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热映的电影《攀登者》里，井柏然饰演队长李国梁，成为了全片的泪点之一。李国梁为了把握珠峰为数不多的窗口期，在1975年第二次登峰前主动请缨担任队长带队冲顶，最后为了拍摄记录队友登顶过程不惜解开安全绳滑坠落崖。
井柏然饰演的登山队员李国梁
李国梁的原型是谁？
这个担任着攀登者和摄影师的双重身份，1960年和1975年两次攀登珠峰，带着向世界证明中国人能再次登上峰顶决心的攀登者李国梁的原型，正是来自成都理工大学1956级校友邬宗岳。多少年来，邬宗岳的汉白玉塑像，一直静静地伫立在成都理工大学。
邬宗岳的汉白玉塑像
昨日，我们采访到了邬宗岳的儿子邬前星、老师周绍文，在他们口中，这个将使命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攀登者留给了他们无尽的思念和强大的精神动力。邬前星后来“子承父业”进了中国登山队。
本要被留校任教 ，却成了中国登山队一员虎将
邬宗岳在高中时代就被推为校“环球队”（包括篮、排、足球）总队长。 1951年，17岁的邬宗岳当了兵进入军营，体育依然是他不变的爱好。1953年，由他任队长的西南空政男子篮球队在四川省首届运动会上夺冠，紧接着又在全国空军运动队上拔得头筹，邬宗岳也因此两次荣立三等功。
1956年，在体育方面极有天赋的邬宗岳考入成都地质学院（成都理工大学），成了找矿系56115班的一名调干生。在大学里，他先后担任学院体育部长、学生会副主席，又是院篮球队队长和院手球队主力队员。他的同寝好友，成都理工大学教授慕记录回忆，“邬宗岳干得十分出色，多次为学校争得了荣誉。”
邬宗岳入地质学院时学生证件上的照片
不得不说，后来他进入中国登山队，担负起光荣的任务，和他的身体禀赋有密切关系。
在成都地院，邬宗岳的体育老师正是仅年长他2岁的周绍文，周绍文一眼看中了这个品学兼优的体育苗子，在后来的举荐中，已到中国登山队担任体能教练的他郑重推荐了邬宗岳和另一个学生罗士明。后来在登山队的训练里，只是普通队员的邬宗岳还常常主动帮周绍文负担一些训练任务。
在邬宗岳妻子王明秀的回忆录里，邬宗岳大学毕业前夕，国家决定中国登山队首次攀登珠峰，并从成都地质学院抽调邬宗岳和罗士明去参加执行任务。邬宗岳从未经过高山训练，第一次登山就两次运送氧气和物资到珠峰8500米的高度，任务难度很大。由于他们训练中表现突出，当时国家体委领导就要将他们二人正式调到登山队，可是地质学院早就决定待他俩毕业后留校工作；这边要调，那边不放，没想到，这一场拉锯战三年之后才见到分晓，他得以调入登山队。
1960年5月，邬宗岳参加了中国登山队首次攀登珠峰，和负责后勤的队友们将氧气和物资运送到珠峰8500米的高度，有力地保障了队友们的攀登。然而，这次的成功攀登因为没有留下影像资料，没有获得世界的公认。之后，邬宗岳被队里选派去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学习摄影技术，他很快成了一名优秀的摄影人及出色的登山教练。
1961年6月，邬宗岳带领中国女子登山队，登上海拔7595米的公格尔久别峰，打破了女子登山高度的世界纪录。完成登顶后，下到海拔7300米高处时，队员衡虎林掉进深不见底的冰裂缝时，他两次下到冰裂缝深处，抢救遇险的战友。
珠峰考察资料照片
1964年5月，邬宗岳和其他9名运动员，登上了海拔8012米的希夏邦马峰。在极端恶劣的情况下，他成功拍摄了首次攀登这座高峰的电影，公映后轰动世界。邬宗岳因此荣立特等功，并获国家体委“五好运动员”称号。在国庆15周年时，他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
首登珠峰，将二云母花岗岩岩石捐给母校
《攀登者》电影中，有这样的情节：方五洲向学生展示化石、交给恋人化石标本。在真实的历史里，邬宗岳向母校捐的二云母花岗岩岩石，如今依然在成理博物馆诉说着历史。
今年已89岁的周绍文与邬宗岳通信直到邬去世前数月，他告诉我们，“加入登山队后，邬宗岳仍与学校保持着联系，关心着学校的发展情况。粮票、油票的供应是否充足？学校地质发展取得了哪些新成果？他常流露出想要回来为母校发展做贡献的想法。
邬宗岳一直牵挂母校，首次登顶珠峰时，邬宗岳将和罗士明在珠峰8000米以上采集了一些岩石标本。尽管天气寒冷又极度缺氧，邬宗岳仍以顽强毅力，细心采凿每块矿石，无论是麻岩、大理石岩还是石灰岩、云母岩，每块均为厚3厘米、宽6厘米、长9厘米，非常规则。邬宗岳用羊绒衣包裹着那些标本，背下山时，羊绒衣都磨破了。后来，二人将二云母花岗岩岩石标本捐给了母校，这些标本至今仍安在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2016年，成都理工大学60周年校庆时，这枚标本被收录入画册《理工藏品》，作为包括南极、北极、珠穆朗玛峰、太平洋底等方位的“四极珍品”之一。
纪念父亲 儿子继承衣钵进登山队
邬宗岳和儿子合影
邬宗岳对于地质的热爱，我们也在他的大儿子邬前星那里得到了求证。邬前星15、6岁时去北京读高中，和爸爸在一起生活了两年，这也是邬宗岳生命中的最后两年，邬前星记得爸爸有一些标本，“但从不让我碰那些标本，他很爱地质工作，干一行爱一行。”那两年，邬宗岳总是太忙，几乎没有带邬前星到北京哪里去玩玩，“爸爸忙于训练，常常是我睡了以后才到家，我早上还没有醒的时候，他又出门了。”
“那一天，我们全家都觉得天塌了。”邬前星告诉我们。1975年，时年42岁的邬宗岳受命带领一支突击队冲击珠峰。在攀登的过程中，邬宗岳一边用电影摄影机拍摄大家与风雪搏斗的镜头，一边向大本营发出心电讯号，为研究人类对特高海拔地的适应状况提供了宝贵资料。5月5日，在突击队向海拔8600米的最后一个营地进发之时，邬宗岳解开绳子，走在队伍后面拍片子。队伍前进了，邬宗岳却渐渐落在了后面。晚上9点左右，到达突击营地的队员们没见到他，立刻去行军路上接应，然而夜色茫茫，哪里还有邬宗岳的踪影。
5月28日，当登山队从顶峰下到海拔8200米时，只见邬宗岳的背包、氧气瓶、冰镐和摄像机整整齐齐地放在悬崖边上，而人却无踪迹。下到8000米附近时，队员们看到在悬崖顶部风化岩石和冰雪混合的地方，邬宗岳已经长眠在珠峰雪白的怀抱中。
生前，为了登山，邬宗岳不仅和小孩聚少离多，与妻子王明秀也是。他们结婚19年，相聚的时间加起来不过3、4年。邬前星从小的记忆就是“全国各地找爸爸”。从邬宗岳调到登山队以后,家人就两地分居，一年只有十二天的探亲假。几乎都是王明秀带着孩子，扛着行李，投奔他训练的所在地去探望他。最后一次碰面，王明秀终于调到了北京，全家团聚在望，结果邬宗岳连行李都没来得及帮王明秀打开，就踏上了那次牺牲之旅。
邬宗岳和王明秀合影
1983年从部队转业后，邬前星也选择到国家体委登山队。邬前星告诉我们，自己加入登山队，“是我自己的意见，我想代表我们家人去看看老爸牺牲的地方。”结果，这个决定几乎没人支持，“我妈也是不同意，但是只有我能代表全家去看看老爸牺牲的地方，就这一个愿望。”后来，邬前星顺利通过了重重考验，成功加入登山队，并且工作了10来年。1985年新疆中美联合登山队，攀登6973米的木孜塔格峰，中方五人登顶，邬前星就是其中之一。邬前星说，“在登山队的时候，我们年年都要去珠峰，最高去过6500米的三号营地。大本营有我老爸的一个墓碑，我每年都去祭奠。”
而到如今，邬前星一家只要经过成都，都会来到成都理工大学。他告诉我们，爸爸的遗体还在8000多米的山上，成都理工大学的这尊雕像是他们全家可以到达的唯一一个纪念的地方。
成都理工大学 /张爱艾 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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