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于1965年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
内容提要
在历史遗留下的种种谜团中，老舍之死无疑是其中相当令人困惑的一个。他在那段时间究竟遭遇了什么？他又缘何会走上绝路？从1993起，作家傅光明便开始为研究“老舍之死”这沉重的命题做资料准备，随后著有《太平湖的回忆——老舍之死》《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老舍之死口述实录》等著作。在《老舍之死口述实录》中，傅光明和郑实通过与老舍夫人胡挈青、儿子舒乙、“揭发者”草明、“8·23事件”目击者端木蕻良、林斤澜、曹菲亚以及作家冰心、学者钱理群等人的交谈，记录下了这段历史，以及他们对“老舍之死”的看法。傅光明说：“我很清楚，老舍之死，已不单是一个著名文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的自杀事件。尽管老舍自杀的太平湖早已填平，它的遗址上建成了北京地铁修理厂，但我的心中始终保持着一小块太平湖的旧迹。”
（老舍与夫人胡絜青在家中）
傅：去太平湖是舒乙陪您去的吗？
胡絜青(以下简称胡)：先是给舒乙打的电话。舒乙去了之后绕了半天等着。我因为是夜里一点钟才去的，他找不着我，他就回家了，两人没碰头。可能倘若有他，骨灰不至于就没了。
傅：就是说是您一个人送老舍先生的遗体去的八宝山？
胡：因为那天我家还有一个看门的老头儿，让他陪着我去的，一直跟着我。八宝山那时候死人特别多。1978年给老舍平反时，在八宝山非常轰动，八宝山里面都是人，满满的，大街上人也非常多。好多人都说，老舍一直是爱国的。邓大姐在没有正式纪念的时候，先半点钟来了，把我叫到休息室，当场跟我说，你真坚强呀，让你儿女跟你学。倘若要是没有打倒“四人帮”，你、我都活不了。这是邓大姐亲口跟我说的。
傅：老舍去世前一天，从文联回家以后没跟您说过什么吗？
胡：什么也没说，他自己觉得那五百多人没有他，七百多人也没有他。全国文联斗田汉、夏衍，也没他，所以他才给文联打电话要去。不想一去就那么样儿了。……回来之后，老舍跟我说，我希望把我的委屈说说，你写，写完之后让人给寄了去。那时只能寄。我儿子把我写的这个贴在身上，那时都夜里三点钟了，总理已经睡了，秘书接进去了，说，老舍已经没有了，你安心等待我们把老舍找着。特意给我打来电话。那时候还不知道老舍死，就知道他第二天失踪了。跟我要人，文联来的人把所有的墙都敲敲打打。上头有一个窟窿，还爬上去看看老舍是不是藏里头了……
傅：您是说是您一人送老舍去八宝山的？
胡：是我自己跟着棺材走的。、
傅：老舍那天回家后，您看没看出他当时的状态很不好？
胡：他很少在家里说家长里短。第二天早上我特意让老杨买了焦圈，买了烧饼，熬的粥，他一点都没吃。他告诉我说，你有你的工作，我有我的工作，我们两人不要掺和，我上我的机关，你上你的机关。我就傻子似地听他这个了。要是多留一个心眼，他出去我跟着，兴许就不会出事了。
“揭发者”草明：自杀的好多，只不过是他有名气
傅：您对他自杀怎么看？
草明：我根本没有想到他们会怀疑我，因为当时斗他的又不止他一个人，我就说了那么一句，那是事实。
傅：有人说你当时那句话导致红卫兵对老舍的批斗，毒打更厉害，以致他投湖自杀，明年就文革30年了，您今天想起来，对当时说过的那句话有没有愧疚的心情？
草明：那是在文革初期，谁知道后来扩大成那样，谁知道他后来受不了。自杀的好多，不过是他有名气，大家就很重视。当个作家、艺术家的，好事坏事都有名。
钱理群：“焚书坑儒”把老舍逼到绝路上去了
有很多知识分子，包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到1948年，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老舍已经放弃了，但老舍有个最后的底线，就是安身立命的东西得守住。我觉得孔庙那场大火，烧书的情景可能对他刺激最大，这使他感到文化的毁灭。从他心里来分析，他会感到这是明显的“焚书坑儒”。而焚书坑儒对中国知识分子是个无法抹去的记忆。我觉得，他至少感到“焚书坑儒”的时代来了。
他的死不能解释为抗争，因为他不可能成为异端。他这种行为不是异端的行为，他的死也没有到抗争这个份儿，而是说他已经无处可退了。他要保持自己的清白，保持住最后的一个点，不能再让了，我的妥协、迁就、让步已经到终点了。这一步他无论如何跨不过去了。这个因素再加上其他因素，他投湖。我是比较相信合力的作用，有时一个人稍微错过一点儿就不会死。就好比一个人被汽车撞死了，实际上有多种因素，如果之前有人跟他多说一句话，他也就躲过去了。这就是合力到一个点上了，缺一个因素都不行。如果说以死抗争，那就不管什么因素都死。如果是以死抗争的话，其他因素都不重要了，他已经下定决心去死了。我觉得从个性来说，老舍也不是这样。他不是那种刚烈的、宁折不弯的，他还是外圆的、外圆内方型的。
摘自《老舍之死口述实录》
傅光明 郑实/采写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版
