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地理学著作(秦汉时期的地理学成就)(1)

先秦时期地理学著作(秦汉时期的地理学成就)(2)

秦代图籍

秦朝虽然只存在15年,但在全国统一的政治形势下,筑长城,修驰道,开运河等,重大工程接连不断。这些工程都需要地理知识,也促进了地理学的发展。如秦朝的水系著作《水经》,比只记述9条河流的《禹贡•导水》篇有很大的进步。秦朝《水经》全文近500字,描述26条水道的发源地、流向和归宿。叙述的基本地理事实与《汉书•地理志》及汉代《水经》没有矛盾。所记水道分布范围,大体与秦的疆域相当。

秦朝有各类地图,只是没有保存下来。刘邦入咸阳,萧何深知地图的重要性,故“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后来“沛公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众疾苦者,以何得秦图书也”。《汉书•地理志》中,曾两次提到秦地图,这种地图可能是秦朝的全国性地图。

先秦时期地理学著作(秦汉时期的地理学成就)(3)

《史记•货殖列传》和《大宛列传》

两汉地学的代表著作是《史记》、《汉书》等历史著作中的有关列传、书、志,及马王堆出土的地图。对地学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物则是张骞、司马迁、班固、班超、张衡等。这些人,都在本卷丁编分别有传,这里只重点地另行论述有关地理学本身的部分。

《史记•货殖列传》

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是我国第一部经济地理著作,叙述我国各地区的人口、经济、物产、交通、贸易、城市以及各地的地区差异。他把全国分为四个经济区,并指出这四个经济区的自然条件与物产的差异是:“山西饶材、竹、谷、、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薑、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司马迁强调人的作用。他把人们的劳动看作是发展经济的前提。自然条件好的地方,如果人们开发不够,生产技术落后,那仍然是贫困的。比如“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对比之下,沂、泗以北,秦、鲁等地,虽然自然条件差些,但由于人们积极开发,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所以呈现出另一番景象。“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

先秦时期地理学著作(秦汉时期的地理学成就)(4)

《货殖列传》还叙述了当时的城市经济状况,把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珠江沿岸的二十几个较大的城市作了分析比较,指出它们之间的自然条件、交通条件、风俗习惯、物产、人口各不相同,各有特色。而共同的特点则是交通发达,为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贸易中心。比如栎邑(栎阳),“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咸阳,“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则巴蜀,西近邛筰,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郑、卫俗与赵相类,然近梁、鲁,微重而矜节。”“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火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

这些叙述体现了各个城市的特色,是我国最早的城市地理著作。

《史记•大宛列传》

先秦时期地理学著作(秦汉时期的地理学成就)(5)

汉武帝时,派张骞三次出使西域,开始了中国和中亚、西亚一些国家的交通往来和物质文化交流,从而扩大了中国人民的视野,丰富了地理知识。张骞及其副使,分别到达大宛(前苏联乌兹别克东部)、康居(前苏联境内锡尔河下游)、大夏,安息(今伊朗)、身毒(今印度次大陆)等国,获得了丰富的地理知识,而且开辟了东西交通的“丝绸之路”,这在世界历史上有重大意义。张骞第一次去西域时,在大夏看到从印度运来的四川竹杖和布,因此他设想开通一条从我国西南去印度的道路。这个设想,后来得到汉武帝的支持,曾派人从四川宜宾出发,探索去印度的途径。虽未通达,却增加了对西南地区的了解。

司马迁根据张骞的报告,写成了《史记•大宛列传》,对大宛、乌孙(在伊犁河、楚河、巴尔喀什湖、伊塞克湖一带)、康居、奄蔡(在咸海、里海北面)、大月氏(在阿姆河以南兴都库什山以北)、安息、条支(在两河流域)、大夏等国的地理情况作了描述,内容包括各国的人口、兵力、风俗、物产、贸易、文字和各国之间的距离等。比如大宛,“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属邑大小七十余城,众可数十万。其兵弓矛骑射。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扜罙、于阗。”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妫水北。其南则大夏,西则安息,北则康居。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万。”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临妫水,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画革旁行以为书记。其西则条枝,北有奄蔡、黎轩。”在我国,这样简明扼要而又真实地介绍西域各国地理情况的著作,《史记•大宛列传》是最早的。

先秦时期地理学著作(秦汉时期的地理学成就)(6)

《汉书•地理志》和《西域传》

《汉书•地理志》

东汉前期末叶,历史学家班固(32—92)所写的历史巨著《汉书》,不少篇章包含有丰富的地理内容。特别是《地理志》,是我国第一部以“地理”命名的著作,也是历代记述疆域政区的始祖。它为以后两千年来我国有关疆域政区的地理著述树立了榜样,创立了规范。

《汉书•地理志》的内容有三部分:第一部分叙述从黄帝时代至汉初这一历史时期疆域变迁的概况,主要是转录《尚书•禹贡》和《周礼•职方》的全文。第三部分转录刘向的“域分”及朱赣的“风俗”。“域分”讲分野,即某地对应星空的某个区域,比如“秦地,于天宫东井、舆鬼之分野也”。这种分野没有什么地理意义。“风俗”偏重于经济、物产、风俗习惯、历史沿革的叙述,分论各地区的地方特点,还涉及部分外国地理及海上航线。书中关于海南岛的风俗、物产、兵器等情况的记载,是现存最早的关于海南岛的文献资料。第二部分叙述汉朝地理,为《地理志》的主体,是以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疆域政区为限来叙述的。总计记述了103个郡(国)和郡所辖的1587个县(道、邑、侯国)的建置沿革以及各郡县的户口数字、山川水泽、物产、水利设施、古今重要聚落、关塞和名胜古迹等。

这种写法的优点是:一以全国政区为纲,提纲絜领,一览无余;二在政区之下,又附有重要的地理事实,某个政区有什么物产,一查便知。缺点是山系、水系被行政区打乱了,全国的自然地理面貌缺乏整体性。所记地理内容也很简略。虽然有缺点,但在一千多年前能创作出这样有特色的地理志很不简单。有些记载包含了珍贵的地理资料。比如:所记高奴县(今陕西延长)“有洧水,可燃”,这是我国关于石油产地的最早记载。类似的宝贵资料还有不少。

先秦时期地理学著作(秦汉时期的地理学成就)(7)

《汉书•西域传》

《汉书•西域传》也有许多地理内容。它对西域一些城邦和部落的治所、人口数目、军队数目、物产、距离长安多远、与中原地区的物质文化交流,都有较详细的记载。它提到了葱岭(帕米尔),并指出葱岭以东“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其河有两源: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关千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这里说的葱岭即帕米尔,南北大山,指南面的昆仑山和北面的天山。中央有河,指塔里木河。于阗河(今和田河)北流,与葱岭河(今叶尔羌河)汇合,称塔里木河,它东注蒲昌海(今罗布泊,已干涸)。这些记载都是正确的。但是关于蒲昌海的水潜行地下,南出积石为黄河的说法,则跟《史记•大宛列传》一样,是错误的。它还提到沙漠,说鄯善“当白龙堆,乏水草”。白龙堆在玉门关与鄯善(即楼兰,其地初在今罗布泊北,后迁其南,今已沦为戈壁)之间。又说鄯善的土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国出玉,多葭苇、柽柳、胡桐、白草。”乌孙“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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