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陈子懿
中山大学本科生
已发表多篇学术文章
研究方向为非政府组织、国际移民治理、安全化理论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2021年7月，美国总统气候特使克里与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莫斯科会谈，商讨美俄气候合作问题。
来源：EPA/EFE
一、引言
伴随着新冠疫情等全球性公共危机的爆发，气候变化进一步加剧了粮食安全问题、贫富分异问题、甚至加快了疾病的传播与蔓延。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及其产生的安全威胁，气候议程逐步实现全球化，越来越多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介入国际气候谈判的互动治理进程。但纵观这一全球性的气候治理互动，从《京都议定书》的签订到《巴黎协定》的实施，再到格拉斯哥气候大会（COP26）的开展，气候危机促使着气候政治议题的形成，各国在全球气候治理秩序中存在着合作、竞争与冲突三大关系的流变。
气候秩序建构的本质是气候权力的竞争，美俄两国作为气候变化的利益相关者，皆意图参与气候治理议程并获得这一体系结构中的主导权。美国拜登政府重视未来气候治理中的权力高地和战略机遇，将气候议题定位为“塑造未来美国全球领导力的关键”。而俄罗斯作为传统能源大国，气候治理体系与碳价格的制定亦与本国发展密切相关。因此，在气候治理议程中，美俄两国出现了相关互动，且这一互动关系不断流变，形成了在合作、竞争与冲突中不断转换的“钟摆机制”。近期乌克兰局势的恶化甚至使拜登政府对俄实施了极为严厉的能源制裁，双方本就逐步降温的气候互动关系出现断崖式下滑。
关于美国与俄罗斯之间气候互动关系的理论解释，已有研究主要聚焦于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视角。从现实主义流派来看，国家间气候互动是一种具有冲突性内核的、以国家安全利益为导向的机制。现实主义流派普遍对国家间气候互动呈现消极态度。以阿里尔（Arild Underdal）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国家间的互动本质上是权力导向的现实博弈，而国家间信任感的缺失将致使气候谈判步入僵局。由此，良性气候互动的建构需要采取可信且具有成本效益的方法，但这一进程往往因互信匮乏而止步不前。从自由主义流派来看，国家间的气候互动被视为是制度安排和机构程序共同作用的结果。自由主义的解释是目前对于国家间气候互动关系的主流讨论。以托马斯·伯诺尔（Thomas Bernauer）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国际社会在气候治理中形成了相应的制度设计，其具有“积极或无意的反馈效应”。当制度框架内的国家认为这一安排具有“不利影响”时，它们将拒绝合作。而合作的达成依赖于框架内的交易制度与激励制度，这一制度影响着这些国家的理性决策与遵循模式。
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对气候互动的讨论皆具有一定局限性。现实主义在解释美俄气候互动的竞争性层面比较有说服力，但在理解“合作-竞争-冲突”这一复杂动态变迁的过程中具有不足。如俄乌冲突爆发后，气候问题在国际危机中让位于安全问题，由此美俄气候互动走向冲突。但是其无法解释美俄双方大量的气候合作举措，因为推动减排、开发能源是高成本低回报的行为，且极有可能损害相关利益集团的利好，威胁本国社会稳定，这不符合现实主义的理论逻辑。因此，部分现实主义学者在若干年前对全球气候治理合作进行了悲观预测，这如今在一定程度上被证伪。自由主义在解释美俄双方的气候互动行为时具有合理性，且长期被作为主要的解释手段。但这一论述夸大了全球制度对美俄国家行为的限制和制约作用，近年来，美国便逐步冲击其自身建构而出的全球秩序，甚至出现了特朗普政府退出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举措，这是自由主义学派未能预料到的。故而在当今时代，单一的现实主义或是自由主义路径都无法提供一个一以贯之的逻辑范式来解释美俄气候互动关系的三阶段演变。基于此，本文试图从过程建构主义的理论脉络出发，基于国家关系视角，探析美俄双方气候互动的阶段性流变逻辑。
二、过程建构主义的演进及框架构建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相比，过程建构主义并未对美俄双方的气候治理互动做出确切的结论性判断，其更强调过程建构中的不确定性与转换性。在过程建构主义的“关系—行动”框架中，国际气候互动受到了非物质因素的重要影响，而国家关系被看作是国家对外行动的重要依据，这影响着国家间的合作、竞争与冲突。
在基础假设上，过程建构主义的分析框架依托于“关系”这一本土化前提。秦亚青教授将中国的“关系”概念引入国际关系领域，强调关系建构的过程性特征。在中国“关系本位”的基础上，过程建构主义的方法论同整体主义紧密联系，且依托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社会事实。由此，秦亚青教授认为过程建构主义的分析框架具有四大前提性理论假设：第一，国际政治本质状态不是无政府的，而是处在关系网络中；第二，国家是关系性的行为体；第三，国家行为体的最高目标是把关系总体最大化，即关系的定义：“权”、“稳定性”、“数量”和“质量”四大要素；第四，国家的关系属性总是相互影响的。
在理论内核上，过程建构主义的机制分析亦与“关系”这一概念息息相关，即关系决定身份，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动。首先是关系决定身份，“过程建构主义”的基本分析逻辑源于中国的哲学思维，即自我的身份产生和存在于自我和他者的关系中，关系本身就是事物发展变化的主要动力。如果没有了这种“他我”关系的互动，那么自我的身份也就没有了意义。故而在国际社会中，国家亦有一种“我们”与“他者”的概念判断，并依托这一判断不断地进行互动实践。在这些互动实践过程中各国逐步产生和发展关系，从而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和地位便得以确立。其次是身份决定利益，在国家间关系产生后，物质权力会通过既存关系发生作用，使国家在互动实践过程中不断调整自己的身份定位。而国家的身份定位一旦发生变化，其自身的利益判断与利益选择也必然将随之改变。最后是利益决定行动，在利益改变后，国家会根据自身的利益需求进行理性判断，即决定应该采取何种行动才是符合现实需求以及长期发展的。不仅如此，关系还能在利益导向下促使权力的变化，即关系本身就是权力。由此，秦亚青教授认为“建立、维系和强化情感性关系”是十分重要的。
在理论优势上，过程建构主义兼顾了物质和观念，既强调了权力的重要性，又容纳了建构主义的社会性。其一，过程建构主义在分析路径上具有动态性，重视过程的变迁以及对行为体身份和行为的动态建构作用。其二，过程建构主义在分析结果上具有开放性，其在方法论上强调关系建构的社会后果是不确定的与流变的。其三，过程建构主义在分析方法上具有过程性，强调过程本身作为一个社会因素和变量的影响作用，即作为一个非实体的过程也能够具有对行为体的构成效力和因果效力。故而，过程建构主义把社会过程当成社会关系的本质，更加强调国际社会中行为体相互交往实践中产生的非物质性意义。
依托于过程建构主义的关系性分析，本文试图将国家的对外行为纳入“关系”的考量范畴。本文认为两国的互动行为——合作、竞争与冲突亦受到国家总体关系的影响。如果一个国家行为体的对外行为导致了另外一个国家行为体的关系总体的增加或稳定，则两国关系会趋于和谐，即产生合作行为。如果一个国家行为体的对外行为对另外一个国家行为体的关系总体的影响力难以在短时间内预估，则两国关系会趋于竞争，即产生竞争行为。如果一个国家行为体的对外行为导致了另外一个国家行为体的关系总体的减少或动荡，则两国关系会趋于冲突，即产生冲突行为（如下图1）。
图1：国家对外行为与本国关系的过程建构框架 来源：笔者自制
三、关系演变过程：浅析美俄气候治理互动美俄双方在气候治理互动中存在着关系的流变。在1997年至2012年，美俄双方在气候治理中处于博弈性的竞争关系，在气候谈判中相互猜疑；在2012年至2017年内，美俄双方却积极开展气候合作，共同推动能源开发。但在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俄双方的气候互动行为迅速降温，双方步入冲突关系。基于过程建构主义的视角，本文认为这一互动状态的流变源于俄罗斯对美国国家关系的差异化影响。
（一）竞争行为：议定书谈判与博弈关系
1997年12月，国际社会为减缓气候危机，开启了《京都议定书》的谈判进程，这一议定书规定了至2012年全球气候变化的合作框架。美俄两国虽参与其中，但由于合作机制的不成熟，美国一度认为俄罗斯与欧盟的相关举措并不能直接为美国的国家关系提供支持，无法有效扩大美国在区域关系中的影响力，故而与俄罗斯在气候议题上长期保持着竞争关系。
从俄罗斯对美国国家关系的影响来看，美国认为此时的气候合作仍在初步尝试阶段，俄罗斯坚持让美国担责的行为可能将冲击美国的国家关系网络。两国气候合作利害关系的模糊性使得美国在与俄罗斯的气候互动中保持竞争关系。在积极意义上，美俄积极在气候治理体系中合作有益于提升美国国家关系的“权”与“数量”。COP6会议于2001年在波恩召开，参会国意图通过多边气候合作关系的建立来弥补美国消极合作带来的后果，在谈判中与会国通过了“波恩政治协议”（Bonn Agreement），这极大打击了美国的单边主义，建立了以欧洲为核心的气候合作机制。美国政府不愿欧洲在气候治理与环境保护领域担当领导者，宣称美国应“改变气候治理的领导责任”并“占据主导权”，以维护美国国家的关系的霸主地位甚至扩大关系网络。在消极意义上，美俄共同参与《京都议定书》不利于美国维持已有国家关系的“稳定性”和“质量”。彼得·拉特兰（Peter Rutland）指出，美国国家关系的构建多为一种“经济领导性利益下的互动关系”，而参与以俄欧为主导的气候合作将极大阻碍美国以经济影响力为依托的国家关系。美国2003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高达57.28亿吨，而《京都议定书》给它的排放标准只是12.6亿吨。2001年的美国电力危机后，美国认为如果美国接受了《京都议定书》的约束，就“不可能还像过去一样大量消耗能源和资源”。但与此相反，俄罗斯在当时的碳排放量极低，加入《京都议定书》对俄罗斯来说几乎毫无压力，甚至可以与其他发达国家交易温室气体排放配额，从而构建出一种“俄-欧”碳关系，这极大冲击了现存“美-欧”关系的稳定性与质量，甚至可能将使美欧关系出现裂痕。
美国对国家关系的判断使得美俄双方在本阶段的气候互动存在着明显的竞争关系，这不仅使得《京都议定书》的谈判十分艰难，而且使得《京都议定书》的效力十分有限。一是议定书谈判的僵持不定。俄罗斯与美国在气候互动中的竞争关系使得《京都议定书》的谈判十分艰难。在议定书谈判中，美俄两国都试图通过话语建构让对方承担更多的减排义务而削减自身的减排责任。在当时，俄罗斯人口与经济增长减缓，这使得其温室气体排放量无增反减，在199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仅占全球排放量的17.4%。由此，《京都议定书》规定，到2012年俄罗斯只需要维持1990年的碳排放量即可。为此美国提出了竞争性意见，其认为应遵守“绝对减排”的理念，即每个国家都应削减一定的碳排放量。这一理念遭到了俄罗斯的反对，指出美国“应承担大国责任”，谈判议程难以有效推行。二是议定书效力的达成局限。由于谈判的竞争结果未达到美国预期，2001年3月，美国总统布什宣布美国将不批准《京都议定书》，而俄罗斯却于2004年10月批准了议定书。由于美国199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部国家排放总量的36.1%，在美国拒绝批准议定书后，全球的减排行动举步维艰。至2012年，仅有约43%的缔约国在实质上达成了初步目标，大量国家出现了数据造假、意图延期等行为。又因缺失美国这一碳排放大国的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在实质上受阻于美俄双方的竞争关系。
综上所述，在基于国家关系的考量下，美国担心在《京都议定书》下的与俄合作将阻碍自身对现存国家关系的维系，从而使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大打折扣。因此，美国政府在当时指出《京都议定书》为全球经济发展设立了一种制约，这种制约不利于美国国际影响力的长远发展。
（二）合作行为：新能源开发与互助关系
在《京都议定书》生效期间，美俄双方的气候互动呈现出竞争关系，而这种竞争关系使全球气候治理议程进展缓慢。但《京都议定书》只规定至2012年的温室气体排放目标，此后美俄面临着对排放目标的再制定。由于此前美国对气候合作保有消极态度，其在气候治理中逐步处于“关系孤立”状态，因此其意图依托与俄罗斯在新能源等领域内的气候合作，加入各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的再分配，从而实现对自身国家关系的维护。
从俄罗斯对美国国家关系的影响来看，俄罗斯对于美国具有关系替代性作用，即与俄罗斯的合作不仅能巩固美国现存的国家关系，而且还能制约欧盟对美国国家关系的侵蚀。其一，美俄合作能提升美国国家关系“权”。欧盟不仅拥有较为领先的清洁能源技术，而且具有完善的温室气体买卖市场。而俄罗斯是欧盟天然气的主要供应者，据估计，欧盟天然气对煤炭的替代性使用使其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了逾40%。欧盟与俄罗斯构建的合作关系使得其在全球气候治理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不仅试图构建全新的国家关系，而且呼吁美国在开发减排新技术和新能源领域为世界做出更大贡献，并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这冲击着美国在国家关系中的主导地位。而与俄罗斯的合作将制约甚至蚕食欧盟的天然气供应，进而使美国重新在气候治理等议题中重新成为领导者。其二，与俄罗斯的合作将提升美国国家关系的“数量”与“质量”。依托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美国能在以《巴黎协定》为依托的新型气候治理框架中取得话语权，进而能在气候援助中以低政治手段扩大与巩固自身的国家关系。此前，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认为美国的援助行动是“高政治性”的外交手段，因而并不愿意与美国构建深入的国家关系。但在气候议题上，由于美国的援助行动在俄欧等大国共同参与的框架化与制度化的《巴黎协定》中开展，且多以“碳交易”的方式进行，广大发展中国家较为乐意接受这一方式，其与美国的关系步入新的阶段。南非政府便认为美国的能源与技术援助是“领导者风范的体现”，因此，与俄在《巴黎协定》框架中的合作有助于完善美国的国家关系。
基于与俄合作对美国总体国家关系的积极作用，双方日益走向合作，且在全球气候治理框架中扮演着重要的整体性角色。俄罗斯在发现气候治理进程步入困境后，主动协同欧盟劝说美国加入“京都”框架。俄罗斯在此时指出，在解决全球气候变化的努力中，美国的参与不可或缺，世界各国应呼吁美国参与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合作。俄欧为获得美国的加入，强调气候治理“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并认为在“后京都时代”这一原则应得以贯彻。在俄罗斯的友善态度下，奥巴马总统完善了布什总统在八国峰会中提出的长期战略，表明美国愿意参与到全球气候治理行动中来，主张依靠技术进步，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减排技术。至2015年，美俄双方积极在《巴黎协定》中构建新能源合作关系，奥巴马总统多次提交与俄罗斯拍卖碳排放额度并进行清洁能源合作开发的提案。时任国务卿约翰·克里亦强调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是美国气候治理的“里程碑式决策”，美俄双方的气候互动由此走向紧密合作状态。
图2：俄美天然气合作协定的签署
来源：https://www.myanmaritv.com/news/us-help-poland-ukraine-disconnect-russian-gas
整体而言，美俄在此阶段积极开展能源与技术合作不仅有益于使美国重获在气候治理中的领导权，从而巩固自身在国家关系中的主导地位；而且能使美国在低政治领域扩大自身的影响力，从而拓宽自身的关系网络。
（三）冲突行为：乌克兰危机与对立关系
2017年，特朗普便以威胁美国国家关系为由宣称“《巴黎协定》是一个惩罚美国的协定”，此后美俄双方的气候互动便呈现消极态势。至2022年，俄乌冲突进一步激化，针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暴露出近年来美国总体国家关系网络，尤其是在中东欧薄弱国家关系的消极态势，进而其对俄罗斯展开了能源制裁行动，双方的气候互动走向冲突。
从俄罗斯对美国国家关系的影响来看，俄方的军事行动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全球恐慌，这种突发性危机暴露出了近年来美国整体国家关系的颓势，需要美国采取相应制裁手段重振影响力。一方面，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彰显着美国国家关系“权”的下降。在俄罗斯采取军事行动后，美国主导了对俄制裁行动，但这一行动并未实质得到美国国家关系网络中成员的统一配合，这暴露出美国对其国家关系领导力的下降。据“游轮追踪”（Tanker Trackers）的数据统计，在4月期间，平均每天有160万桶石油离开俄罗斯运往欧洲各国，这比3月的日均输送量上涨23%。从2022年3月份开始，荷兰就每天从俄罗斯购买将近65桶石油的购买记录，西班牙亦在美国禁令颁布后向俄罗斯进口了19亿欧元的天然气和石油。甚至，部分国家已经开始反思对俄态度并着手调整对俄关系。意大利总统塞尔吉奥·马塔雷拉（Sergio Mattarella）表示，俄罗斯对欧洲安全与稳定的重要性正逐步提升，在危机缓解后双方应致力于建立友好关系。虽然并不是所有欧洲国家都意图暗中调整对俄态度，但部分欧洲国家的隐性抵抗足以彰显美国对其国家关系领导力的下降。这一趋势明显与拜登政府“重塑美国领导地位”的目标相违背，威胁着美国国家关系权的构建。另一方面，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暴露出美国国家关系“稳定性”与“质量”的下降。众多欧洲国家其实并未在俄乌远东地区有明确的战略利益，其更倾向采取战略性发声，这可能诱发美欧关系的“断带”。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明确表示，“乌克兰危机是西方犯下的错误”，是“试图使乌克兰摆脱俄罗斯影响、融入西方阵营的战略所致”。哈佛大学教授史蒂芬·沃尔特亦认为，如果不是因为美国决策层长期以来的“狂妄自大、一厢情愿和自由主义价值观”，乌克兰危机原本可以避免。这种“美国祸根论”极有可能进一步激发了欧洲国家的不满，意图脱离与美国的单一性互动，威胁美国国家关系的质量与稳定。奥地利总理卡尔·内哈默（Karl Nehammer）便在访问乌克兰后指出，俄罗斯的区域影响力超出预期，“和谐且多样的双边关系”才是奥地利发展的核心依托。俄乌冲突极有可能只是这一质疑产生的“导火索”，但这却彰显出近年来美国国家关系网络的脆弱性，需要美国紧急采取相应手段进行关系维护，而对俄能源制裁便是当下美国能采取的适时有效手段。
囿于俄罗斯对美国总体国家关系的消极影响，拜登政府对俄罗斯实施了极为严厉的油气禁令，这使得双方的气候互动步入了明显的冲突困境。2022年3月8日，拜登政府在多方压力下发布行政令，切断了俄罗斯石油、液化天然气和煤炭的进口，并禁止美国公民对俄罗斯能源部门以及在俄生产的他国能源公司的投资，这使得美俄双方的气候互动急转直下。民主党气候鹰派（Climate Hawks）甚至试图在对俄制裁行动中加入能源转型的内容，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参议员埃德·马基（Sen. Ed Markey，D-MA）和新墨西哥州民主党参议员马丁·海因里希（Sen. Martin Heinrich，D-N.M.）提出《切断普京从石油出口中获取巨大收益法案》（SPIGOT Act），要求美国用可再生能源逐渐替代从俄罗斯的能源进口。在核能领域，拜登政府正在同核部门评估对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Rosatom）施加制裁的潜在风险。俄罗斯为回应近期的西方制裁以及“战犯”指责，近日亦表露出切断对美国铀出口的可能，美俄双方的气候治理互动冲突日显。
图3：拜登总统宣布对俄油气禁令
来源：https://www.autospies.com/news/Will-Biden-Ban-Fracking-Driving-Up-The-Cost-Of-Oil-And-Forcing-You-Into-An-Unwanted-EV-103880/
总的来看，从关系总体的定义权、稳定性、质量和数量四个指标，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行动具有关系性根源，是其巩固欧美互动框架、增强区域领导权、削减俄罗斯影响力的体现。
四、结论与余论在当今时代，全球气候变化的应对以从环境问题逐步外溢至政治与外交问题，成为了维护竞争优势地位与国家发展权的政治斗争。尽管目前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与应对气候危机之间仍存在巨大治理鸿沟，但全球气候治理秩序的重塑与变局已同步展开，而美俄双方作为两大碳排放大国，在秩序的建立与重塑中具有重要作用。基于国家关系的视角，在过程建构主义的框架下，美国与俄罗斯在气候互动中的合作、竞争与冲突关系的流变受到了美国国家关系“权”、“稳定性”、“质量”与“数量”的影响。即因俄罗斯的相关行动对美国国家关系产生的差异化影响造成了美俄气候互动的阶段性转变。
基于中国传统的“关系”概念，美俄双方阶段性的气候互动能得到较为完善的解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学界既存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讨论的过程性局限。但是，过程建构主义的分析框架虽然在美俄气候互动的关系流变具有普遍解释力，但在具体议题中，自由主义或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似乎是“关系”产生的根源，对美俄的气候互动更具影响力（如俄乌冲突中以现实主义视角来理解油气禁令的颁布），本文也仅以国家建构主义视角来尝试理解美俄气候治理变迁的部分逻辑。这一理论局限性或许源于国家关系本身的模糊性，如何评估强关系与弱关系，如何看待过程建构主义对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分析框架的补充性优势，这还需要相关实证研究的进一步分析与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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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陈子懿
本文审校：葛健豪
原标题：合作、竞争与冲突：过程建构主义下美俄的气候治理互动
本文选自《美国政治追踪》，转载请注明出处
《美国政治追踪》是由海国图智研究院在2018年12月对《中美关系每日速递》改版后独家推出的美国研究刊物，通过对白宫内部动态、党派竞争动向、美国各州情况及中美关系发展趋势等问题的梳理和跟进，保持对美国内政的持续关注，并配合之后的大选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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