条件。
“小胡岗遗址”极有可能是《楚居》所言的朋郢。《楚居》载：“柬大王自疆郢徙居蓝郢，蓝郢徙居朋郢，朋郢复于䣜。王太子（声王）以邦居朋郢，以为处于垪郢。至悼折王犹居朋郢。”
朋郢与鄢郢如此之近是很值得人们思考的，显然它的命名不依地名，而是根据地理位置与属性来命名的。《说文》：朋，辅也。《疏》凡言朋者，非惟人为其党，性行相同，亦为其党。《广雅》朋，比也。朋，类也。比，近也，又从也。本义并列、并排。垪通并。故朋郢又可称作垪郢，言“以为处于垪郢”，垪才是地名。
既然楚“邦”不在鄀邑的北方，我们转向“罗山遗址”的南方探寻？
《括地志》载：“鄀城东南有楚王城”。
《春秋左传正义》：“（鲁庄公）十九年春，楚子御之（巴人），大败于津。还，鬻拳弗纳。遂伐黄，败黄师于碏陵。还，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诸夕室，亦自杀也，而葬于絰。”杜《注》，南郡鄀县东南有湫城。
《大清一统志》：“湫城在钟祥县北，《左传》庄公十九年楚子伐黄，还及湫。《注》南郡鄀县东南有湫城。《水经注》枝水西南流迳湫城东南。”
《春秋大事表》在“襄阳”下言宜城：“罗国在县西二十里。楚鄢在县西南九里，古鄢国。楚鄀在县西南九十里，后徙郢于此，兼称鄢郢。楚湫在县东南。”
《大清一统志》谓湫在湖北省钟祥县北，《春秋大事表》谓在湖北省宜城东南，其实一也。《水经注疏》则将湫城置于汉东。不管怎么说，湫城的大体位置是确定地，即在今宜城南，钟祥市北这一区域。
可以肯定的是湫郢不会在汉东，结合《水经注·沔水》所言“县南临沔津，津南有石山，上有古烽火台”，湫郢当在“石山”之下，“沔津”之旁。石山即指钟祥市磷矿镇所处的西南方位的山系，最高处建有“古烽火台”。今仙女山下有浰河，从双河镇过来，自西向东，在浰河口注入汉水。疑“浰”为“湫”字之讹变，今浰河，即古湫水。在古湫水和汉水的交汇处，即《水经注》所谓“沔津”，此处有大片淤积区，汉水明显东移。
齐召南《水道提纲》卷十三入江巨川三“汉水”条云：“又南六十里，有乐乡河自西北来，注之。”原注云：“乐乡河即夹峪河，源出南漳县西南界老龙山南麓，……东南流二百余里，合西南一水，流经钟祥北境。又百余里，有石桥河，西自山东，流经石桥驿南，又东，合西南来之荆门山北水，东北流来会，又东入汉。”
乾隆《钟祥县志》卷一《山川》“俐河口”条云：“俐河口，县西北五十里。上泉、象河及汉西诸港水逗朱家埠，有汤泉，泉亦达于小河而出口，入于汉。”
今人朱道清编纂《中国水系大辞典》汉江水系“利河”条云：“汉水支流。在湖北省北部。二源：南源出荆门市西北部胜景山北麓；北源出荆门市康家大山东北麓。两源流至双河口汇合后，东流，经钟祥县双河、朱堡等乡镇，于磷矿镇利河口，注入汉江。”
公元前676年冬，巴人伐楚。公元前675年春，“楚子御之，大败于津。”因失败“鬻拳弗纳。遂伐黄，败黄师于踖陵。”凯旋归来，“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正义》注：“黄，嬴姓国，今弋阳县。”此注有误，非弋阳县，应为潢川县。潢川县隆古乡有黄国故城遗址。
《春秋左传》记载楚文王“伐黄”及其去世过于简洁，后人多有争论。普遍认为楚文王最后居“福丘”，即大郢，今荆州。其伐黄路径当自荆州出发，经安陆，翻越大别山脉，打败黄国后，溯淮河到至桐柏，再至襄阳，沿汉水过宜城，前往湫郢。我认为可能并非如此，巴人伐楚的路径不是沿长江而来，而是沿汉水过来的。后来巴人攻楚可能一直走的是汉水，如公元前479年，“巴人伐楚，围鄾”。公元前477年，“三月，楚公孙宁、吴由于、薳固败巴师于鄾”。《后汉书·郡国志》载“邓有鄾聚”。李贤注“《左传》桓九年楚师围鄾”。鄾在邓，巴人沿汉水至邓伐楚“鄾”为捷径。
春秋初期，楚国在汉水的西界应与郧国接壤，“楚子御之”必御之于国门。“大败于津”，此“津”既不是杜预所言的江陵之津乡，也不是郦道元所指的枝江（罗）县西三里的津乡，而是楚国与郧国交界处的某一汉水渡口（按：直到公元前616年楚穆王伐麇，“于锡穴”，楚境才扩展到今郧阳区五峰乡一带）。楚文王失败后，向北回到为郢（详见前文），“鬻拳弗纳”。这样其伐黄的起点当自为郢出发，至桐柏，沿淮河前行，直达潢川。伐黄后，西行至信阳，过随州，再到湫郢。到达湫郢时楚文王得病，一说因嚼食“昌歜”过量，累积中毒暴病而亡，不知此说何来。
综合各方面因素，湫郢的位置大概在今钟祥市磷矿镇朱堡埠附近一带，因近湫水，故名湫郢。子西“迁郢于鄀”，实际是迁郢于鄀地的“湫郢”。湫郢在楚昭王时为楚“邦”。子西“改纪其政，以定楚国”，即以邦定国。
朱堡埠以西有陈安村遗址，即湫郢。陈安村遗址南北长1500米，东西宽500，总面积75万平方米（按：春秋早期的郢城大多规模较小，如樊郢仅有50万平方米；战国时期的郢城则相对较大，这与国力有关），城墙已毁，有城壕残迹，遗址以西存有春秋至战国间墓葬46座，还有若干局址、灰坑。
从卫星地图来看，湫郢的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向东不足5公里即汉水，处于楚汉水中间地带，扼楚国水上交通要道之“咽喉”。向西10公里有石桥驿，楚国从郢都（荆州）至申（南阳）的陆路大通道“驲道”即自此路过。湫郢为楚文王营建设立。
至此，让我们再读《楚居》，一件事就豁然开朗了，楚昭王时“阖闾入郢”，子西“以邦定都于湫郢”，楚惠王时“白公起祸”，“王太子以邦复于湫郢”，可见“湫郢”在春秋末期和战国前期，一直是作为“楚邦”存在的（按：楚柬王时以朋郢为楚邦）。
现在让我们继续回到对若国的探讨上来。
罗山遗址距离夷屯不远，看上去似乎能自圆楚人偷牛的路径问题，因为楚人显然不会到“商密之鄀”去偷牛，据考证商密位于今河南淅川县寺湾镇故城村（今史家料村），两地直线距离就达170多公里，路途之遥，那既不现实，更不可能。然而罗山遗址被断代为东周时期（春秋中晚期，公元前623年～公元前547年），偷牛之事发生在西周初年，时间跨度将近四个多世纪，即是说楚人偷牛时，若人尚未迁于鄀（罗山遗址），因此这也是不可能的事。
那么问题又来了，公元前1042年楚人偷牛的“若国”在哪里呢？我认为《楚居》中所记的“若人之犝”之若、“若敖酓义”之若，为同一“若”，其与“罗山遗址之鄀”非一地，且“罗山遗址之鄀”从来就不是“鄀郢”。“若人”之若、“若敖酓义”之若、以及“堵敖之若郢”之若，应另有所指。
寻找若国的方向再次把我们引向夷屯的北方，因为夷屯之西（今南漳一带）为卢戎国，夷屯之南（鄢西南）为古罗国（公元前699年楚国屈瑕伐罗，“罗与卢戎两军之，大败之。（《左传》）”），邔国的治所在今襄城区欧庙镇一带，老河口市一带为古阴国，这样我们大致可以划个区域，若国当在荆山北麓，汉水以南，即今南漳、保康、谷城、襄阳这四地的连线范围之内。
甲骨文“若”字
前文讲过“昌意降居若水”，“颛顼生于若水”，若国因若水而来，那么若水在哪里呢？答案是在襄阳，襄水即是若水。
“若”甲骨文作“□”（按：见上图），象形字，象一个女人跪着，上面中间象头发，两边两只手在梳理头发，表示“顺”。“若”训作“顺”，古书常见。
《康熙字典》：若，又顺也。《书·尧典》：“钦若昊天”。《传》：敬顺也。《诗·小雅》：“曾孙是若”。《释名》：若，顺也。
《说文》：顺，理也。从頁从川，会意。川流也。凡训诂家曰从，顺也。从頁川，頁，头也。人自顶以至于踵，顺之至也。川之流，顺之至也，故字从頁川会意。《广雅》：顺，从也。《释名》：顺，循也，循其理也。又《增韵》：不逆也。《注》：顺，言流泽也。
综上所言，若水即顺水、从水。从是若水的属性，从即傍流，所从者当即汉水。若水是一条顺沿汉水而流的水系。因此，若水之名不源于山之名，与山无关联性。在荆山北麓唯有襄水与之匹配。
据史料记载，襄水源于襄阳城南扁山西麓的泉水坑处（今襄城区尹集乡凤凰村太山庙），有数孔泉眼，终年涌水不断，北流至王家湾折转向东；大致在今环城南路与卧龙南路的交汇处，并于此处开始顺从汉水东流，环经琵琶山、真武山、羊祜山、郑家山，绕岘首山向南流，于观音阁旁注入汉水。长约14公里，面积30平方公里。
《水经注·沔水》载：“沔水又东，和檀溪水。水出县西柳子山下，为东鸭湖，……溪水自湖两分。北渠即溪水所导也。……又北，径檀溪，谓之檀溪水。溪水傍城北注，……西去城里余，北流注于沔。一水东南出……，城在襄水之阳，故曰襄阳。是水当即襄水也。”光绪年间的《襄阳县志·山川》也载：“今檀溪已涸，而襄水不改，城西南诸山之水，皆归渠入汉。”
襄阳因襄水而得名，今谓之南渠，好端端地一个名字给弄折了，实属可惜，因为这不是一条普普通通的河流。
《世本》载：“昌意生高阳，是为帝颛顼。母濁山氏之子，名昌僕。”
《大戴礼记·帝系》：“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谓之昌濮，氏产颛顼。”
《山海经校注·海内经》：“郭（郭璞）引世本作濁山氏，蜀，古字通濁，又通淖，是淖子即蜀山子也。曰阿女者，《初学記》九卷引帝王世纪云：‘顓頊母曰景（昌）僕，蜀山氏女，谓之女枢。’是也。”
《史记·五帝本纪》：“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
综上所述，帝颛顼的母亲本濁山氏，因古字“濁”通“蜀”，被后人写作蜀山氏。
颛顼生于若水，其母亲濁山氏娘家应离若水不远，或许就在附近，我很怀疑若水环绕的这座山就是濁山。
古“蜀”字
我们来看“蜀”字。
《说文》：蜀，葵中蠶（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蜎。葵，《尔雅·释文》引作桑。《诗》曰：“蜎蜎者蜀，蒸在桑野。”《尔雅·释山》：獨者，蜀也。《疏》：山之孤独者名蜀。
蜀山因被汉、若二水环绕，故从水旁，写作濁山。若水上偎蜀山，下从汉水，濁（蜀）字是符合襄阳地理形态的象形文字。
在四川称“蜀”之前，蜀字早已被蜀山氏所用。“若”与“蜀”字是古人用智慧创造出的象形文字，若水与蜀山是上古文明的存在和象征，遗憾的是在漫长的进程中，古老的历史被错讹。
《水经注·泸水》云：“泸水，出黎州所西徼外。其源曰若水《山海经》：黑水之间，有木名若，若水出焉。《水经注》：若水南经云南之遂久县，又东流合绳水、孙水、淹水、泸水注于马湖。昔黄帝长子昌意，降居斯水为诸侯，娶蜀山氏，生颛顼于若木之野，即此处也。”大概四川亦有若水，北魏郦氏可能无意之中将蜀山氏与蜀山弄成一块了。另“若木之野”明显是“若水之野”的错误，这就是后人将昌意讹变入蜀的原因。
襄阳是帝颛顼出生之地，为帝乡，是颛顼故里。
颛顼（公元前2342～公元前2245年）姬姓，号高阳氏，中国上古部落联盟首领，“五帝”之一，是华夏民族的共同人文始祖。颛顼有传世之子二十五人，其一曰“老童”。老童是楚人的祖先，被称作“三楚先”之一，其与“祝融、鬻酓”为楚人常祀，这在《新蔡葛陵楚简》《包山楚简》等祭祀卜筮简中屡现。
找到了若水，我们就找到了若国的所在，上鄀和下蠚的困惑将迎刃而解。首先说文字。
殷商时期的若字有多种变化，大体是这样的：
西周时期同样有多种字样，大体是这样的：
春秋时期若字添加了一个“口”字：
战国时期简文有的增加了两个“口”字，有的还加了“艹”头：
从以上举例来看，殷商至西周时期“若”字的字形变化不大，直到春秋和战国时期字形才产生了变异。这是否说明自黄帝以来到西周结束时（公元前771年），若国的地理位置就一直没变呢？这是一个需要继续研究的课题，也就是说在西周时期是没有上鄀、下蠚之分的，有上鄀、下蠚之分是在春秋和战国之时，这是因为有楚国的侵入才造成的。“若”与“鄀”，其含义是不同的。若国本为方国，成为楚国的附庸后，由国变成一个邑，才成为了鄀国（“若 邑=鄀”，鄀子国，实县）。另一个需要注意的是，下蠚才是本若。蠚字下面的两个虫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蠶（蚕）”字，前文讲了“蜀”本义就是“蠶”，这是否暗示着若人不忘其旧呢？青铜器《若癸鼎》《亚若癸尊》《亚若癸卣》《若父己爵》《亚若父己爵》等均属于这一时期的重要文物。
从历史的进程来看，商周时期，今襄阳境内封国有：邓、鄾、若、谷、罗、邔、阴、唐、厉、卢等。西周末期，若敖酓义居若，若国尚存，所谓“居若”实际是酓义被周宣王（公元前828年～公元前783年在位）迁居于若地，楚人实为若国人的附庸。若敖居若的原因和地点我们后文再讲。
公元前740年楚武王熊通即位，灭若国，以若俘观丁父为军率。（按：军率，当为司马一类官职。初，楚国未设令尹和司马，只有楚君和莫敖。）武王灭若的时间历史没有记载，大约在其即位后不久，楚侵申之前（公元前738年）。观丁父不负众望，助楚“克州、蓼，服随、唐，大启群蛮（《左传·哀公十七年》）。”
公元前676年楚文王之子熊艰即位，史称楚堵敖，在位只有五年。“至堵敖自福丘徙袭若郢”，从徙袭二字来看，若郢非堵敖所建，当是楚文王之功。若郢在若地，时若人仍未被迁。
公元前672年楚成王弑兄夺位，后迁若人于商密，始有上下之鄀，以故地为上鄀，以新地商密为下蠚。学界普遍认为商密在今淅川县寺湾镇故城村（今史家料村）。《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公元前635年）秋，秦、晋伐鄀。楚斗克、屈御寇以申、息之师戍商密。”杜《注》：“商密，今南乡丹水县。”据《河南第六行政区疆域沿革考稿》记载，丹水县的故治在河南省淅川县寺湾乡故城村。又据《淅川县志》记载故址位于大石桥乡柳家泉附近。《下蠚雝公缄鼎》出土于淅川县大石桥乡清风岭村。
下蠚公缄簠铭文局部
下蠚公缄鼎（原名商雒鼎）铭：“唯十又四月既死霸壬戌，下蠚雝公缄作尊鼎，用追享孝于皇祖考，用乞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有人把《下蠚公缄鼎》厘定为春秋早期前段，我认为偏早。如果把春秋时期分为“早、中、晚”三段的话，其应为春秋中期早段较为合适。另有《蠚公缄簠》存世，有铭。
清风岭村与柳家泉村相距不足两公里，均位于寺湾故城下游。两村与故城村相距约20公里。按照楚人的葬制，大石桥乡柳家泉极有可能才是春秋下蠚故城旧址，清风岭村附近是下蠚公家族墓区。“秦、晋伐鄀”，楚人驻扎在下蠚上游的商密，“戍商密”即戍鄀（下蠚），故此商密与下蠚应属于两个不同的城邑。
楚穆王时，若人“叛楚即秦，又贰于楚”，系成语朝秦暮楚的由来。《左传·文公五年》：“（公元前622年）夏，秦人入鄀。”穆王迁若人于鄢水（蛮水）以南、湫水以北的故罗国地，即今钟祥市胡集镇罗山村，仍称下蠚。《水经注》所曰“鄀子之国”，后人称鄀县。淅川商密下蠚遂废。楚成王在位47年，楚穆王在位12年，二人为父子，因此若人居淅川下蠚的时间不长，在商密一带留下的历史文化遗存不会太多。
若人迁入故罗国地后，有諻□缶和下蠚唐公□盘、匜可证。諻□缶铭：“唯正八月辰哉（在）乙丑，蠚君雝子諻□择厥吉金，自作尊缶，以祈眉寿，□土是保，子孙永宝用之。”下蠚唐公□盘、匜铭：“下蠚唐公□之盥盘。”諻□和□，均为下蠚公人名。諻□系下蠚雝公缄之子。据黄锦前先生考证，諻□缶铭文中的“□土是保”，本铭的“□”当读作“蛮”。“下鄀南迁后居于今钟祥市西北乐乡关东北，古丽阳驿附近的鄀邑，其地即近于蛮水与汉水交汇处，则与缶铭云‘□土是保’正相吻合。”其进一步指出：“据諻□缶及下蠚唐公□盘、匜的时代来看，下鄀之灭，应在春秋晚期后段以后，即楚昭王或楚惠王时期，过去或认为在楚穆王时，应偏早。”
“□土是保”之“蛮”
事实上，目前尚没有确凿的证据能证明“若人（下蠚）亡于何时”？我们期待更多的文物出土。
“若、上鄀、下蠚”地理位置和“若人迁徙路径”示意图
上鄀的历史沿革较为模糊。郦道元《水经注·沔水》：“（襄阳）城枕汉水，即襄阳县之故城也，王莽之相阳矣（襄阳一度改称“相阳”），楚之北津戍也，今大城西垒是也。”北津戍位于襄阳城西南三里余的真武山、琵琶山北麓，上鄀故城遗址大概即位于此。
上鄀更名为襄阳，应在战国初期至秦这段时期，经历了由“上鄀——襄——襄阳”这一历程。
战国初期，楚惠王施行封君制，改申为宛，改负函为城阳（详见后文），上鄀是否同时被改名不得而知。从现有的考古成果来看，楚声王或悼王时有鄀君（《湖北江陵拍马山楚墓发掘简报》），楚怀王时有襄阝（襄）君（包山楚简189），楚顷襄王时有襄城君（《说苑·善说篇》）。鄀，据《简报》在今湖北宜城县境。襄城，在今河南襄城、郏县、舞阳一带。襄，应即指今襄阳。
从出土文献看，曾侯乙墓竹简、新蔡葛陵楚墓竹简均不见有襄君，包山楚墓竹简中始见襄君，因此襄君之封当在楚悼王之后至楚怀王前期，即公元前380年至公元前316年间。但这并不能否认上鄀更名在楚悼王之前的可能性，综合各方面信息，我认为楚惠王改上鄀为襄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涉及封君制的实施，楚国进行了国土区划和命名，应是一个大事件。
那么，楚惠王为什么以“襄”字命邑呢？《读史方舆纪要》载：襄阳“城西五里有襄山”。据覃业程先生考证“襄山是真实存在的”，但并不在城西，而是在城西南。乾隆版《襄阳府志》共有三处记载，其一为“襄水，城西五里，源出襄山。”由此可知，襄山泛指西南诸山，尤其与扁山（古名柳子山）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在战国时期到底那座山才是襄山，还需当地的文史人员下些功夫。）
关于襄水之“襄”，还有不同的解释。《尚书·尧典》：“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汉代经学家孔安国《尚书正义》释：“襄，上也。”《尔雅·释言》：“襄，驾也。”地方志书云：“水驾山而上曰襄。”襄水在汉水之上，驾山而行，此说比“襄山说”更有道理，可信度较高。
自楚成王至楚惠王约200余年，上鄀的存续时间较长，应有较多的上鄀文化遗存。《上鄀公敄人钟》《上鄀公簠》为这一时期青铜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世纪末出土于河南省淅川下寺春秋楚墓的《上鄀公簠》，系上鄀公为墓主蔿子冯赗赠之物（墓主不是王子午，详见后文）。蔿子冯是楚康王时令尹，此亦反证楚康王时上鄀业已存在。同样出土于湖北襄阳山湾春秋中期楚墓的《上鄀公簠》，也是上鄀公为他人（墓主）赗赠之器（若国不可能跨过汉水）。
秦时，改襄为襄阳。《后汉书·郡国志》在“南郡”条下注“秦置”二字，南郡辖十七城，有襄阳、邔、宜城、鄀等，可知襄阳应为秦置。
襄阳，实古若国之地。
按以上内容节选自《景氏源起与楚史若干问题考辨》，有删节。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
景广海，男，1965年5月出生，笔名溪河子，山东省邹平市人。先秦姓氏名学爱好者，著有《景氏源起与楚史若干问题考辨》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9。《老子其人与宋国历史若干问题考辨》著作权登记号：鲁作登字2022—A—00769184
景广海著，中国书籍出版社，2019年12月
本书主要看点：
1、首次揭示先秦“姓氏学”根本要义，提出“分族命氏”原则及模型。
2、首次全面破解景氏、昭氏、庄氏、悼氏、黄氏..........源起及世系传承，对于研究其他楚贵族具有借鉴指导意义。
3、首次厘清楚惠王封君制的内涵与实质，其不同于传统学术认知。
4、首次破解“楚都丹阳”之惑，将彻底结束千余年来寻找楚都丹阳，而至今仍一无所获的尴尬局面。
5、首次解决了困惑学界的“郢、郢都、郢城”的问题，解决了“楚都”到底在哪里，及其变迁的问题。
6、首次提出楚国的政权体制“都”与“邦”的建制问题（即“一都一邦”制）；另楚有□，而无郡；郡为秦所首创。
7、首次破解“若，上鄀、下蠚”之谜，拿到了破解众多谜团的钥匙，而这一问题大家仍在苦苦探索之中。
8、首次提出“颛顼故里在襄阳”、“襄水即若水”这一命题。
9、首次揭示楚国历史发展的路径：立国（酓绎）——亡国（酓咢）——称王（酓达）——灭国（负刍），此观点颠覆了传统学术认知。
10、首次揭示了楚君的迁徙路线图：夷屯（酓绎）——发渐（酓巨）——若（酓义）——宵（酓达）——福丘、疆郢（文王）——陈郢（顷襄王）——寿郢（考烈王）。
11、首次揭示楚先的源起之谜（三楚先）。对楚先“得姓（嬭）”“得氏（酓）”问题，以及“楚先人的迁徙路线”提出了新看法。
12、首次破解在传世文献中，楚王为何被称“熊”氏之谜。
13、首次提出“屈氏源起猜想”、“屈氏故里”命题，对“莫敖”、“左徒”进行了释考。
14、首次破解《楚居》中隈山、穴穷、发渐、乔多、旁屽、宵、夷屯......等罕见地名及其地理位置。
15、首次破解《楚居》中疆郢、为郢、樊郢、若郢、鄢郢、湫郢........等十余座郢城的地理位置，对于暂无证据的提出刍论。
16、首次提出宜昌市博物馆藏的“秦王卑命钟”与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编钟中“有铭、最大的那枚”原为一套，并对铭文进行了释读。
17、首次发现在青铜器铭文中有“左右合文”的情况（《大市铜量》）。
18、首次论证《大招》为景差所作，并提出《哀郢》《九辩》亦为景差所作的观点。
19、首次论证了钱穆宗师关于春申君黄歇是“芈姓黄氏”，而非“嬴姓黄氏”的观点（钱氏提出而没有证明），同时否定了他关于“楚庄王即顷襄王”的看法。提出了“楚宣王”即“楚庄宣王”的新发现。
20、首次论证“春申君故里”在常德。
21、首次提出“春申□的猜想”这一命题。
22、首次破解春申君黄歇家族覆亡之惑（黄歇之后还有一代春申君）。
23、首次系统地考证了战国景氏家族人物，对他们的“身世、爵位、官秩、作为”等进行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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