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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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显祖的诗集里，有两首特殊的悼亡诗，是写给一位与他素不相识的少女的，名为《哭娄江女子二首》：
画烛摇金阁，真珠泣绣窗。
如何伤此曲，偏只在娄江。
何自为情死，悲伤必有神。
一时文字业，天下有心人。
在这两首诗的序言中，汤显祖记录了这个夭亡的女孩子的故事。她的名字叫俞二娘，是苏州娄江人。俞二娘秀慧能文，对《牡丹亭》爱不释手，“蝇头细字，批注其侧”。汤显祖看到了这位少女读书笔记的一个抄本，也对其才华赞赏有加。说其批文之哀婉缠绵，甚至有过于《牡丹亭》原词。然而这位才女年仅十七岁便“惋愤而终”，去世时尚未字人。
将这个故事写信告诉汤显祖的，是他的一位朋友，名叫张大复，是一位苏州地区的文人。他大约和俞二娘的父母是关系不错的朋友，常有往来，不仅和这个小姑娘见过面，也亲眼看过她的批注本的原貌。因此，张大复所做的《梅花草堂笔记》中，更为详尽地记载了这件事。
据书中所载，俞二娘自幼聪慧，但体弱多病，“常不胜衣，迎风辄倾”。她十三岁的时候生过一场重病，左肋下长了一个毒疮，迁延数月不愈。张大复说，她在病中，“媚婉之容愈不可逼视”。这则记录中还提到，俞娘有一个沦落风尘的妹妹，颇有姿容，被称作仙子，俞娘的母亲为张大复不认识她而深以为憾。俞娘去世后，张大复本打算将她批点过的《牡丹亭》索来收藏，但其母不许，只让他抄录了一本拿去。后来这个抄本被张大复赠给了一位名叫谢耳伯的朋友，谢耳伯又将它带给了汤显祖。
（明）汤显祖《玉茗堂全集》书影，图源网络
相信敏锐的读者已经注意到汤谢二人笔调中微妙的差异。尽管张大复是与俞二娘过从更密切的一位记录者，但他的视角显然是距离俞娘更“远”的——他称赞这个少女的美貌与其经历之传奇，更近似欣赏一枝枯瘦的病梅，抑或精心修剪的瓶花。少女的病痛和死亡，在他写来也像是让一件珍玩更有价值的注脚，多赞叹而少哀戚。汤显祖则更关注这个姑娘的精神世界，称她作“有心人”，并发出了“如何伤此曲，偏只在娄江”的惋惜之叹，俨然是素未谋面却有神交的知己。
（明）陈洪绶《纨扇仕女图》，私人收藏，图源网络
这也是《牡丹亭》能够传唱至今而不衰的原因之一。才子佳人题材的传奇在元明清时期不可谓不多，但从未有一部在女性读者群体中产生过这样大的影响。单从情节的角度，牡丹亭并算不上出彩——一梦成痴，因情而死又因情复生的情节，虽然在当时可算惊世骇俗，但今天的读者看来，大约已稍嫌浓烈狗血。然而“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这样的佳句却仍在被口口传诵。汤显祖长于辞藻，描绘女性闺中情绪的《游园》一折文辞尤为细腻工艳，是以成为昆曲最富盛名的一折戏。
《牡丹亭·惊梦》剧照，图源江苏省昆剧院
《牡丹亭》以其清丽缠绵的词句和浪漫曲折的情节一举成为晚明畅销书之首，以至于“文人学士案头无不置一册”。在闺阁之内，这部传奇造成的影响尤甚。才子佳人传奇虽不鲜见，但将女性的生命意识描绘至如此淋漓尽致的却是前所未有。“锦屏人忒看得这韶光贱”，杜丽娘在春光烂漫的花园中这句怅然的叹息，引起了无数深闺女子的共鸣。因此，杜丽娘成为了一个象征，正如《写真》一折里，杜丽娘去世前对镜描绘的那幅自画像一样。对许多闺中女儿来说，杜丽娘就是这样一面镜子，让她们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照见自己，照见自己涌动的生命意识，照见自己鲜活的心。
明万历年间《牡丹亭还魂记》插图，图源网络
儒家的社会结构中，向来排斥过于浓烈的男女之爱，这样的风气在宋明理学兴起之后尤甚。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之下，要求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身份形成一套不能逾越的处世法则，这样的规则中，不受控的情感自然被视作一种威胁，《孔雀东南飞》和陆游唐婉的爱情悲剧都是典型的例证。而《牡丹亭》不同，它极为重视“情”的力量，认为情之至者，“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而且这种不受人控制的“情”也完全是正当乃至崇高的：“必因荐枕而成亲，待挂冠而为密者，皆形骸之论也。”
《牡丹亭》传递出的这种信息，深刻地冲击着明清之际女性读者的心灵。杜丽娘不仅是一个文学形象，更成为了一个由阅读编织而成的梦境，无数女性为之痴迷，并由此衍生出许多传奇的故事。“生生死死随人愿”——以生命诠释这句唱词的，远不止舞台上的杜丽娘。
《牡丹亭·惊梦》剧照，图源江苏省昆剧院
商小玲同样是一位痴迷《牡丹亭》而死的少女。但与开头提及的俞二娘不同，她并非闺阁女子，而是一位女伶，生活在晚明崇祯时期，以擅演《牡丹亭》著称。她曾经有过一位意中人，但最终也未能成眷属，商小玲因此相思成疾，也正因心有所感，她演出的《牡丹亭》愈发动人心魄。
清代的文人笔记《退余丛话》这样描绘商小玲演出的场景：“每演至《寻梦》、《闹殇》诸出，真若身其事者，缠绵凄婉，横波之目，常搁泪痕也。”这位女伶最终以一种传奇的形式死去了。在一次演出《寻梦》时，唱至“待打并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得梅根相见”一句，商小玲在台上应声倚地，演丫鬟春香的演员上前查看时，发现她已经气绝了。
这是这一折戏中杜丽娘最为心碎神伤的时刻，这位薄命的女郎，就在舞台上随着剧中心碎的少女死去了。
类似的故事数不胜数，这些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薄命女子，最终也只能在文人的笔记中留下寥寥数百字的记录，徒引后人一声叹息。而另一部分女性则将情感寄寓在文墨之中，在创作中构建属于自己的世界。
（明）《茅暎评绘图牡丹亭》书影，图源网络
《牡丹亭》的盛行受惠于明代中期以后出版行业的发展。商业社会的繁荣降低了图书出版的成本，更多私人图书出版商出现，丰富了出版途径，图书变得更容易获取了，因此有知识的女性也逐渐增多。这些都给《牡丹亭》的流行奠定了基础。
而牡丹亭则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女性对文学世界的探索。清初的徽州才女程琼，在她与丈夫批点的《才子牡丹亭》一书的序言中，记录了《牡丹亭》在闺阁之内流行的盛况：“盖闺人必有石榴新样，即无不用一书为夹袋者，剪样之余，即无不愿看《牡丹亭》……闺人恨聪不经妙，明不逮奇，看《牡丹亭》，即无不欲淹通书史，观诗词乐府者。”《牡丹亭》几乎成为了人手一册的畅销书，而其中的文辞之美，又反过来促进了女性对于文学世界的探索。
这样的作用大约是汤显祖没有想到过的。在汤沈之争中，以吴江派的观点看来，《牡丹亭》的语言难免存在“掉书袋”的嫌疑，过于文雅而增加了理解门槛，不利于场上歌唱。但作为案头阅读的文学作品来说，情形就不同了。这个门槛反而成为了女性进入文学世界的引子，刺激了她们阅读更多文学作品的欲望。阅读为深受禁锢的闺阁女子创造了更丰富的精神世界，也为她们提供了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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