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桓大司马

晚明三大案从万历朝一直影响到明亡,其过程又很富传奇性,一波三折,常有戏剧化转折,涉及的人和事又复杂,不易解读,特别容易被现代阉党带节奏。大司马会详讲晚明三大案,本文先说梃击案及其背景和影响。

清朝四大奇案的故事(晚明三大案之梃击案)(1)

三大案之前的政治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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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朝最大的大事是“争国本”,上文所述的妖书案就跟“争国本”密切相关,三大案也同样是“争国本”的顺延。

还是再简介下“争国本”。万历王皇后无子,偶尔临幸王恭妃后生长子朱常洛,但母子皆不为万历所喜,万历宠幸的郑贵妃生下三子朱常洵后,万历就想改立朱常洵为太子,这违背了“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政治规范,这是皇权突破规范限制,为所欲为的前兆,所以引起了举朝文官的反对(东林和阉党的前身都反对)。

万历则想尽办法拖延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同时利用内阁首辅帮自己背锅,导致内阁首辅十分难当,前后有申时行、王家屏、王锡爵三任首辅因争国本一事退休罢职,最后“独相十年”的沈一贯变得毫无理想,组织朋党,利用皇权为自己谋利,引起正直有能的大臣沈鲤等人的不满,而沈一贯利用“伪楚王案”和“妖书案”用挑战下限的手段陷害沈鲤、郭正域,导致自己成为过街老鼠,最终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拉着沈鲤一起退休,其他阁臣也很快去世或闭门不出,万历三十六年(1608),声望甚高的叶向高(日后被诬为“东林党”)成为独相。

叶向高的才能和品质都远在沈一贯之上,对于国政有很多改革的构想,可以说他也跟沈鲤一样,是高拱、张居正的后继者。但此时万历皇帝怠政严重,为了让矿税太监掌握各地财权和政权,成立自己一个人说了算的影子政府,故意让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员退休或者去世后不予补充,导致国政陷入瘫痪,叶向高实在无能为力,只好屡次请求退休。

清朝四大奇案的故事(晚明三大案之梃击案)(2)

与高拱、张居正、沈鲤一脉相承的叶向高

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叶向高终于如愿退休。退休之前,叶向高多次向万历要求增补阁臣,万历拖延多年之后才增补方从哲、吴道南二人,叶向高退休时,之前被沈一贯拉着一起退的沈鲤(日后被诬为“东林党”)才德俱佳,入阁做首辅的呼声很高,但万历厌恶沈鲤耿直,决定以柔媚的方从哲为首辅。

不久次辅吴道南因科场舞弊案致仕,从万历四十五年开始(1617),方从哲成为独相,方从哲为人不及沈一贯恶毒,但才具平庸,没什么担当,怕得罪人,对皇帝唯唯诺诺,对下属纵容不问,于是许多贪腐官员上下其手,无所不为,而方从哲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去管束。

沈一贯和方从哲虽然性格相反,但就像南宋的韩侂胄和史弥远一样,对官场风气的败坏是一样的,这引起了正直官员的强烈不满,他们对贪腐无能的官员发起弹劾,方从哲却只以和稀泥为能事,实质上成为贪腐无能官员的保护伞,这种情况下国政就不用说了,明亡清兴的萨尔浒之战就发生在方从哲独相的1619年。

这是万历四十三年(1615)梃击案发生时的政坛背景。在梃击案之前,还有一个小案诅咒案,不太为人所知,与梃击案有关联,需要略述一二。

万历二十九年(1601),经过群臣十五年的群起抗争,万历终于顶不住压力,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但郑贵妃并没有放弃改立自己儿子朱常洵的努力,朱常洛的处境依旧险恶。万历四十一年(1613),锦衣卫百户王曰乾首告:郑贵妃宫中太监姜严山的老婆,纠集孔学、赵宗舜等妖人,想用妖法咒死万历,毒死皇太子,拥立福王,郑贵妃的太监庞保、刘成也参与其中。万历听到后暴怒,要叶向高回话怎么办。

之前反对太子的“妖书案”里面,我们已经看见了首辅沈一贯是如何趁机用恶毒手段对付政敌沈鲤、郭正域的,如果按照现代阉党的逻辑,东林和阉党一样,那么现在东林叶向高手里有了对付福王的杀手锏“诅咒案”,他理所应当像沈一贯一样,利用万历的愤怒把看不惯的官员一网打尽才是。

然而恰恰相反,叶向高劝万历冷处理此事,以免牵扯郑贵妃和福王,他虽然也发现皇权无法对抗,但还是用“不牵扯郑贵妃”来交换“让福王朱常洵就藩”,以正视听,避免再发生类似的事,可以说既坚持了原则,又避免了政局动荡,同时照顾了政府和皇帝的需求,比沈一贯手段和道德都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后来万历又想反悔,不放福王离京,叶向高表示那就要重审王曰乾一案,万历最终不得不低头,放福王走了,争国本最终以群臣的胜利告终。

谋杀太子——梃击案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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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十二年(1614),万历终于让福王朱常洵就藩,但郑贵妃并未完全死心,太子朱常洛的处境依然不佳,门庭冷落,守卫松懈,于是万历四十三年(1615)就发生了梃击案。

当年五月初四,一个叫张差的闲汉拿着根木棍打进太子寝宫慈庆宫,太子因为不得宠,其宫殿的守卫是很松懈的,第一道门没人看守,第二道门只有两个老太监,闲汉打伤了一个,随后一直杀到前殿檐下,才被七八名太监抓获。只要他打进前殿,就有可能把太子打死,所以这是一桩关系重大的谋杀案,引起诸多的朝臣重视,要求彻查。

张差在审讯中表现得疯疯癫癫,刑部审讯官员胡士相、赵会祯、劳永嘉、岳骏声等迎合皇帝冷遇太子,不想多事的心理,认为张差是个疯子,并没有什么图谋,所以判了个“在皇宫附近乱放无双”的罪名,秋后斩首。请认为张差案是冤案的同学注意,即使日后没有反复,张差也是要死的。

但是三法司和六部另一些讲原则的官员觉得里面有疑点,不能这样草率结案。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寀到狱中观察张差动态,发现在刑堂之外他并没有表现出疯癫的迹象,于是王之寀当场审问张差,张差供述受太监收买,进宫打死皇太子,王之寀大惊,连忙把案情上报万历,但万历一来懈怠不想多事,二来担心牵扯到太子的对立面郑贵妃,就来了个留中不发。

这一举动体现出万历对太子的冷漠和无视,拨动了朝臣们从争国本以来的紧绷的神经,大理寺右丞王士昌、户部郎中陆大受、工科给事中何士晋上疏抗议,万历大怒,而那些主张“疯癫”的官员害怕被追究责任,另有一些官员想迎合皇帝以获取好处,于是一起攻击王之寀等人。

最终物议纷纷,万历顶不住朝臣的压力,派刑部左侍郎张问达(日后被诬为东林)偕十八名官员会审张差,会审时胡士相等多名官员迫于皇帝之威,不敢问讯,连刑具都不准备,还是在王之寀、陆梦龙的坚持下才把刑具抬上堂来,这次张差不疯不癫,全盘招供,是郑贵妃的太监庞保、刘成指使他去打死太子,张问达大惊,具表上奏。

因为之前郑贵妃之弟郑国泰在大臣弹章涉及自己时反应过度,很多官员进而怀疑庞保、刘成的背后有郑国泰指使,但万历宁肯让太子受委屈,也不肯让郑贵妃家里人受委屈,把奏折留中不发。因为此事骇人听闻,朝野议论越来越大,最后连怕事的阁老方从哲、吴道南也顶不住压力,不得不出面劝万历秉公处理,万历勉强同意再审,但一再强调不得“株连无辜”,意思就是不许扯到郑贵妃身上。

清朝四大奇案的故事(晚明三大案之梃击案)(3)

电视剧《明宫谜案》

张晨光很好地重现了万历的猥琐

为了帮郑贵妃减轻压力,万历让郑贵妃主动去找太子朱常洛,寻求谅解,同时逼迫太子草草结案,不要大搞,太子对万历和郑贵妃怕得要死,只能同意。逼迫的细节,史惇《恸余杂记》有详细的记载:

先是张差事发,神庙即诣中宮。……(王皇)后曰:“此事老妇亦不敢知,须与哥儿面讲。”哥儿者,东宫也。少顷东官至,后问之。东宫曰:“必有主使。”神庙色变,而郑贵妃徒跣指天自誓曰:“奴家万死,奴家赤族!”神庙勃然废席而起,骂曰:“此事朕家亦了不得,希罕汝家。”然后东官逾色曰:“此事只在张差身上结局足矣。”神庙抚其背曰:“哥儿是。”

于是万历父子召见群臣,表演了一番父慈子孝,最后太子也按万历的示意说不准株连,只准惩罚张差和庞保、刘成。

最终张差被凌迟处死,庞保、刘成在张差死后,见死无对证还想翻供,太子也在万历的威压下传来口谕帮他们开脱,但庞保、刘成在诅咒案中就有前科,张问达不甘草草结案,继续抗议,万历只好把庞保、刘成悄悄弄死,对外宣称是天气太热,用刑的伤口感染而死,事情到此草草结束。

万历末期的朝野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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梃击案与诅咒案不同,诅咒案中,王曰乾本身也是声名狼藉之人,跟孔学等人有仇,举报他们也没有十分确凿的证据,所以可操作的范围较大,叶向高用来交换了福王就国,也算是审时度势,经权得宜。但梃击案是明目张胆的谋杀案,而且是谋杀皇太子,冷淡处理等于鼓励杀太子,所以正直的朝臣反应才如此之大。

至于张差是否冤枉,应该是不冤枉的,一来他招供时并未被刑讯逼供,反而有不少官员打算走个过场了事;二来此事还跟白莲教的分支红封教有关,给张差和太监牵线的马三道正是教主之一,而郑贵妃家也跟红封教有来往,对此北大王天有先生《晚明东林党议》中有详述,大司马没什么研究不敢妄言,在此给出王天有先生的原话:

明代后期,白莲教等民间秘密结社非常盛行,红封教是白莲教在京畿地区的一个派别,教主有高一奎、马三道等人。郑贵妃是大兴县人,其家与红封教有秘密往来。红封教中也有不少贫苦农民加入。张差就是贫苦农民。他为了得到三十五亩土地,受骗上当,被郑贵妃宫监刘成领入宫中,结果白白送了性命。

大臣们的压力还是有用的,郑贵妃在梃击案中首次向太子朱常洛低头,朱常洛的地位至此才比较稳固,万历为郑贵妃洗地还得太子配合,他终于发现太子深得群臣之心,羽翼已成,此后也彻底息了废立之心。

但万历也在与群臣对抗失败的消极情绪中走向最后的疯狂,故意不上朝,放任政府官员缺员不补,故意让政府瘫痪。当他派出的矿税太监变本加厉的残害各阶层人民,遭到各地官员弹劾时,万历成为太监们的总后台,把这些敢于弹劾太监的官员全部罢免,使太监们肆无忌惮的攫取各地的财权和政权,一手制造了新的制度性腐败,比朝臣的贪污要凶猛百倍,直接导致民穷财尽,原本发达的社会经济丧失了突破的可能性,叶向高痛心疾首的批评万历的做法让“廊庙不成廊庙,世界不成世界”

因为梃击案中方从哲对万历皇帝的胡作非为屈从过甚,引起许多大臣的恶感,方从哲逐渐成为恶之所归。

平心而论,方从哲并不像沈一贯那么恶毒,主要是懦弱无能,但当他独掌内阁却毫无骨鲠之风,成为皇帝的附庸时,为皇帝当挡箭牌也就不值得同情了。此后方从哲威望大跌,更加掌控不住朝局,行事也一如既往的绵软,常常被有识之士批评、弹劾,而贪赃枉法之徒则贪图方从哲的懦弱,逐渐聚集到他周围,污浊的阉党已经呼之欲出,至于万历也喜欢这样软绵绵的首辅,于是让他一直当到自己死掉。所以现代阉党因为方从哲不算恶毒就把他洗成小白兔,反证东林如何如何得势不饶人,是不能成立的。

清朝四大奇案的故事(晚明三大案之梃击案)(4)

懦弱首辅方从哲

这正如我在《东林的对立面哪里是阉党,分明是恶性皇权》一文中的分析,一般来说,阁臣如果对皇帝亦步亦趋,跟群臣的关系就差,只有不屈从于皇帝,跟群臣的关系才会稍好一些。

重视梃击案的王之寀等人在天启朝被阉党诬为“东林党”,其实行事完全是坚持原则,没有结党行为。虽然万历三十二年(1604)东林书院就已经开门讲学,但东林只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平时也只讲程朱理学,不谈政治,并无不顾原则的朋党行为,这跟之后大谈两汉经学、讲究入世的复社是大异其趣的,这在之后的文章中还要详谈。

我们只看几个主事者的籍贯也能发现他们跟东林多有距离,王之寀是陕西大荔人,张问达是陕西泾阳人,王士昌是浙江临海人(地处浙南),与东林声望较盛的苏南都隔得比较远,只有陆大受、何士晋是常州人,陆梦龙是绍兴人,地域上算是跟东林能沾点边,但传记中也并无与东林人物交往的切实记录。

然而这些人事后受到万历的报复,罢官的罢官,外放的外放,到了天启年间,更被那些主张张差“疯癫”,草草结案的人诬为“东林党”,大加迫害,王之寀甚至在锦衣卫诏狱中被活活折磨死。

而郑贵妃对太子长年压制,基于恐惧,对太子没有也不敢停手。等到万历死翘翘,太子朱常洛即位(明光宗泰昌帝),郑贵妃使用终极奥义弄死了新皇帝,又想伙同朱常洛的李选侍控制朱常洛之子朱由校(明熹宗天启帝),三大案中的红丸案和移宫案相继爆发。

清朝四大奇案的故事(晚明三大案之梃击案)(5)

千年女妖郑贵妃

东林或者说正直人士最终保护了朱由校平安即位,但贪腐无能的官员们却与魏忠贤结为阉党,实现了戏剧性的反转,最终掌控了天启朝的朝政,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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