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一名叫夏素文的女患者，不幸罹患绝症。
在长时间看着母亲在病床上挣扎痛苦，儿子王明成跪着求助医生蒲连升早点帮她“结束痛苦”。
经过反复考虑之后，蒲连升答应了。
在获得家属签字之后，蒲连升给她开了100毫克的复方冬眠灵。
到了隔日凌晨5点，患者经历了19小时的安静后，最终去世。
当时人们都说“医生是救死扶伤的”，从未听说过“帮助”患者死亡的。
很快蒲连升和王明成的行为，在口口相传之后，一时间引起街头巷议。
于是，当年7月3号，蒲连升和王明成以“故意杀人罪”被提起公诉。
到了9月20日，两人双双被拘留所拘押，这一呆就是492天。
5年后，两人被法院审理判为无罪。
这是中国首例关于“安乐死”的事件。
蒲连升
相较于蒲连升，美国一位叫做杰克·科沃基恩（Jack Kevorkian）的医生则要“艰难”的多！
和世俗所持有的保守观点不同，可能因为杰克性格张扬、天不怕地不怕。
1990年，在协助了一位叫做珍妮的患者“自杀”后，杰克开始在圈内“出名”。
很多患者及家属慕名前来寻求帮助，而他一共帮助100多名患者“摆脱了痛苦”。
因为数量庞大，他的行为不断在挑战社会的红线，最终被前后要求5次出庭受审。
而杰克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在帮助那些痛苦的患者脱离苦海，与“谋杀”无半点关系。
对于那些延续生命无异承受无止境痛苦的患者来说，他认为自己不是“死亡医生”，而是天使。
有了他的协助之后，患者们才能在家人的陪伴下，体面地、有尊严地离开这个痛苦的世界。
因为杰克对此深信不已，他在一次专访节目中披露了该过程的细节。
1998年，杰克最终被以“二级谋杀”入狱，而这坐就是8年多，直到2007年才获释。
对此，杰克从未感到后悔，他认为“这个世界对安乐死的态度非常伪善。”
杰克·科沃基恩
不得不说，关于安乐死这个话题讨论从来难以休止。
自2006年起，安乐死已成为生物伦理学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
在一些国家，与安乐死相关的道德，伦理和法律问题引起了分歧的公众争论。
被动安乐死（称为“拔插头”）在许多国家/地区在某些情况下是合法的。
但是，主动安乐死仅在少数几个国家（例如比利时，加拿大和瑞士）是合法的或事实上是合法的，
这将其限制在特定的情况下，并需要获得顾问，医生或其他专家的批准。
在某些国家（例如尼日利亚，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几乎没有对积极安乐死的支持。
就像从历史中借来的其他术语一样，“安乐死”根据用法具有不同的含义。
“安乐死”一词的第一个明显用法是历史学家苏顿纽斯（Suetonius），他描述了奥古斯都皇帝如何“死得很快，没有妻子利维亚的痛苦，经历了他所希望的'安乐死”。
“安乐死”一词最早是由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在医学上使用的在17世纪，“轻松，无痛，快乐的死亡”是指“减轻身体的“身体痛苦”是医师的责任”。
培根提到了一种“向外的安乐死”，即他用来区别于精神概念的“向外的安乐死”一词，即“安乐死”，它涉及到灵魂的准备。
在目前的用法中，安乐死被定义为“无痛诱发快速死亡”。
但是，有人认为这种方法未能正确定义安乐死，因为它留下了许多可能满足定义要求的可能行动，但不会被视为安乐死。
特别是，其中包括一个人无痛地杀死他人，但无缘无故谋杀他人的情况；或快速而无痛的意外死亡，但不是故意的。
另一种方法将痛苦的概念纳入定义。
由所提供的定义牛津英语词典结合痛苦作为必要条件，以“从一种不可治愈和痛苦的疾病或以不可逆的昏迷的患者的无痛杀死”。
该方法包括在马文科尔保罗·库尔茨（Paul Kurtz）将其定义为“无痛地诱发或允许死亡以减轻痛苦的一种模式或行为”。
可以举出反例：此类定义可能包括为了个人利益（例如要求继承）而杀死患有无法治愈的疾病的人，以及诸如汤姆·博尚（Tom Beauchamp）和阿诺德·戴维森（Arnold Davidson）辩称，这样做将构成“谋杀简单化者”，而不是安乐死。
2016年，宝岛台湾知名体育节目主持人傅达仁，罹患有“癌症之王”之称的胰腺癌。
癌症的痛苦使他对接下里日子失去了期望。
他渴望执行安乐死。
周边人在得知他的这种想法之后，纷纷进行劝导。
可是，傅达仁用自己的真诚打动了所有人。
原先反对他的人，最后纷纷选择支持他。
但是，碍于法律责任，没有医生愿意为其执行这一程序。
不得已，2018年6月，86岁的傅达仁在家人的陪伴下飞往瑞士。
在执行安乐死之前，他用视频的方式，和家人、亲朋好友和粉丝举行了一场告别会。
在画面中，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位得了癌症，即将要离开世界的老人。
2019年2月，傅达仁的家人公布了视频的过程。
老人在喝药之前，他问：“一口吞吗？两口可以吗？”
最终，喝了四口药的他倒在了儿子的怀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