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月10日晚上，张作霖生前最器重的左膀右臂杨宇霆和常荫槐两位将军，应邀前往大帅府内，二人坐在沙发里，正在高声阔论。
突然从屋外涌进来数名黑衣人，将他们团团包围，杨宇霆一看这个架势，心道：不好！立马掏向腰间的手枪，然而为时已晚，眼前的黑衣人果断地抬手：
“砰”“砰”几枪，正中杨宇霆和常荫槐的额头。
杨宇霆还没从震惊中缓过来，双眼瞪大，望着门外的方向，似有不甘之意，这位骁勇善战的将军万万没想到，自己竟然死在了张学良这个毛头小子的手里。
此时的张学良断然想不到自己这一行为会带来多大的后果。
晚年张学良回忆起这件事曾无奈地说：杀杨宇霆之前我从不信鬼神怪力之说，杀他后我不得不迷信…
张学良为何执意要杀了杨宇霆？这件事迷信在哪里？
要想说清这些事，不得不先从事件的主人公杨宇霆说起。
杨宇霆这个人本领不小，对张作霖鞍前马后，为张作霖的事业版图立下了卓越的功勋。
张作霖虽然出身土匪，但却极其重视人才，他不仅喜欢能征善战的将军，也喜欢足智多谋的文人。
杨宇霆智谋深远，是个不折不扣的读书人，有着独到的见解，这也正是杨宇霆能成为张作霖身边核心人物的原因之一。
1918年前后，为夺取北洋政府的控制权，各方军阀混战，其中以直系和皖系的斗争最为激烈，不分上下。
冯国璋暂代总统一职后就想利用北洋政府从日军方面购买一批军火，皖系自然不愿让直系军阀得逞，于是徐树铮试图以军火为筹码，积极拉拢张作霖。
张作霖手下的奉系部队实力此时远远不如其他两系，武器装备落后，听到皖系的建议就心动了。
出面办这件事的正是杨宇霆，他和徐树铮合作，巧用计谋不费吹灰之力拿走了全部军火。
而等冯国璋派出的军火接收员赶到时，杨宇霆已经将军火运出关外。这就是著名的“秦皇岛截械”事件。
正是这批军火迅速壮大了奉军，使奉系部队实力飞升。
张作霖十分器重杨宇霆，任命他为参谋长。这一战不仅将奉军的威名打响了，同时也使杨宇霆的名号响彻国内。
但杨宇霆并不满足，他想要的甚至更多，再加上徐树铮一直在耳边煽动，杨宇霆生发出独立为王的想法。
然而这点小聪明逃不过张作霖的眼睛，他发现后勃然大怒：我给你权力、地位，对你如此器重，你居然出卖我。
一气之下，张作霖将杨宇霆革职关押，但一时的错误掩盖不了杨宇霆的能力，张作霖深知自己离不开杨宇霆的帮助，于是经过思考后决定重新启用他。
张作霖不仅原谅了反叛的杨宇霆，还对他委以重任，杨宇霆经历了大起大伏，心中已有决断，他感念张作霖的知遇之恩，决心在张作霖身边好好做事。
可以说张作霖的宏图霸业少不了杨宇霆的倾力相助，也正是杨宇霆惊人的能力，所以张作霖非常爱惜器重他。
杨宇霆在奉军中甚至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除了张作霖，他谁都不放在眼里。
俗话说，功高震主，虽然他不曾反抗张作霖，但早已有人看他不顺眼了…
杨宇霆是奉系集团的核心人物，而张学良是奉系部队的少帅，也许未来是整个奉系的掌权人，虽然杨宇霆有些傲慢、盛气凌人，但张学良还是比较尊重他，二人最开始的关系是比较融洽的。
但所有关系都是基于不触及对方的利益的前提下，当杨宇霆杀了郭松龄后，二人之间就有了隔阂。
郭松龄和张学良早在讲武堂上学时就认识了，二人曾携手剿匪，郭松龄学识渊博，指挥能力出众，对张学良的影响很大，对于张学良来说，郭松龄是亦师亦友的存在。
在当时的奉军里，郭松龄拥护张学良，杨宇霆则迎合张作霖，二人积怨已久，本就势如水火。
郭松龄在直奉战争中表现出色，当论功行赏时，张作霖却对杨宇霆一派大加赏赐，对于郭松龄等人毫无表示。
这引起了郭松龄的愤懑，论军功，他舍生取义，并不输杨宇霆。与此同时，郭松龄又收到张作霖一直和日本保持着秘密协议的消息。
多次劝阻无果后，郭松龄走向了张作霖的对立面，他毅然带兵起义，正式讨伐张作霖，一路直捣沈阳。
郭松龄本就仓促行事，而盟友之一冯玉祥竟然背叛队伍，最终郭松龄不敌杨宇霆，不仅被枪杀还被曝尸荒野。
郭松龄的遇害使张学良悲痛万分，他的心中也埋下了对杨宇霆记恨的种子。
但这并不是造成杨宇霆和张学良反目的主要原因。
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意外遭到日本人的暗算身亡，事发突然，没来得及立下接班人，但身为长子，张学良自然而然接替了父亲，这让杨宇霆的处境更为复杂。
张学良毕竟年轻，刚刚登位，必然要仰仗杨宇霆的辅佐，所以对他也算毕恭毕敬，对于张学良的示好，杨宇霆并不放在眼里，反而拒绝了一番好意：
“哼，有这功夫不如好好想一下如何在沈阳立足吧！”
张学良虽不满杨宇霆但也深深地忌惮他，对于他的冷嘲热讽并不多说什么。
杨宇霆本身就掌握了不少的权力，之前有张作霖的压制，杨宇霆还能收敛一番，可是如今张作霖已不在，他自然不给张学良留情面。
自从张作霖死后，杨宇霆便居功自傲，他从不将张学良当做上级，更是称张学良是“阿斗”。
仗着自己元老的身份管教张学良，以长辈的口吻教导张学良这个公子哥做事，不仅如此，还用“小六”“司令官儿”等带有玩弄意味的称呼。
此外，杨宇霆的野心并没有消失，他一直觊觎张氏的权力，本就对张学良这个黄头小子上位一事不满，此时的张学良已经染上毒瘾，经常在开会的重要时刻毒瘾发作，匆匆离去。
而杨宇霆虽然强横，却是一个正统军人，没有不良嗜好，于是便在众人面前批评张学良：可怜我一生戎马，却要为一个“瘾君子”拼命，实在是可悲。
这些话传到张学良耳中，张学良觉得自己在部下面前丢了面子，心生不满。
若是杨宇霆仅仅是教训张学良，倒也不至于落得那个下场。
真正让张学良起了杀心的是“改旗易帜”一事。
张学良绝对不愿意和日本人合作，杀父之仇不可忘，况且他是主和派，张作霖在世的时候，就劝父亲停止战争，在这种民族危亡的时刻，只凭东北军无法与日寇抗衡，于是向归顺蒋介石。
而杨宇霆则是有野心的，曾多次鼓动张作霖入主中原，一旦改旗易帜，自己的利益也会受到损失。
他怒骂张学良：小六子，你敢把你老子的江山拱手让给别人？你看我会答应吗？
两人在这件事上产生了很大的冲突，杨宇霆多次出手破坏张学良和蒋介石的和谈。确实有不少官员忌讳杨宇霆的势力，纷纷站队杨宇霆。
这给张学良带来了不少的阻力，不过张学良并不在乎他的想法，他更加觉得改旗易帜顺便可以整顿部队，打压杨宇霆的势力，于是他脸色铁青告诉杨宇霆：你要搞清楚现在是谁说了算！摆正自己的位置！
即使杨宇霆再不同意，但是他没有领导权，除了嘴上反对之外别无他法。
在改旗易帜的会议上，杨宇霆拒绝合影，斜眼看着张学良冷哼一声便扬长而去，这让张学良对他的不满更深。
一旦有了杀心，张学良便再也压制不住了。
1月10日，杨宇霆和常荫槐趾高气昂的来到少帅府，刚见面，杨宇霆就将一份写好的命令给张学良。
张学良拿起一看，是一份设立东北铁路督办总署的命令，但二人来者不善，可不像是请示的，而是直接让张学良在上面签字。
杨宇霆不把张学良放在眼里，这种命令式的行为让张学良气愤不已，但他不好表露出情绪，只是淡淡地推脱：此事还需从长计议，等我好好考虑一下。
杨宇霆早就不耐烦了，拍桌而起；这事还需要考虑吗？你今天必须签字！
这种态度惹的张学良不快，好歹自己也是“掌权人”，哪里能被他呼来喝去，但眼下不是最好的时机，张学良立马示弱表示自己需要一点时间，晚上再给答复。
等到晚上，张学良早已做好准备，欲除之而后快。
杨宇霆和常荫槐准时到达府中，张学良让他们稍作等候，随即悄悄处理掉二人带来的警卫。
此时杨宇霆还在洋洋自得：这小子还不是乖乖答应了，也不看看我在军中呆了多少年了，还想跟我斗？
杨宇霆和常荫槐已经对视一眼，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就在这时数十名士兵涌入大厅，杨宇霆震惊地看着这些士兵还没张口说话，士兵就扣响了扳机，二人立马倒在血泊中，当场殒命…
其实，张学良决定杀掉二人之前，曾有过很久的犹豫，自从和杨宇霆不欢而散后，张学良曾拿出一枚硬币，一旁的于凤至不解地询问他要干嘛。
张学良咬牙切齿地说：杨宇霆此人不除我心难安，只是如若除掉他，只怕军中有人反对。就让这枚硬币决定他的命运，如果三次都朝上，那就不能怪我了，必杀之。
说着，便抬手将硬币扔向空中。
说实话，抛硬币这种事情是很看运气的，就算抛一次，正面的几率也只有一半，更别说连续抛三次了。
也许是老天爷都站在张学良的一边，连续三次，那枚硬币都是正面朝上。
张学良和于凤至不可置信，张学良心里也没底，于是不信邪地准备再次尝试，于凤至说，这次便以反面为证吧，
接着张学良深吸一口气又试了三次，当硬币落到地上那一刻，三次居然都是反面朝上！
张学良握紧硬币，面露凶光：事已至此，上天都看不下去了，杨宇霆你命该绝了。
于是张学良策划了暗杀杨宇霆一事，事后他将这枚硬币锁入保险柜里，后知后觉地对妻子说：之前我从不迷信，可这次十分诡异，杀掉杨宇霆后我不得不信了…
其实一枚硬币远远不能决定杨宇霆的命运，只是杨宇霆在张学良上位后，挑衅张学良的威严，不知收敛，这才引来杀身之祸。
杨宇霆死后奉系部队就不再辉煌，九一八事变后日寇攻占了东北，张学良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裂缝，被蒋介石软禁。
群龙无首的东北军在日寇和蒋介石势力的摧残下，渐渐成了一盘散沙。
就连大文豪胡适也曾扬言，如果杨宇霆不死，那么还能与日军抗衡，东北也不会失守。
这句话固然有夸张的成分，但却让张学良陷入后悔之中，他一度以为是因为自己的迷信杀死了杨宇霆才造成了这个悲剧。
就算杨宇霆或者，就能阻止日军吗？答案是不一定的，但是能肯定的是，杨宇霆死后，奉系部队的时代就结束了，不管张学良是不是迷信，历史都无法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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