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经考证，也不知从什么时代起，忠、信二字的含义变成了今天我们理解的样子。比如忠，一般来说都是个人忠于组织，部下忠诚上级。忠所代表的极端形式，应该如诸葛亮那样，对刘皇叔的事业，或者说对自己已经做出的承诺，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比如信，是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不论是非对错还是时过境迁，都要做到说话算数，诚实无欺，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人生担当。季布一诺千金的典故至今都是关于“信”的极限美谈！
但是，古人，尤其是《左传》“曹刿论战”一文的语境中，由曹刿和鲁庄公对话涉及的忠、信二字，不但不是这样，甚至与我们今天的理解大相径庭！比如“忠”字，在那个时代，是对国君秉公执政的一种要求。其所谓之忠，就是持心在中，不偏不倚！这是上级对下级，“国家”对人民的某种责任。而所谓“信”，通俗一点，则是人与神之间在沟通时应保持的严肃认真态度。确切一点，是巫祝之人与神沟通时所应秉持的责任与立场，就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能添油加醋，也不能文过饰非。而这一切，都是关于国君在祭祀场合中应有的立场和精神。因为，在那个文明初创的时代，人们敬畏于神的无所不能，而人只能匍匐于神的脚下。
还是回到《左传》曹刿与鲁庄公之间的对话。“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关于这一段话，不论古今，大凡有心的读者，都会对诸如“肉食者”这样的表述有所好奇，难道在古代，普通人就吃不了肉？那得多可怜啊？！也会对“牺牲玉帛，弗敢专也，必以信”这样的逻辑关系莫名其妙！“牺牲玉帛”与信有何关系？！当然，也会迷茫于鲁庄公的“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竟然是忠之属也！其实，要真正理解这些语言，还得身临其境地进入古人祭祀的场合，那种古代社会最隆重、最严肃、最认真的公共事务场景。
关于“肉食者”，历代注释者，尤其《春秋左传正义》以为，应是官职在大夫以上的衮衮诸公。虽然曹刿所指肉食者，必是有官有职的人物，但是古人援引理据，把普通人排除在食肉者之外，则或许未必。平民百姓，及至奴隶，在人性这一点上，与大夫们不应有很大区别，即大夫是食肉动物，而普通人是草食动物。可以想象，作为人类，如有肉可食，岂是官府所能禁止！因此，“肉食者”所指，必定是属于特定场合所产生的代指。而这个特定场合，又非诸侯祭祀宴饮场合莫属。在这些场合，那些前排就座，有肉分享的贵重之人，当然是官职尊显之人，也是鲁庄公们的左右亲近。这些经常与国君在一起，共同吃肉，赞襄国政之人，是国家政策的制定者，也就是今天人们常说的“亲贵”。
只有理解了“肉食者”三字是作为鲁国平民百姓对鲁庄公亲贵“小圈子”的不满，我们才能意识到在鲁国的统治阶级中，也是分做三六九等的。而这三六九等的阶级分层，本质上是基于资源稀缺所产生的分配方式，但正是由于这种分配方式，才导致了不同阶级的矛盾对立。因此，其乡人才会有“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地调侃。自然，调侃之下是一种事不关己的态度，所表现的是阶级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当然，曹刿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撇下了乡人心中的阶级矛盾，勇敢地站在了国家军事斗争的第一线。基于以上的时代背景，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鲁庄公回答曹刿的第一句竟然是“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鲁庄公这是在诿过他人，撇清责任，希望曹刿能够同情并理解自己。因为曹刿所代表的恰恰是人数最多，损失最大，但所获甚少的那一部分鲁国平民。
对于这一句话，《春秋左传正义》的解释是：“公意衣食二者，虽所以安身，然亦不敢专己有之，必以之分人”。其实这样的解释，如同直译，并未说清楚这句话的本质。设身处地的思考，即使作为国君，人人所赖衣食，怎可仅凭国君分配？而国君衣食，自有礼制与胃口所限，似也无需思考再分他人。所以，这句话应是祭祀场合的公共行为。安指安顿，各安其便的意思，是一种分配行为。而“弗敢专也”，鲁庄公强调不是自己一个人说了算，尤其不是围绕自己的喜恶远近来分配。所以，“必以分人”含义的重点在于，“人”是按照等级划分的，不同之“人”所得“衣食”不同，待人“厚”“薄”，在于礼制，而非国君。也只有这样，“小惠未遍”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民弗从也”。而“民弗从也”，对于战争，则十分危险！
鲁庄公面对曹刿，面对即将来临的战争，是缺乏自信心的。因为，鲁庄公心里明白，乾时新败之下，如今战端再起，自己最怕的就是“民弗从也”！因此，在心知民心未得的情况下，在曹刿的拷问之下，鲁庄公还会拿出更为强大理由，那就是“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这一句话，核心表达就是“信”字。信作为汉字，从古自今都有说话算数，诚实不欺的含义，但是信字所使用的场景与内涵，却在古今之间，差别较大。比如，“牺牲玉帛，弗敢加也”与“必以信”之间有何关系？尤其“加”为何会破坏“信”的意义？要理解这样的话，就必须回到春秋时期人们对于祭祀的正确态度，以及祭祀发挥的真正作用。
作为参考，鲁桓公六年《左传》中，季梁谏随侯的说辞就非常经典。季梁说“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在这里，忠成了国君或者说统治阶级的责任。也就是说，那些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们，只有不停地思考自己如何去做才会有利于人民，那才是“忠”。而其中之“信”则是人与神之间的沟通要求，即负责祭祀的巫祝人员，在祭祀时，要向神老老实实地传达国家管理的状况。所谓“正辞”就是正确的说辞。向神表达或转述“正辞”才能算是“信”。比如，国家今年是五谷丰收还是欠收，五谷是饱满还是秕糠，祭祀所用牺牲是民力普存所致，还是特别挑拣才能供奉。这些情况，只有老实转达与神才是“信”的要求所在。
也就是说，鲁庄公认为他在祭祀中，不存在为了取悦于神，增加牺牲玉帛的问题，他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存在欺瞒夸大的问题，故而也是有“信”的。但是，曹刿却认为这不过是“小信”，而“小信未孚，神弗福也”。相对于曹刿所说的“小信”，儒家心中一定有“大信”存在，曹刿在此没有明说，但按照儒家民本学说，这个大信应该就是取信于民！其实，在真正的儒家心中，神虽然是可以用来敬奉的，但却不是用来依靠的！
通过曹刿与鲁庄公的第二轮对话，我们看到，在曹刿眼中，鲁庄公民心未得，神不庇护，因而问题非常严重！如此之下，这就逼出了鲁庄公的第三轮回答：“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这是《曹刿论战》一文中最重要的一句话！这句话表达了古人关于“忠”字的时代含义与社会理解，是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因为，在曹刿看来，国君“忠”心为民，人民才能拥护国君。所以，曹刿之“忠”，强调的是忠于人民。而只有“忠”于人民，民心方才可用。民心可用，当然可以一战。
所以“忠”这个字，在古代是对国君处理政务的一种要求，也是对国君的评价。“忠”字结构，心要持中。这个要求，就是国君在处理大小之狱时，能够不偏不倚，以“情”而断，秉公而断。这样的忠，当然是老百姓的希望，更是儒家学说中民本思想的核心。
从以上分析可知，“忠”“信”二字，由古及今，其内涵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如果依照今天的字义去阅读古籍，也许会莫名其妙，甚至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与语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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