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在一场名为“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新发现”的学术交流会上，苏州市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张铁军发布了关于苏州虎丘路新村东吴墓的报告，一时间在“三国迷”中引起强烈反响，有个消息在网上不胫而走：孙策墓找到了！
苏州虎丘路新村土墩M5出土“建兴二年”文字砖（摘自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发掘简报）
从孙绍墓推导出孙策墓
张铁军所作的报告，题目是《苏州虎丘路新村土墩孙吴墓和墓主身份初步研究》。实际上，这一墓群的情况也并非首次披露。早在2016年，为配合城市建设，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就对苏州市姑苏区虎丘路西侧的一处墓地进行发掘，共发现7个文化层、1个西汉时期器物坑、1个西汉时期土坑墓、1处三国孙吴时期碎砖堆积面、8座砖室墓。其中三国孙吴时期砖室墓4座，编号为：M1、M2、M5、M8。这四座墓自西向东一字排开，因此可判断为一家族墓地。
经考古发掘，这几座墓大多遭到盗掘，其中M5甚至曾遭到恶意毁墓，保存状况较差，但从出土文物中仍发现了一些重要的信息。如M5中出土了数十块模印文字砖，文字均为阳文，反文“吴侯”二字，此外，墓中还出土一块写有“建兴二年七月廿一日吴王”铭文的砖。这样，墓主人身份的可能性就被大大缩小了。
东汉三国时，苏州为吴郡吴县的治所，也是“吴侯”的封地。“建兴二年”即公元253年，即吴帝孙亮时期，这是该墓建造年代的上限。检索史书可知，汉末三国时期担任过“吴侯”的有六人，即孙策、孙权、孙绍、孙英、孙基、孙壹。孙策卒年较早，孙权已称帝且陵在南京，孙英不得善终、孙基遭削爵流放、孙壹叛到曹魏。通过排除法，张铁军推断这里的“吴侯”是孙绍的可能性最大。孙绍是孙策之子，孙权即帝位后追谥孙策为长沙桓王，封孙绍为吴侯，后改封上虞侯。
而与M5紧临的M1墓葬年代更早，据判断其墓主人应为M5墓主人的长辈。这就是专家推测M1为孙策墓的依据。而且，M1发现了“二次葬”的痕迹，这也与孙策的身份相符。历史上孙策早逝，年仅二十六岁，其正妻去世时间应当较晚，与其合葬于此墓中。
此外，M1的右侧还有一座未被盗掘的M2，形制较小，推测为附葬墓。在墓中出土了83组（件）文物，包括三足镜架、金钗、金环、金步摇片等，十分精美，其中部分金器曾在苏州博物馆“黄金为尚”特展中展出过，令人惊艳。这些信息都将墓主人身份指向女性，那么她会不会是孙策的一位妾室，甚至就是人们熟悉的江东美女大乔呢？实在是令人遐想不已。
熟悉三国历史的都知道，孙策是东吴政权真正意义上的奠基人。初平三年（192年），孙坚在攻打刘表时于岘山中伏身亡，年仅三十七岁，其旧部依附袁术。失去“领头羊”的孙氏集团此时已失去了参与群雄逐鹿的资格。然而不久之后，孙坚的长子孙策继承了父亲的未竟之志，他向袁术要回了父亲的部曲，并且以为袁术攻城略地为借口借来了兵马钱粮，渡江征讨江东郡县。不出几年，孙策带着这支数千人的军队击败了刘繇、王朗等割据势力，“转斗千里，尽有江东”。在当时天下群雄为争夺中原打得不可开交之时，孙策在长江以南打下了一片新天地，麾下囊括了周瑜、程普、张昭、张纮、太史慈等一批忠心耿耿的文臣武将。
孙策原本很有希望成为东吴的第一位皇帝。曹操与袁绍对峙于官渡时，孙策甚至曾谋划秘密北伐，袭取许都，迎回汉帝。然而不幸的是，建安五年（200年）四月，孙策在出兵之前于丹徒山中打猎，为仇家行刺，重伤而死，年仅二十六岁。临终前，孙策将印绶传给二弟孙权，嘱咐张昭等人辅佐孙权保江东、观天下。二十九年后，孙权在武昌称帝，实现了孙策的梦想。
标注出土于“苏州南门外孙坚孙策墓”的五连罐魂瓶 成长 摄
孙策墓为何在苏州
孙策主政时期，孙吴集团的政治中心尚未迁到南京，还在吴郡吴县，即今江苏苏州，因此孙策墓应在苏州。唐代以来，苏州的地方志一直有孙策墓的记载，且位置明确。陆广微《吴地记》载，苏州盘门外东北二里有孙坚、孙策墓；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载，孙坚、孙策、吴夫人三坟在苏州盘门外三里，俗称“孙王墓”；范成大《吴郡志》也载“孙王墓”在苏州盘门外三里。这些文献所指的苏州盘门外青旸地确实曾有一座高出地面五米的土墩，民国时，吴中保墓会的会长吴荫培认为此处即是记载中的孙坚、孙策墓，并在此立碑为记。1981年，由于苏州染丝厂要在这里施工，苏州博物馆考古组对此处进行发掘清理，共发现汉墓三座、六朝墓两座，出土了一些陶器、瓷器。尽管墓中没有发现与孙坚、孙策有关的直接证据，但长期以来，当地仍遵从地方志的记载。在苏州博物馆陈列有一件该墓出土的五连罐魂瓶，即标注出土于“苏州南门外孙坚孙策墓”。
如今发现的虎丘路新村土墩与苏州南门相去甚远，如果该墓为孙策墓，那么南门外的“孙坚孙策墓”无疑就将被证伪。那么，为何考古发现的孙策墓与历代地方志的记载不一致呢？实际上，在考古界，考古发掘推翻文献记载的情况时有发生。不久前，国家文物局公布白鹿原江村大墓就是汉文帝霸陵，引发社会关注，其背后正是考古工作者通过实地发掘、勘探、研究，纠正了700多年来霸陵在凤凰嘴下的错误记载。而在三国考古中，东吴大将朱然曾被县志记载葬于浙江安吉，但1984年安徽马鞍山发现了朱然墓。另一名东吴大将丁奉墓曾有安徽庐江、上海闵行两说，但2019年，丁奉墓在南京五佰村的考古发掘中现出了“真身”。
三国时期，墓葬身份成谜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东汉末年以来，出于节俭和防止盗墓等因素，统治者推行薄葬。比如曹操更是明文规定“不封不树”“敛以时服”，这就让这一时期墓葬的陪葬品十分简陋，为判断墓主人身份增加了难度；二是曹魏时期禁立墓碑，而墓志铭则在东晋南北朝时期才大量出现，因此三国时期墓葬中就很少出现记载墓主人身份的文字信息。
目前为考古发掘所证实的三国名人墓葬，基本都是依靠幸存的文字为主要判断依据。1951年在山东东阿鱼山发掘的曹植墓，因为没有发现直接证据，一度为一些学者质疑其真实性。直到1977年，当地文物部门在清理墓室中发现了有“陈王陵”字样的铭文砖，这才证实了是曹植墓。位于洛阳孟津连霍高速旁的一座墓冢，因为与东汉帝陵“大汉冢”相近，长期被误认为是东汉帝陵的陪葬墓，直到2009年对该墓进行发掘时，出土一枚印章，上有“曹休”二字，这才将墓主人身份精确定位在曹魏大司马曹休身上。而与曹休曾担任同样职务的东吴大司马朱然，其墓中出土了几枚木刺和木谒，它们的作用相当于现在的名片，木简上以清晰的墨书写着朱然的官职、姓名、表字、籍贯，这就让墓主人身份铁板钉钉，毫无争议了。
如前所述，专家对苏州虎丘路新村土墩墓主身份的推断，重要证据仍然来自墓中发现的文字信息。但“吴侯”的铭文稍显模糊，基于此的判断仍属于推论，若想要坐实“孙策墓”的身份，仍需要更多的发现与研究。正如12年前轰动全国的安阳西高穴曹操高陵一样，其中最为重要的出土物“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石牌一经公布，不仅没有成为“铁证”，反而引发激烈的争论和质疑，盖因学者对“魏武王”的表述有着不同的理解。直到此后更多考古发现进行互证，曹操高陵的面貌才清晰了起来。对孙策墓的发现和认定，也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来源 北京晚报
作者 成长
流程编辑 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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