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德克·巴莱》应该叫《魏德圣·巴莱》。”“赛”片的监制吴宇森说。
《赛德克·巴莱》讲述的是一百年前台湾原住民赛德克人抗日的故事。在赛德克语中，“赛德克”是“人”的意思，“巴莱”是“真正的”。
拍完《海角七号》，魏德圣成了亿万富翁，挣了1.5亿元新台币。
钱还没捂热，魏德圣就把它全部砸进了电影《赛德克·巴莱》的拍摄，还负债累累，周杰伦都是他的债主之一。影片最终投资高达6.5亿元新台币。
为了拍摄“真正的人”，魏德圣16年前就开始酝酿，其间，他不断写剧本、画分镜头、拍样片、找投资，但屡遭嘲笑，处处碰壁。
《海角七号》让魏德圣成了台湾的超级明星，创下台湾华语片影史上的“奇迹”。但过亿票房并未帮他赢得话语权，《赛德克·巴莱》的纪录片里，纪录了从筹备到拍摄的“血泪史”。
一次偶然，魏德圣翻阅了台湾漫画家邱若龙的漫画《雾社事件》，那段血雨腥风的历史让他着了魔。
“雾社事件”是日治时期台湾原住民一段惨烈的抗日故事。1930年，台湾原住民赛德克人不满日本政府残酷的“理蕃政策”联合起义，在雾社运动会上杀死134名日本人，随即遭到日本人围剿，原住民牺牲1234人，参与行动的部落几乎遭遇灭族。
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周婉窈长期研究台湾史，在她看来，魏德圣的《赛德克·巴莱》是一部台湾人了解过去的“寻根之旅”。
二战后，日本统治结束，国民党作为统治当局，在思想、学术和文化方面以中文为惟一表达工具，其结果是，“在日本统治时期完成教育者，绝大多数无法用中文表达；能用中文表达者，多数又无法阅读日文资料，文化传承上发生了严重断裂”，而包括“雾社事件”在内的许多战前台湾历史资料，都是用日文记录的，在这种时代氛围之下，很长一段时间，台湾的过去“不受到重视，即使受到重视，也几乎只有官方的单一理解方式”。
1980年代末期，台湾“解严”，自由风气日盛，社会多样性受到重视，原住民意识兴起，越来越多战后成长起来的台湾年轻人开始自觉了解起官方叙事之外的台湾历史。漫画家邱若龙就是其中之一。
那时，邱若龙刚大学毕业，“无聊得发慌，一个人骑着摩托车就到了雾社山区，交上了当地赛德克人朋友”。通过这些朋友，邱若龙接触到了“雾社事件”的只言片语。当时是台湾原住民文化流失最厉害的时候，邱若龙用6年时间栽入田野调查中，用漫画的方式一笔笔画出他所认知的“雾社事件”。
“邱若龙的漫画对普及台湾社会认知‘雾社事件’，起了很大的作用。”周婉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1996年，魏德圣第一次接触到邱若龙的漫画：“看完就是热血，说不出那种翻腾的情绪。它不是传统的英雄主义，它是一个争取灵魂自由的英雄主义。”
魏德圣萌生了为“雾社事件”写剧本的想法。与此同时，他参与了邱若龙纪录片《1930年的雾社事件与赛德克族》的拍摄。
纪录片拍了一年多，魏德圣接触了不少从“雾社事件”过来的幸存者，战时，他们大多是十三四岁的孩子，虽然没有真正参与战争，但大多有为战事传递食物的经验。
但要搜集赛德克人的故事依旧很难：“这个族群有些特别，他们只说他们看见的，没看见就绝对不说。”记录者们只能四处拼凑一段完整的故事。
2000年，《赛德克·巴莱》剧本完成，获得当年台湾“新闻局”优良电影剧本奖。三年后，魏德圣自筹250万元新台币拍摄了五分钟样片，希望借此募集2亿元新台币拍摄史诗大片。
但没有人肯为他的梦想埋单。
找周杰伦借钱
影片拍摄时，群众演员必须在碎石滩上赤脚奔跑，一个镜头拍完，三四个演员就会被送进医院包扎。
《赛德克·巴莱》开拍前，魏德圣给马英九写了一封信，希望对方可以协助提供两三百名服役士兵作群众演员，但得到的回复是，马英九的批文上写着“酌予协助”，没有明确表态。等了四个月后才勉强答应。
“《海角七号》并没给我带来更大的可能，反而多了许多挫折。”魏德圣说。最初，《赛德克·巴莱》的预算是3亿元新台币，魏德圣通过《海角七号》挣了1.5亿，还有1.5亿需要找投资。他每天的工作之一就是不断与有钱人吃饭，把影片提案给他们看，但大部分有钱人只是“比较愿意跟他见个面”。
2009年10月，《赛德克·巴莱》终于开拍。之后影片就像个烧钱的无底洞，3亿根本不够，魏德圣只能边拍边找投资，几乎每一天都很惨烈。
拍摄中，在现场要演开枪的场景，剧组却没子弹了，魏德圣在现场发脾气，工作人员告诉他：没有钱了。最后是用假动作开枪来代替。
2009年底的一天，真的撑不下去了，剧组连盒饭钱也拿不出来了，工资拖欠着，四处都是追债的，连流动厕所公司都跑来拍着桌子要钱。
制片人张家振想起来，自己认识的人中，周杰伦最有钱。
周杰伦听说要找自己借钱，说：“我回去和我妈商量一下。”第二天钱就到账了，4000万元新台币，魏德圣说，那是他借钱最快到账的一次。
为了向投资者们证明《赛德克·巴莱》能卖座，魏德圣团队想了很多招，电影上映前，他们开设官方博客，每天记录拍摄中的艰辛，还预售门票，最终预售了10万张。
2010年，《赛德克·巴莱》获得台湾“新闻局”奖励，作为重点补助电影，补助1.6亿元新台币，随后，台湾中影公司出资3.5亿，与魏德圣成立了新公司，解决了影片的财务问题。
2010年9月，《赛德克·巴莱》杀青，当晚魏德圣喝醉了，抱着一位同事大哭了一场，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站在对方的角度看历史
“族群跟族群之间的误解，常常是因为没有站在对方的位置看事情。”魏德圣说。
在台湾的官方叙事里，“雾社事件”被定义为一场“台湾原住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史”，魏德圣希望能有不一样的角度，他用四个半小时再现了“雾社事件”。
电影《赛德克·巴莱》分为上下两集。上集《太阳旗》，导火线是一场充满流血冲突的喜宴。一对赛德克青年男女结婚设宴，日本警察前来巡视，族中雾社群马赫坡社头目莫那·鲁道的长子达多·莫那热情招呼日警喝酒，却因为手脏被警察暴打一顿。原住民与日本统治者积淀已久的紧张关系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一场反击日本统治者的圣战正在酝酿。
在雾社地区举行的联合运动会上，莫那·鲁道率领预先埋伏的赛德克勇士向日本人发起突袭，一百多名日本人当场毙命。为了报复，日军调集庞大的警力，一场对赛德克人的疯狂围剿即将展开。
下集叫《彩虹桥》，“彩虹桥”是赛德克人的图腾，传说中通过死亡，赛德克人可以越过“彩虹桥”，回归祖灵。日军大队兵力围剿赛德克时，莫那·鲁道率领族群展开了一场奔赴“彩虹桥”的求死之战。
与此同时，原先对部落友好的日军巡查小岛源治，也因妻儿在雾社运动场上死于非命，愤怒痛苦之际失去理智，强迫莫那·鲁道的世仇、屯巴拉社头目铁木·瓦力斯出兵，协助日本人向自己的同族开战。
在魏德圣看来，“雾社事件”至少滋生了两组仇恨：原住民群体与日本人之间的仇恨；同族之间的仇恨，即抗日的马赫坡社与日本人的“帮凶”屯巴拉社之间的仇恨。“抗日”是官方叙事里被放大的，而族群之间的纠葛，却从没被提及过，事实上这两个族群后裔之间冲突不断，“雾社事件”后，屯巴拉社被赶到山下，两个族群间的仇恨没有化解的空间。
面对历史，有人会问，为什么自己人要打自己人，为什么要帮日本人？
魏德圣尝试让观众分别站在两个族群的角度看他们各自的立场：当A被C控制，C让A帮忙杀B，如果杀了B，C给A钱，若不帮忙，那C就杀A全家。A应该怎么选择？
周婉窈研究了解，在“雾社事件”余生者的后裔中，有一些“历史和解”的声音，一位余生者说：“祖辈从没教导子孙任何事件后的仇恨，只说‘日本人太过分’，本族同胞在日本人离开后，应该忘却受日本人操弄所发生的不愉快事件，通婚并携手共创未来。”也曾有台湾牧师建议设立“和解日”，让台湾不同的原住民族群以及日本的代表共聚一堂，依照赛德克人传统律法举行“和解祭”。
对于那时的日本人，魏德圣也不想在历史事件里传达太多化解不完的仇恨。“我们回到仇恨的原点看每个人的立场，不要再用国家、民族彼此对立。终究人活在大时代里，有很多是无法操控的，罪恶也好，英雄也好，都不是绝对的，坏也不是绝对的坏，好也不是绝对的好。”可爱的好人，无奈的坏人，在他看来有时更能进到历史的核心。
“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暴力。我们如何抗拒暴力？如何不成为暴力的帮手？‘真正的人’是否也包括协助处在非人境遇的人争取作为人的资格？”在周婉窈看来，“真正的人”其实是个道德命题。
2011年，68届威尼斯电影节主席、美国导演戴伦·艾洛诺夫斯基在香港看完“赛”片4个小时的版本，非常兴奋，随即告诉魏德圣入围威尼斯影展的竞赛单元，但按照规定必须将影片压缩成一次放映完的国际版本。这时，距离影展开幕只有一周。仓促之间，魏德圣委托一位香港剪辑师将影片剪辑为两个半小时，剪辑师大幅剪掉了文戏，保留武打戏，影片变成“动作加暴力”的电影。
剪辑版《赛德克·巴莱》在威尼斯放映时，不少媒体批评它“情节单薄”，“一部只有血腥、暴力的伪史诗”。威尼斯影展后，魏德圣将剪辑版销毁。
魏德圣还在等待《赛德克·巴莱》在大陆公映的许可证，这是一个全新的剪辑版本，按照审查规定已经删去片中过于血腥、暴力的镜头。他比谁都希望影片能在大陆院线公映，“雾社事件”对于台湾观众而言具有“自我认定”、“自我化解”的价值，一定要演满四个半小时，对于台湾以外的观众，只需要了解就可以。
对于《赛德克·巴莱》，魏德圣有更大的“野心”：“互相和解、互相理解，除了原住民自己的问题以外，我还希望可以扩展到台湾历史问题的和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