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9月，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在江西石城县被俘后留下了自述和绝命诗及签驳李秀成口供的文字，时任江西巡抚沈葆桢将这些资料在内的一批奏折呈送至军机处，从而为后人考辩太平天国的历史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李秀成于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六月初六日，即清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公元1864年7月19日天京城破时携幼天王洪天贵福突围。他将自己的战马让给幼天王，由前队保护幼天王脱走，自己则因奸人出卖被俘，20天后被曾国藩杀害。在这期间，李秀成写了几万字自述，曾国藩杀李秀成后，即以“各处索阅逆供者多”为由，迅速删改付刻，不旬日就印成《李秀成供》一册，分别呈赠军机处和各有关的地方大吏。幼天王走至安徽广德州，其时洪仁玕在浙江湖州，即去广德州会合，拟议入江西会合侍王李世贤部入湖北，据荆襄，以图长安。但入江西后，到处遭追击，军心又不固，至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即清同治三年九月初九日、公元1864年10月26日在石城县杨家牌遭夜袭，洪仁玕、幼天王等先后被清军席宝田部所俘。洪仁玕在席营、在南昌府、在沈葆桢巡抚衙门都有详略不同的自述，或亲笔，或清吏笔录。这些以及洪仁玕亲笔书写的诗句和这件签驳文书，还有幼天王所写的多篇述词和字句、恤王洪仁政等的几次自述，都由沈葆桢呈送清廷。沈葆桢将曾国藩送给他的《李秀成供》交给洪仁玕看，然后洪仁玕写出了签驳意见。
这篇“文书”对李秀成的批评约有以下数端。
（一）批评李秀成徇私情以李昭寿镇守滁州，说滁州原有守将，李秀成因与李昭寿“有八拜之交及亲谊内戚之情，调换镇守，众议沸腾”。
（二）批评“苏、常调守迭更，用人不当”，“苏州守将谭绍光不服军民，以致杭、嘉各专己见”。
（三）批评“坐守苏、杭、常、嘉等郡，……将该地钱粮拓兵自固”，并批评侍王李世贤、章王林绍璋、辅王杨辅清亦然。
（四）壬戌春曾国荃进逼天京，李秀成赴援迟缓，又“欲自获全功而于侍、辅未到齐前进攻”，致受损失。
（五）癸开夏雨花台失守而不及救，“反行下游放师苏、浙”。
（六）王长次兄为忠正之人，洪仁玕为才学之士，而李秀成不认不信。
（七）批评李秀成“于得胜时细述己功，毫不及他人之策力，败绩时即诿咎于天王、幼西王、王长次兄、附马等”。
洪仁玕在直接批评李秀成的同时，也批评了其他一些人，并连带述及一些重要情况，其要者有：
（一）批评章王林绍璋为“佞人”，对安庆失守负有罪责。
（二）批评英、忠、章王忌洪仁玕认真负责，而洪秀全不能公平处理。
（三）述及王长次兄、幼西王等虽居高位，只是对亲臣、功臣之后的荣宠，兵粮之权都在李秀成。
由上可见，这篇“文书”虽现存不过一千字，但涉及的问题既丰富又重要，而且是历史学家过去不知或不详细知道的。
如关于李昭寿。太平天国戊午八年(1858)三月，李秀成克安徽滁洲，将滁州交李昭寿镇守，自己与部将陈坤书等驻全椒，拟打通江浦、浦口，以救援被围困的天京。而李昭寿却于九月即以滁州叛降清钦差大臣胜保，不久又勾引其同类、太平天国浦口守将薛之元叛变，对太平天国造成很大损害。对此事，李秀成曾追悔自己“目不识人”，并且知道自己对李昭寿“重情深待，……我手下各人不服”。这与洪仁玕的批评可互相参证。李秀成以私情而调动守将，自然是一个错误。李昭寿原非太平天国中人，甲寅四年聚众起事，为捻军之一支，旋败降于清皖南道何桂珍。至丁巳七年又杀何桂珍而归太平天国。其时石达开出走远征，陈玉成、李秀成招引皖北捻军以增强力量，支撑危局。但捻军与太平天国并无共同信仰和理想，李秀成与之八拜结交、联姻，其用意可能是为了团结李昭寿，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错误和失败。
关于苏、常守将迭更、用人不当、谭绍光为军民不服的批评等问题，后世留存的相关史料较少。太平天国庚申十年(1860)四五月，李秀成等以消灭清江南大营之余威，连克丹阳、常州、无锡、苏州、嘉兴等地。六月进军上海无功，八月李秀成回苏州后，将苏省军民各务交与陈坤书接任，自己即策划进军江西、湖北，至辛酉十一年(1861)岁末才回苏州。其间，除陈坤书外，谭绍光、陈炳文、邓光明、廖发寿等都曾分别或先后在苏、常、嘉、杭任首将，陈坤书原为李秀成部首席大将，受命代管苏州和全省事。但当李秀成于辛酉年回师浙江、克复杭州回苏州时，他却不在苏州。李秀成在供词中指责他纵兵扰民，所以陈坤书离开苏州去常州，又用银钱买通得封护王，以脱离李秀成的管属。谭绍光于壬戌十二年秋起为镇守苏州首将。其时苏州城内太平军将领各有自己指挥的部队，有的人官爵与谭相若，谭并不能完全掌握局势，从后来苏州失陷时谭为叛将刺死可以得到说明。李秀成“自述”称慕王谭绍光和叛将纳王郜永宽“少年结怨至今”，他们在平时也必然积怨不相能融。洪仁玕的签驳“文书”称因李秀成“用人不当，致吴江先误，隔断苏、杭”。1863年苏南战场紧急时，吴江失守，使苏州南路援绝。吴江失守与“用人不当”的关系，以及“杭、嘉各专己见，不遵忠王号令”的事实，均为今所不详，有待细考。洪仁玕的这些批评都值得在以后的史事研究中认真发掘。
关于壬戌年回援天京迟缓及贪功冒进失利事。壬戌十二年(1962)春，李鸿章以上海为根据地，由“常胜军”配合，反攻苏、松。李秀成从苏州出战并反击，包围松江府城。正当紧急关头，曾国荃自上游而下，占安徽巢、和、芜等地，进犯天京。天王洪秀全急诏李秀成回援，而李秀成却建议由苏州解粮回京长期坚守，然后再战曾军，自己并不回京。在一日三诏严催下，李秀成不得不于八月回援天京。行前他两次召开会议，有听王陈炳文、纳王郜永宽、慕王谭绍光、堵王黄文金等参加，议定会合侍王李世贤、护王陈坤书，共十三王，号称六十万人（实有十余万），会攻曾军。但此战目标虽是解围天京，战线实分三处，即“北扑金陵，南扰宁国，中犯芜湖金柱关”，直接在天京城外作战的主力是李秀成和李世贤。二李在南京城外与曾军大战45日无功。洪仁玕此段批评的重点应是“诏谕严催”，而李秀成奉诏迟缓。李秀成有自己的战略思想，认为应待师老敌疲再战，而回援迟缓则是事实。
关于雨花台失守而不及救，反行放师下游苏、浙的批评。李秀成回援天京无功，受洪秀全严命进兵江北，实行“进北攻南”战略。但皖北严重缺粮，征战不利，而天京城外的要塞雨花台却于癸开十三年(1863)五月因守备疏忽而失守。李秀成奉诏急返，渡江时清军已占沿江及江中要塞，李部损失惨重。李秀成留守天京，但此时李鸿章、左宗棠大肆进犯，苏、浙危急。天京和苏、浙俱紧迫，李秀成要求去苏杭救援，“奏三求四，亦是不从”，最后有条件地允他出京。看来洪仁玕对李秀成此举是不满的。
洪仁玕说，他原来心存厚道，本不想对自己人有什么指责，但看了《李秀成供》，“得胜时细述己功，毫不旁及他人之策力，败绩时即诿咎于天王、幼西王及王长次兄等”，他认为不公平。关于李秀成得胜时据为己功的品性，在他被俘后的自述中亦颇有流露，如叙述丙辰六年救镇江之役将功劳据为己有、忽略主帅秦日纲的功绩。至于败绩时的责任，洪仁玕提出了对太平天国历史研究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兵粮之权归谁掌握？”他说，幼西王、王长次兄等虽然爵位尊显，不过是对亲臣和功臣之后的荣宠，“岂有尺寸疆土粮饷得归亲臣及功臣后乎？”
洪仁玕在“文书”中对章王林绍璋的批评，用语更为严厉。洪仁玕指斥他“内则蒙蔽不奏，外则阴结私行”，是“佞人”。林绍璋，广西人，参加金田起义。甲寅四年(1854)因湘潭丧师革职，至戊午八年(1858)经李秀成保举出任地官又副丞相。庚申十年(1860)封章王，参与处理朝政。其人“无本领”，为清方所周知；但李秀成则认为他“勤劳”、“能吃辛苦”。李、林可能较接近，故洪仁玕认为李秀成信任“佞人”，以“柔猾之言为之耳目”。
洪仁玕具体指责林绍璋的一件大事，是辛酉年安庆失陷时林的表现和责任问题。安庆是太平天国首都南京的重要屏障，又是英王陈玉成主管地区的首府。庚申十年(1860)春，太平天国正向下游苏、常胜利进军时，曾国藩军却从上游进逼安庆。至辛酉十一年(1861)春，太平天国几次救援无功，安庆周围要地尽失。天京方面派出干王洪仁玕、章王林绍璋等率军赴援，他们取道江北，由江浦、全椒、和州、巢县、庐江抵安庆以北的桐城。该年5月，英王与干王、章王等援军同敌军在桐城安庆之间的挂车河等地大战数次，均未得手。是年9月，安庆失守，陈玉成退守庐州，次年5月至寿州被诱执不屈死。对林绍璋在安庆失守中的责任，洪仁玕给予了很重的谴责：“章王畏罪，弃江北不守不战，私自回京，哀饶生命，又求英王阮（原）其不力之愆”。林是如何弃江北不守不战，情形现难确知；清方的史料和今人关于太平天国战史的专著均未涉及。残留的太平天国文献史料只揭示，当洪、林等赴援抵桐城之初，议定经练潭与在安庆城外的陈玉成会合，会击挂车河之敌军。而林绍璋却临期致函陈玉成以军粮不继为由，说欲“移营鱼塘岗”。陈玉成得讯，立即于四月初二日（5月13日）专人送去复函，痛切陈词，其中有云：“………且殿下身居王位，如何酌议军机反复无定，将官不能用命，且而殿下之兵，一战未开，即行自退，如误大事，是殿下一人所误也”，又说：“总之，国土生灵，皆是真圣主之国土生灵，兄等不过辅佐之臣，祈殿下察之”，要求林绍璋照前议，“万无更移”。但林绍璋不待陈玉成复信，已经移营。这封信所揭示的除林绍璋某种责任外，更显示出太平天国在军事指挥上不能集中统一的弱点。
“文书”说，这年冬洪秀全将陈玉成、林绍璋、洪仁玕俱革职。这里婉转地批评了洪秀全。“文书”中有“英、忠、章王等俱忌予认真直奏”之句，称颂天王“圣鉴不爽，屡知章王之奸”，但接着说洪秀全的处置却是“辛酉冬革予军师王衔及正总裁之职，并革英王、章王等之不力也”，两方各打五十板。而且，洪秀全“旋复章王林绍璋之爵，不准王长次兄及予干与朝政，内则专任章王、顺王掌政，外则专任忠、侍、辅王掌兵”。这段话虽未加一字之贬，但对处理不公之批评却是跃然纸外的。
洪秀全以何理由斥革三人？“文书”没有详说。但据台北收藏的洪仁玕在席宝田军营的亲笔自述说，辛酉年冬月，“安省失守本章触怒天王，革去军师、总裁、王爵”。洪仁玕认为林绍璋对安庆失守负有大罪，洪秀全必然对林有所责备。英王陈玉成、章王林绍璋之被斥革，“文书”说是由于“不力”。“不力”自是原因，但对陈玉成则似乎还另有缘由。陈玉成退守庐州后，壬戌十二年(1862)正月在给部将的信中说：“至去岁耘天燕之案，曾经兄直奏回朝，致触圣怒，复命敬王、畏王捧圣诏三道、圣旗一道，责兄前退太湖，复退安省，又失挂车河之约，致章王退桐城、庐江、无为等处，皆罪在兄。现已荷蒙圣恩，出以赏罚革黜”。同日致另一部将函中说：“今兄因偶见朝中办事不公平，兄在庐郡具本启奏。现下不以本章为然，小事酿成大端”。可见陈玉成之被斥革，与耘天燕案、与具本启奏朝中办事不公有关。耘天燕案，其情由现已无可考。首席大将因此案、因朝中办事不公而上谏，洪秀全不悦，遂至二罪并发，将安庆失守之事也一起算帐。在上述陈玉成责备林绍璋的信中，我们见到因移营而失会击挂车河之约的是林绍璋。洪仁玕的“文书”也指责林绍璋放弃江北不守不战，而洪秀全的圣旨却说失挂车河之约和造成林绍璋退却之责在陈玉成。当时情况可能很复杂。这使陈玉成心灰意懒。李秀成述及此时陈玉成的心情说：“英王见势如此，主又严责，革其职权，心烦意乱，愿老于庐城……愚忠于国”。陈玉成因奏事被斥革，洪仁玕也因奏安庆事被斥革，而且不得与闻朝政，原由他主持的外交事务也移交给了林绍璋。这些大约都是辛酉年冬的事，但时而不久，情况又大有反复。据洪仁玕在席宝田军营亲笔自述说：次年春，林绍璋被贬出京，而洪仁玕则恢复军师之职，总掌朝政。这一起伏，显示了当时太平天国朝中激烈的派别斗争。洪仁玕在“文书”中，在其他各篇“自述”中留下的一些朝政纷纭的记录，使读者感觉到了太平天国失败的一些内在原因。
这件“文书”述及的一些太平天国朝政变动的情况，有助于澄清一些具体问题。洪仁玕撰著经旨准颁行的《诛妖缴文》、《钦定英杰归真》等书均署辛酉十一年刻，而他本人在书中的署衔却有“钦命文衡正总裁开朝精忠军师”和“钦命文衡正总裁开朝精忠又副军师”之别。从这件“文书”说“辛酉冬革予军师王衔及正总裁之职”，可推知革去军师即是降为“又副军师”。王定安《贼酋名号谱》记洪仁玕名号为“文衡副总裁”，也并非错记，革去正总裁即是降为“副总裁”。但从两本书的署衔来看，革去军师与革去总裁似非同时发生。壬戌春，洪仁玕复职。这一波折是短暂的，革去王爵一事未见如同革去军师、总裁那样在文献上留下印记。也许革去王爵只是“革留”，所以“干王”之称不必改动。上述陈玉成信中说到天王对他“赏罚革黜”而钤英王之印不改，大概也可作此解释。
洪仁玕指责忠王、侍王、辅王等各坐守某某地，在各自地盘征钱粮、招兵马以自固而不顾根本。这确是太平天国晚期普遍存在严重的问题。洪仁玕到天京后，见到此种弊病之端倪，提出了“禁朋党”、“赏查由朝廷”等策，但无效果。曾国藩称太平天国各王各将各有“分地”，这虽不能说是拥兵割据，但朝廷和地方的关系已不如前期那样指臂相使了。中央天朝仅天京一隅，自须各地支持。壬戌十二年(1862)林绍璋被贬后的任务是赴苏、浙“催粮援京”。洪仁玕说，林被人看不起，各地“闭城不纳，粒饷不得”。癸开十三年(1863)八月因苏杭事急李秀成被允准出京征战，“文书”以为李秀成此次出京是“亲身下苏浙催解兵饷”，而收效甚微。洪仁玕自己也以军师之尊于癸开十三年(1863)出任“捐库征粮使”去各地征粮银，可见天京之困窘。李秀成初克苏、常、嘉后曾向天京输送金银财宝和物资，得到天王嘉奖，其后也有向天京输粮银之记载，但天京与各地区间经常性的财政经济关系如何，由于资料稀缺，的确值得后人注意研究。
洪仁玕对李秀成的批评，多归结为李秀成“品性的毛病”：变更不一，变迁不常。滁州守将换为李昭寿，苏、常守将迭更，用人不当，由此；“谕令催兵催粮，一无复奏”，也由于“平日变迁不常，临急号令不验之咎”；“苏州、抚（无）锡”叛降于清，“即忠王亦几几不免，皆因忠王变迁不一之咎所致也”，也归结为“变迁不一”。“变迁不一”是“品性的毛病”，似乎是一种缓和的批评，但实际上很难中肯。如苏州叛变的发生就难以归因于李秀成的品性。李秀成的号令不验也应有其他更深刻的原因。综观这篇“文书”，一个突出的印象是它提供了很多新事实、新看法，另一个突出印象是使人感到太平天国存在着深重的内部问题。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方面，忠、侍、章、辅等诸王割据地盘、拓兵自固；而诸王如李秀成等对地方佐将，也是“临急号令不验”。在人事方面，洪仁玕、李秀成、林绍璋等人之间矛盾重重对立，而洪秀全的处置，却有些“变迁不一”，不能驾驶自如。太平天国晚期中央领导薄弱而无方，洪仁玕新到天京而骤封王爵，众功臣宿将曾多有问难、不服。洪仁玕被俘后的“自述”曾详述此事，李秀成为不服者之一。李秀成被俘后，问官记其答词说：“伪干王所编各书，李酋皆不屑看也”。洪仁玕说，李秀成不信他是“才学之士”，李秀成也承认不屑看他的书，这的确是李的偏见。而洪仁玕在他所写的这篇“文书”中，也对李不乏过分之词。如上述壬戌年解围天京之战中轰地垅而自伤多人一事，遽责李秀成是为了贪全功不等侍王、辅王到来而单独行动，以致败北。实际上侍王路远，到达较迟，辅王则在宁国作战，虽有配合的作用，并无直接到天京城外作战的计划。又责李秀成不及救雨花台之失，其时李秀成正因“进北攻南”战略不利而南归，不可能来得及回救；而且雨花台之失，责任其实在天京方面。洪仁玕“文书”说王长次兄洪仁发、洪仁达是“忠正人”，而李秀成则指责他们无才情，无算计，又搜括民财。事实究竟如何？当时，“洪氏之党”与李秀成、李世贤等的确已各有成见，而且在国家危急之秋还难以同心同德。
这篇“文书”系洪仁玕亲笔行书写成，多有修改和添加，笔迹与沈葆桢卷中洪仁玕的其他亲书诗文一致。文中批评李秀成“欲自获全功”，“全”写作“荃”，这是太平天国的避讳字。叙林绍璋不守不战，私自回京，“又求英王阮其不力”。“阮”应为“原”的别写。按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有“秉直心院”、“我心自院”等语，曾国藩改“院”为“愿”。从文意看，这一改动是对的。可见“院”是太平天国对“愿”字的别写。“原”、“愿”可通。洪仁玕、李秀成之将“原”、“愿”别写为“阮”、“院”，是否基于某种避讳的制度，现尚难确定。
洪仁玕驳《李秀成供》亲笔文书
滁州原守之将甚妥善，忠王念李昭寿同姓，且有八拜之交及亲谊内戚之情，调换镇守，众议沸腾。忠王坚原将出征而任李昭寿，盖忠王品性之毛病，原在变更不一，多有贻误。即苏、常调守迭更，用人不当，致吴江先误，隔断苏、杭。而苏州之谭绍光不服军民，以致杭、嘉各专己见，不遵忠王之令。而朝廷差章王到苏、杭各郡办粮务，闭城不纳，皆由忠、侍王在外，专靠章王柔猾之言为之耳目，不认（按：“认”字由“信”字改）王长次兄为忠正人，不信本军师为才学之士。因此忠王屡多非上推罡之言，实不知己多更张，信佞人之过也。
推而言之，忠王之坐守苏、杭、常、嘉等郡，与侍王之坐守句、溧、荆、宜、广德，辅王之坐守宁郭、池州等处，章王之暗守芜湖、繁昌、南陵、秣陵、丹阳等处，各将该地钱粮拓兵自固，任朝内诏谕催征，毫未见各省郡县多进粮饷以固根本，迨至安庆失陷，英王升天。章王畏罪，弃江北不守不战，私自回京，哀饶生命，又求英王阮（按：“阮”应为“原”之别写）其不力之愆。那时英、忠、章王等俱忌予认真直奏，殊知圣鉴不爽，屡知章王之奸，内则蒙蔽不奏，外则阴结私行，故于辛酉冬革予军师王衔及正总裁之职，并革英王、章王等之不力也。旋复章王林绍璋之爵，不准王长次兄及予干与朝政。内则专任章、顺王掌政，外则专任专任（衍一“专任”）忠、侍、辅王掌兵。
殊自壬戌春，曾、鲍两军下困天京，而忠王明知难以为力，诏谕屡催不动。而章、顺王权在忠、侍王之下，哀求不来。予以苏、杭及天京与长江大势顺逆情形详细陈说，始行□悟。至壬戌七八月间，始行援京。又欲自获荃功于侍、辅王未到之前，即行轰发地垅。殊知垅未清，营内反行自伤不少，叠攻不下。陈坤书又攻大平关不下，而忠王始行渡江，破浦口、江浦、和州而上。因攻无为不下，撤兵上游英、霍山、凤阳等处。因无粮自困，于癸亥春夏间狼狈返师。欲下攻扬州不克，其军十去六七。而雨花台失守，又不及救，反行放师下游苏、浙，欲换蓄锐精以援京困。此时忠王在京而天王不肯放伊下苏、浙，并降诏与忠王，谕令催兵催粮，一无复奏。皆因忠王平日变迁不常，临急号令不验之咎。卒至忠王力求亲身下苏、浙催解兵饷，虽有些饷粮，亦难解涸辙之困。于癸亥秋冬之际，竟有苏州、抚（无）锡等叛将献城与李鸿章，即忠王亦几几不免，皆因忠王变迁不一之咎所致也。
今观其传，于得胜时细述己功，毫不及他人之策力，败绩时即诿咎于天王、幼西王及王长次兄、驸马等，虽世人不知内事，而当时兵粮之权归谁总握，谅内外必闻之者。若论爵之尊□（以上六字用墨笔划去），西王长次兄之尊，天王不过荣亲亲功臣之后而已，岂尺寸疆土粮饷得归亲臣及功臣后乎？天下亦共闻而知，不待予之细辨也。予原存厚道，不肯自毁，诚恐阅者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以下约还有6个字，但原稿已不能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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